空間歷史記憶的建構與鬥爭---以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為例(上）
空間歷史記憶的建構與鬥爭
---以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為例
一、研究動機：
2003年10月初，蘋果日報、中國時報等媒體報導：台中工業區策進會，為解決交通問題，計畫於台中市都市計畫會議時，提出貫通東海校園的聯外道路案。其中一個方案，還會貫通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
這則消息引發了東海大學校園內強烈的反應，學生發起了連署簽名、遊行、公投等一連串活動，校友及教授也紛紛在媒體上發表文章，表示對此案的不滿。這起「東海教堂聯外道路」事件，使東海師生和台中市長胡志強，成了10月份各媒體新聞的焦點。
事實上從1989年以來東海大學已發生了十餘起關於校園景觀的爭議事件，起因大都是由於校方行政單位，意圖改變校園景觀，在校內興建大樓或校舍所致。如果略做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這次事件在許多操作方式和文字論述上，都和過去發生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有許多相近之處。
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分析，東海校園不斷發生的類似爭議，和近年年來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轉變有密切關係，然而類似的校園空間變化在台灣各大專院校都同樣發生，為何獨獨在東海卻會有一連串的校園空間運動發生？
乍看之下東海的空間運動頗近似於柯司特（Manual Castells）定義下，盛行於70、80年代歐美地區的「都市社會運動」（Manual Castells，1983，中文翻譯，陳志梧，1999）但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主要行動者是具流動性的學生，大部分的學生幾乎都在四至五年內要離開校園，這和都市社會運動中定居的在地行動者有很大不同。因此值得討論的是甚麼樣的機制運作，使得具流動性、不同世代的學生，可以重複著類似的行動？形成集體行動的認同？
想當然爾的，集體記憶的形成，在這過程中自然是極重要的一部分。然而集體記憶並非一個既予的客觀實體，它一方面在許多不同的實踐中被反覆建構、強化，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不同行動者鬥爭的戰場。各個不同的行動者，採取不同的對集體記憶的詮釋，並設法取得自己的文化霸權。
本文因此想從「文化—行動」的角度出發，去理解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是在如何的一個文化脈絡中形成？運動的行動者是在哪些既與的文化和集體記憶上行動的？他們的行動又如何轉化和重新建構這些文化和集體記憶？
另一方面校方行政單位和學生的行動，都不可能自外於台灣社會的變化之外。在這個集體記憶鬥爭的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對象徵符號和社會實踐的挪用。只有把這些挪用、轉化的行動放在台灣社會發展的歷史背景中，我們才能對這運動中的集體記憶與修辭的轉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在這篇研究中我將借用台社季刊最近發表的「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一文中，對台灣戰後社會發展的歷史分期架構。設法讓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和台灣社會的發展相互對話，以期能對兩者有更辯證、深刻的理解。
二、第一本校史---東海大學校史
東海大學創校
民國四十一年（1952），設於美國紐約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計畫在台灣籌設一座基督教大學，藉以延續基督教在華的教育事業，並繼承淪陷於中國大陸的十三所教會大學的優良傳統。經過聯董會和台灣教育界、宗教界及官方多次的討論之後，決定將這所學校設立於台中，並命名為「東海大學」。
民國四十四年（1955）
第一本校史
民國七十年（1981），為慶祝東海大學建校二十五週年，東海出版了第一本完整而有系統的校史---「東海大學校史」。這本書採取分段紀事的方式，將東海大學二十五年的歷史分成了：開創時期（民國44年—46年）、成長時期（民國46年—55年）、爭議時期（民國55年—61年）、轉型時期（民國61年—67年）、擴展時期（民國67—69年）。
各期的分段點，大致和歷任校長的更替時間相吻合。似乎暗示著東海大學的發展和校長的領導密切相關，也凸顯了這份校史基本上是針對東海校園內部事物與發展的紀錄，而非將東海視為台灣社會環境下的一個縮影來看待。因此對於東海發展和台灣社會變遷的關係甚少提及。
另一方面從開創—成長—爭議—轉型—擴展，這個歷史序列的過程，頗為吻合某種黑格爾式的歷史辯證發展模式。用海登懷特的觀點（Hayden White，1999）來看，東海歷史被放在一個有機論的「析辯詮釋語相」（Mode of argument）中，各個時期的發展都歸類在一個有秩序的東海發展過程中。雖然有機論的歷史詮釋不會提出特定的歷史法則（那就變成機械論了），但是朝向某種特定的目的。而在東海大學校史中，校園的發展是以校舍、師生人數的不斷增加來表現。這裡面暗含著一種直線的、偏物質的、現代化發展觀，和當時台灣社處在改革威權時期（1970—1987，參見台社，2003：4）的「現代化」意識型態有某種程度的合拍。
個歷史記述中，出現比較多元、複雜的聲音的時段，是爭議時期和轉型時期，也就是聯董會逐漸撤除對東海的資金贊助後，東海面臨轉型的問題。但緊接著在梅可望上任後就是東海的擴大發展時期，是一連串學校在設備和師生人數的長足進步。似乎前一階段的爭議、困難，在梅可望上任之後獲得解決。東海由混亂和衝突中，重新走向光明和發展的大道。這個敘述過程中採取了一種喜劇式的「精製情節語相」（Mode of emplotment），外在環境雖然給予東海種種的考驗，然而在東海人（梅可望？）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克服困難，走向東海繼創校前十五年後，另一個發展的高峰。其中的樂觀和自信的語氣溢於言表。
三、東潮時期：-民國76—79年（1987—1990）
在民國70年出版的東海大學校史結尾中，我們只看到對東海走向擴大發展道路的自信，卻沒有看到校內對這樣的方向的質疑。特別是在爭議時期校內不分師生都參與了校園未來發展的辯論的的情境下，我們實在很難想像，校園內部的衝突會在梅可望上任後，瞬時消失無蹤。
不過70年代、80年代初期的台灣校園，仍然是處在國民黨威權政體的高壓統治下，除了台大等少數學校外，少有學生參與當外的政治活動，或校園內的改革。因此即使有不滿的聲音，也未必能形成具體的行動。
80年代末期情況開始轉變。台灣社會進入改革威權時期和民粹威權時期的過渡階段，「各種各類的社會運動和抗議行動在戒嚴法既廢、強人已死之下蜂起全島。」（台社，2003：7）一向封閉的大學校園也開始震動。鄧丕雲稱1986年7月到1988年6月為台灣80年代學運的突破期（鄧丕雲，1993），校園運動從原本台大一枝獨秀，變成全島性的普遍現象。各校都出現了以爭取言論免審稿權和校園民主為主題的地下刊物，並出現許多以地下社團形式運作的行動團體。這些團體大都是採取體制外的形式，以單線聯絡的方式進行成員間的聯繫，這是在當時政治環境下不得已的選擇。
1987年由於東海大學企圖將校內約農河加蓋，稍後又因要拆除女生宿舍前的樹林以興建新宗教中心，兩件事在校內引起很大爭議，有同學在校內海報牆上張貼海報抗議。由於東潮採地下團體、單線聯絡方式，雖然在刊物上有針對新宗教中心事件進行抨擊，但是否有動員團體成員進行活動就不得而知了。
在新宗教中心正式動工後，有同學在校內各主要出入口噴漆抗議。這顯現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雖然有較過去更廣大的行動空間，但是仍然只能以地下、零星的方式行動。然也就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一個新的、和校方既定方向不同的校園論述漸漸發展起來。
三、相思林時期：民國79年--83年（1990—1994）
台灣學生運動在1986年逐漸突破校園政治禁忌後，在1989、1990年開始有了更多元的發展，一方面原有的地下社團開始正式化，甚至以正式社團名義招收成員。同時在議題上開始浮現大學改造、社會實踐與政治抗爭三大主軸。（鄧丕雲，1993：210）
在1990年3月爆發的三月學運，確立了台灣學生運動的正當性。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抗議，不再被視為是洪水猛獸，而被視為是理想主義和社會改革著的重要一環。在這樣的背景下緊接著同年6月，由於梅可望以「交互贈與」方式，將東海相思林地賣給郵政總局，產生了東海校內第一宗的遊行抗議事件--「相思林事件」。
「相思林事件」的影響可以說是多方面的，首先這是學生首次以文字和行動，正式提出了有別於校方的校園發展歷史論述。學生們對梅可望以來的發展方向提出質疑，並由於「交互贈與」暗含的私相授受意味，對在原本「東海大學校史」中具有傳奇英雄角色的梅可望的地位提出質疑。從這個觀點看，學生們是以「諷喻式」的歷史語調指出東海既有發展論述的限制，而非是戲劇式、直線式的看待東海的發展歷史。
其次透過後來校友的響應，以及學生和校友、校方行政人員工擔任代表，和郵政總局協調「償回校地」事宜，學生的行動和論述獲得了正當性，也使得這個新的歷史詮釋取得了和校方正統歷史論述分庭抗禮的地位。連帶的學生對相思林和東海校園景觀變更提出批評、抗議的正當性也被確立，形塑了後來不斷發生的東海校空間運動的空間。
第三，東海校園空間做為某種意識型態的物質化表現，其意涵也開始改變。文理大道不只是學習、遊樂的場所，同時也是校內遊行抗議的空間。東海學生除了在海報牆抗議之外，是可以在校園空間內進行遊行的。在當時除了台大「自由之愛」事件外，幾乎還沒有學校的學生做過類似的行動。
最後，由於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的發生，連帶的相思林的象徵意義也被確立，因此後來東海校方計畫砍乏相思林地，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才會再度引起爭議。而在其後由於學校經費不足無法購得其他土地換回相思林地，形成二次和三次的相思林抗爭。學生甚至在動員月會校長發言時，直接拉起白布條抗議。最後郵政總局還是在相思林地動工興建「備援中心」，但「相思林事件」從行動、抗議到失敗的歷史，貫穿了從民國79到83年的東海空間運動歷史，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歷史記憶，變成了學生日後行動時重要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