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22 08:39:43解影
客家流行音樂與社會實踐：邱晨、林生祥、阿淘（一）
這篇也是研究所時幫老師做的研究，問題意識也是我提的，邱晨的訪問以及資料初步分析由我負責，生祥的訪談是交大的同學邱仕弘負責，他後來的碩士論文也是寫交工樂隊，阿淘和邱晨的第二次訪談，則是由好友林純瑜負責。最後的結論以及理論分析部分，當然還是由老師負責。
當時提出這個題目，只是根據自己以前在客家聚落工作的經驗，提出來的發想，沒想到竟會獲得老師支持，寫成研究計畫，並進行了半年的研究，做出一篇小論文。
本文為初稿，請勿任意引用轉載，如欲使用，請和作者聯繫！！
客家流行音樂與社會實：邱晨、林生祥、阿淘）
一、 研究課題：
流行音樂與文化政治的關連，向來是文化研究的熱門課題，由此帶出了許多直得深思的課題：流行音樂能夠發揮社會變革的作用嗎？在強大的流行音樂文化工業的力量之下，流行音樂如何不被收編？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之下，一種具進步性的流行音樂，要如何有效的接合、吸收在地的文化元素，成為批判與反抗的力量呢？
初步看來，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生產/行銷」的經濟層面，以及「美學表現」的文本分析層面，兩方面來探討。
---經濟面的討論----
從經濟的層面來看，法蘭克福學派早就對「流行音樂」所涉及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的運作進行過強烈的批判。近年來人文和社會科學雖然已經在討論「文化轉向」，在理論上肯定文化是社會的基石、歷史變化的主因，是一切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非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經濟活動的反映。但到了世紀末，文化與經濟的辯論已經沒多大意義，因為在各領域差不多都用文學批評的「文本」觀念作為分析工具，所有的實踐都被文本化了，「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遭受忽視，而正是在生活經驗這個層次上來觀察，我們看到「文化」變得越來越工具化、商品化 。（註一）
因此對於嘗試想要用「流行音樂」進行某種「社會實踐」（註二） 的歌手來說，要如何和「文化工業」保持距離？甚至是保持怎樣的距離？就變成是一個必須認真考量的問題。雖然抱有批判意識的歌手，對於主流文化工業可以說出：「我無視於他們的存在！」（註三） 這樣豪氣的話，但現實上創作者也需要滿足經濟和物質的需求，也有生計問題要面對。同時從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看，一個帶有批判意識的作品，必須要能吸引一般社會大眾。以本研究所涉及的客家歌手來說，不論他們有什麼樣的政治意圖，從市場和社會實踐的效果來說，他們都必須讓其作品同時吸引客家和非客家的族群，而不能停留在「自戀」的層次。對這些因素的考量，都會展現在創作者的創作手法、行銷策略中。
在這個層面上，「非正式經濟」的存在，似乎為意圖和主流文化工業保持距離的音樂創作者，打開了一個空間。Ullrich Kockel 曾用一個圖表示這兩種經濟型態的關係（如下圖）；他稱主流經濟為「正式經濟」(formal economy)，意即用各式各樣法規和制度來「命令」全世界的金融交易，而稱民間經濟為「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後面這種模式的好處除了是照顧經濟弱勢者（包括外地文化者如移工）之外，它也較能維護公共空間的「多孔性」，讓人們有較為民主的交易空間，與外來文化相處的態度也較為寬鬆，但又因經濟弱勢、社會移動能力較差、而能保有色彩鮮明的在地文化。
（註一）：Kockel, Ullrich. (2002), ‘Culture and Economy: A Brief Introduction’, in Kockel, 2002.
（註二）本文用「社會實踐」指稱有批判意識的流行歌手，特別是我們研究中涉及的三位客家流行音樂創作者，嘗試透過音樂創作以及個人行為，去進行對社會的批判與改革的各種實踐。在行文之初，研究團隊內部有討論過是否要使用「社會運動」個字眼，由於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棟，各方學者說法不一，同時阿淘所參與的「社區運動」，以及邱晨曾參與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黨外政治運動」等，在何種意義上可稱之為社會運動，也是個複雜的課題。本文因此使用意義較廣泛、略顯籠統的「社會實踐」，取代容易引起爭議的「社會運動」。
（註三）陳永淘，＜阿淘的一些故事＞
雖然「非正式經濟」可能對「民間文化」產生比較積極、正面的作用，不過實際做起來，可不是市場VS創作二分法那麼簡單。或許毛澤東游擊戰準則的：『拉中帶打、打中帶拉、又拉又打、又打又拉』，更能表達其中涉及層面的複雜程度。在這裡除了創作者或工作團隊，如何有可能在音樂創作/表演的專長上，同時身兼財務、發行、行銷等各種繁難的行政工作的問題外。另外我們不要忘記了，「抗議歌手」、「社會歌手」的形象塑造，其實也是主流唱片工業，在分眾化市場的趨勢，經常使用的策略。
和市場同樣尖銳而敏感的問題，則是和「國家文化機制」的關係。在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概念中，國家經常被視為是和「民間」相對立的概念。但是如果將「市場」的作用列入考量，則國家是否必然是「民間文化」的殺手，則有待商榷。反而主張「民間VS國家」二元論者，經常對其「民間」概念中，隱藏的市場和資本的力量習焉而不察，任令「民間文化」被市場和資本所摧殘、收編。特別是在90年代之後，台灣的國家機器大幅進行各種「社區總體營造」、「本土化」等各種「文化治理」的工作，要想完全拒絕國家的補助，其實相當困難。但是這也非意味著國家的「文化治理」必然是正面的，如同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指出的，特別是台灣國家機器的文化政策實踐中，其中國族主義建構的意圖是非常明顯。因此和面對市場的問題類似，有批判理念的歌手，如何拿捏和國家的「拉/打」的距離，變成另一個考驗其理念能否堅持下去的議題。
---美學表現的問題----
然而如果只從「生產/行銷」的層面，來釐定流行音樂歌手的「社會實踐」仍嫌偏頗。稍微拜訪台灣各客家聚落的唱片行，就可以發現有許多的「客家流行歌曲」、「客家山歌」的錄音帶、CD在發行。這些一直在各客家聚落流通的「母語歌曲」，就「生產/行銷」層面上來看，也是和主流經濟不同的「非正式經濟」的流通。但是除了以客家母語發音外，其歌詞內容、旋律幾乎和主流的流行音樂沒有不同，那麼這些CD、錄音帶是否也是某種具有「批判意識」、「反主流」的音樂創作？
從最直接的方面來看，使用「客家母語」來創作、發聲，本身就是對主流文化的抗議。不過流行音樂的社會實踐如果僅止於語言的使用，缺乏更深刻的美學表現的反省，則甚至跟著主流文化的美學表現方式進行，那麼不管從市場的角度或是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音樂都很難維持長久，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
因此除了經濟層面外，我們認為一個音樂創作者在其作品中的「美學表現」，也是分析其反抗性、批判性的社會實踐的重要層面。
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的「社會運動」觀點來看，Sidney Tarrow認為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會有一個「框架異議」（framing contention）過程，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必須設法建立一個「框架」，用以定位現在的情境、敵人和行動策略。這個框架不可能完全承襲原有社會的文化框架，但也不可能是全新的。一個有行動力的框架產生，必須透過一個接合轉化的過程。（註四）
外文化研究學者Grossberg則認為，流行音樂本身提供了一個「情感結盟」（Affect alliance）的機制 。換言之 引發社會運動所需的「框架」，不只是文字的、理性的，也必須要有情感的的層面。而音樂因其表現的特性，往往比文字能提供情感方面的框架的接合。（註五）
這裡必須釐清的是單純的「政治抗議歌曲」和具有「抗議性美學」的歌曲的差異。特別是在台灣80年代末期的社會運動、政治民主化運動的場合中，經常有許多的「政治抗議歌曲」，例如：「台灣魂」、「勇敢的台灣人」等等的歌曲被傳唱。這些歌曲多半在其歌詞中，直接的表達出其政治訴求，或是對現狀的不滿，其曲調旋律往往採取進行曲式，以鼓動現場的群眾。這些歌曲的內容和特定主題、場合的連結非常強，以致於這些歌曲經常會隨著特定的政治議題消失而跟著消失。
不過另外一種具「抗議性美學」的歌曲，例如是交工樂隊所創作的客家歌曲，則在美學的表現上較前述的「政治抗議」歌曲，有更為精細、複雜的設計。例如：「交工樂隊」除了使用母語演唱外，音樂演奏上還設法接合各種傳統的音樂元素如八音、嗩吶等等。另外在題材上，也未必是是直接而煽情的政治吶喊，經常會有細膩的對現實的描繪。這種具「抗議性美學」的歌曲，由於其突出的美學表現形式，常會產生改變現有「文化典範」的效果。而在其所涉及的政治議題消失後，仍有可能對現有主流文化，特別是音樂文化，產生一定的衝擊。
這樣的美學表現未必是來自於創作者自覺性的生產，有時只是創作者對自己生活、個人生命的誠實坦露。同時也和歌曲生產、行銷的社會情境脈絡密切相關。
（註四）Sidney Tarrow，1998，《Power in Movement》：106-122。
（註五）Grossberg Lawrence，1992，《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研究主題：客家流行音樂與社會實踐----
將前述關於流行音樂與社會實踐的討論視角，投向台灣的客家流行音樂，其中出身美濃的林生祥與交工樂隊，和出身新竹關西的阿淘（陳永淘），其創作和個人社會運動實踐的關係是最顯著的。兩個人都嘗試利將客家的語言、文化要素，編入音樂的創作和表演中。他們和社會運動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林生祥/交工樂隊與美濃反水庫運動，阿淘和新竹峨眉的生態保育運動，都有積極的參與，而這些關心也都表現在其音樂創作中。
林生祥/交工樂隊與阿淘的音樂和社會運動的關連，使我們想到在台灣流行音樂史上的一位重要角色---出身東勢的歌手邱晨（本名邱憲榮）他是在台灣校園民歌流行時期崛起的歌手。其後創立了轟動一時的搖滾樂團---丘丘合唱團。在離開丘丘合唱團之後，因為對於湯英伸事件的關心，親自到「特富野」部落進行訪問，並創作「報導音樂—特富野專輯」（後來被禁）。和林生祥/交工樂隊及阿淘不同的是，邱晨後來和民進黨的政治運動關係頗為密切，甚至代表民進黨兩度參選東勢鎮長。
這三個人在創作內容上的差異，除了個人的選擇外，也多少表現了其所身處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力。本研究因此想從三人的創作歷程、音樂美學風格與對社會變革的參與方式著手，去探討在當前台灣客家文化的元素被編入流行音樂中，並被賦予某種社會變革的期待時，其所具有的可能性與限制。
（本文為初稿，請勿任意引用轉載，如欲使用，請和作者聯繫！！）
當時提出這個題目，只是根據自己以前在客家聚落工作的經驗，提出來的發想，沒想到竟會獲得老師支持，寫成研究計畫，並進行了半年的研究，做出一篇小論文。
本文為初稿，請勿任意引用轉載，如欲使用，請和作者聯繫！！
客家流行音樂與社會實：邱晨、林生祥、阿淘）
一、 研究課題：
流行音樂與文化政治的關連，向來是文化研究的熱門課題，由此帶出了許多直得深思的課題：流行音樂能夠發揮社會變革的作用嗎？在強大的流行音樂文化工業的力量之下，流行音樂如何不被收編？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之下，一種具進步性的流行音樂，要如何有效的接合、吸收在地的文化元素，成為批判與反抗的力量呢？
初步看來，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生產/行銷」的經濟層面，以及「美學表現」的文本分析層面，兩方面來探討。
---經濟面的討論----
從經濟的層面來看，法蘭克福學派早就對「流行音樂」所涉及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的運作進行過強烈的批判。近年來人文和社會科學雖然已經在討論「文化轉向」，在理論上肯定文化是社會的基石、歷史變化的主因，是一切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非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經濟活動的反映。但到了世紀末，文化與經濟的辯論已經沒多大意義，因為在各領域差不多都用文學批評的「文本」觀念作為分析工具，所有的實踐都被文本化了，「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遭受忽視，而正是在生活經驗這個層次上來觀察，我們看到「文化」變得越來越工具化、商品化 。（註一）
因此對於嘗試想要用「流行音樂」進行某種「社會實踐」（註二） 的歌手來說，要如何和「文化工業」保持距離？甚至是保持怎樣的距離？就變成是一個必須認真考量的問題。雖然抱有批判意識的歌手，對於主流文化工業可以說出：「我無視於他們的存在！」（註三） 這樣豪氣的話，但現實上創作者也需要滿足經濟和物質的需求，也有生計問題要面對。同時從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看，一個帶有批判意識的作品，必須要能吸引一般社會大眾。以本研究所涉及的客家歌手來說，不論他們有什麼樣的政治意圖，從市場和社會實踐的效果來說，他們都必須讓其作品同時吸引客家和非客家的族群，而不能停留在「自戀」的層次。對這些因素的考量，都會展現在創作者的創作手法、行銷策略中。
在這個層面上，「非正式經濟」的存在，似乎為意圖和主流文化工業保持距離的音樂創作者，打開了一個空間。Ullrich Kockel 曾用一個圖表示這兩種經濟型態的關係（如下圖）；他稱主流經濟為「正式經濟」(formal economy)，意即用各式各樣法規和制度來「命令」全世界的金融交易，而稱民間經濟為「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後面這種模式的好處除了是照顧經濟弱勢者（包括外地文化者如移工）之外，它也較能維護公共空間的「多孔性」，讓人們有較為民主的交易空間，與外來文化相處的態度也較為寬鬆，但又因經濟弱勢、社會移動能力較差、而能保有色彩鮮明的在地文化。
（註一）：Kockel, Ullrich. (2002), ‘Culture and Economy: A Brief Introduction’, in Kockel, 2002.
（註二）本文用「社會實踐」指稱有批判意識的流行歌手，特別是我們研究中涉及的三位客家流行音樂創作者，嘗試透過音樂創作以及個人行為，去進行對社會的批判與改革的各種實踐。在行文之初，研究團隊內部有討論過是否要使用「社會運動」個字眼，由於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棟，各方學者說法不一，同時阿淘所參與的「社區運動」，以及邱晨曾參與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黨外政治運動」等，在何種意義上可稱之為社會運動，也是個複雜的課題。本文因此使用意義較廣泛、略顯籠統的「社會實踐」，取代容易引起爭議的「社會運動」。
（註三）陳永淘，＜阿淘的一些故事＞
雖然「非正式經濟」可能對「民間文化」產生比較積極、正面的作用，不過實際做起來，可不是市場VS創作二分法那麼簡單。或許毛澤東游擊戰準則的：『拉中帶打、打中帶拉、又拉又打、又打又拉』，更能表達其中涉及層面的複雜程度。在這裡除了創作者或工作團隊，如何有可能在音樂創作/表演的專長上，同時身兼財務、發行、行銷等各種繁難的行政工作的問題外。另外我們不要忘記了，「抗議歌手」、「社會歌手」的形象塑造，其實也是主流唱片工業，在分眾化市場的趨勢，經常使用的策略。
和市場同樣尖銳而敏感的問題，則是和「國家文化機制」的關係。在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概念中，國家經常被視為是和「民間」相對立的概念。但是如果將「市場」的作用列入考量，則國家是否必然是「民間文化」的殺手，則有待商榷。反而主張「民間VS國家」二元論者，經常對其「民間」概念中，隱藏的市場和資本的力量習焉而不察，任令「民間文化」被市場和資本所摧殘、收編。特別是在90年代之後，台灣的國家機器大幅進行各種「社區總體營造」、「本土化」等各種「文化治理」的工作，要想完全拒絕國家的補助，其實相當困難。但是這也非意味著國家的「文化治理」必然是正面的，如同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指出的，特別是台灣國家機器的文化政策實踐中，其中國族主義建構的意圖是非常明顯。因此和面對市場的問題類似，有批判理念的歌手，如何拿捏和國家的「拉/打」的距離，變成另一個考驗其理念能否堅持下去的議題。
---美學表現的問題----
然而如果只從「生產/行銷」的層面，來釐定流行音樂歌手的「社會實踐」仍嫌偏頗。稍微拜訪台灣各客家聚落的唱片行，就可以發現有許多的「客家流行歌曲」、「客家山歌」的錄音帶、CD在發行。這些一直在各客家聚落流通的「母語歌曲」，就「生產/行銷」層面上來看，也是和主流經濟不同的「非正式經濟」的流通。但是除了以客家母語發音外，其歌詞內容、旋律幾乎和主流的流行音樂沒有不同，那麼這些CD、錄音帶是否也是某種具有「批判意識」、「反主流」的音樂創作？
從最直接的方面來看，使用「客家母語」來創作、發聲，本身就是對主流文化的抗議。不過流行音樂的社會實踐如果僅止於語言的使用，缺乏更深刻的美學表現的反省，則甚至跟著主流文化的美學表現方式進行，那麼不管從市場的角度或是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音樂都很難維持長久，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
因此除了經濟層面外，我們認為一個音樂創作者在其作品中的「美學表現」，也是分析其反抗性、批判性的社會實踐的重要層面。
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的「社會運動」觀點來看，Sidney Tarrow認為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會有一個「框架異議」（framing contention）過程，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必須設法建立一個「框架」，用以定位現在的情境、敵人和行動策略。這個框架不可能完全承襲原有社會的文化框架，但也不可能是全新的。一個有行動力的框架產生，必須透過一個接合轉化的過程。（註四）
外文化研究學者Grossberg則認為，流行音樂本身提供了一個「情感結盟」（Affect alliance）的機制 。換言之 引發社會運動所需的「框架」，不只是文字的、理性的，也必須要有情感的的層面。而音樂因其表現的特性，往往比文字能提供情感方面的框架的接合。（註五）
這裡必須釐清的是單純的「政治抗議歌曲」和具有「抗議性美學」的歌曲的差異。特別是在台灣80年代末期的社會運動、政治民主化運動的場合中，經常有許多的「政治抗議歌曲」，例如：「台灣魂」、「勇敢的台灣人」等等的歌曲被傳唱。這些歌曲多半在其歌詞中，直接的表達出其政治訴求，或是對現狀的不滿，其曲調旋律往往採取進行曲式，以鼓動現場的群眾。這些歌曲的內容和特定主題、場合的連結非常強，以致於這些歌曲經常會隨著特定的政治議題消失而跟著消失。
不過另外一種具「抗議性美學」的歌曲，例如是交工樂隊所創作的客家歌曲，則在美學的表現上較前述的「政治抗議」歌曲，有更為精細、複雜的設計。例如：「交工樂隊」除了使用母語演唱外，音樂演奏上還設法接合各種傳統的音樂元素如八音、嗩吶等等。另外在題材上，也未必是是直接而煽情的政治吶喊，經常會有細膩的對現實的描繪。這種具「抗議性美學」的歌曲，由於其突出的美學表現形式，常會產生改變現有「文化典範」的效果。而在其所涉及的政治議題消失後，仍有可能對現有主流文化，特別是音樂文化，產生一定的衝擊。
這樣的美學表現未必是來自於創作者自覺性的生產，有時只是創作者對自己生活、個人生命的誠實坦露。同時也和歌曲生產、行銷的社會情境脈絡密切相關。
（註四）Sidney Tarrow，1998，《Power in Movement》：106-122。
（註五）Grossberg Lawrence，1992，《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研究主題：客家流行音樂與社會實踐----
將前述關於流行音樂與社會實踐的討論視角，投向台灣的客家流行音樂，其中出身美濃的林生祥與交工樂隊，和出身新竹關西的阿淘（陳永淘），其創作和個人社會運動實踐的關係是最顯著的。兩個人都嘗試利將客家的語言、文化要素，編入音樂的創作和表演中。他們和社會運動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林生祥/交工樂隊與美濃反水庫運動，阿淘和新竹峨眉的生態保育運動，都有積極的參與，而這些關心也都表現在其音樂創作中。
林生祥/交工樂隊與阿淘的音樂和社會運動的關連，使我們想到在台灣流行音樂史上的一位重要角色---出身東勢的歌手邱晨（本名邱憲榮）他是在台灣校園民歌流行時期崛起的歌手。其後創立了轟動一時的搖滾樂團---丘丘合唱團。在離開丘丘合唱團之後，因為對於湯英伸事件的關心，親自到「特富野」部落進行訪問，並創作「報導音樂—特富野專輯」（後來被禁）。和林生祥/交工樂隊及阿淘不同的是，邱晨後來和民進黨的政治運動關係頗為密切，甚至代表民進黨兩度參選東勢鎮長。
這三個人在創作內容上的差異，除了個人的選擇外，也多少表現了其所身處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力。本研究因此想從三人的創作歷程、音樂美學風格與對社會變革的參與方式著手，去探討在當前台灣客家文化的元素被編入流行音樂中，並被賦予某種社會變革的期待時，其所具有的可能性與限制。
（本文為初稿，請勿任意引用轉載，如欲使用，請和作者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