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22 08:39:43解影

客家流行音樂與社會實踐:邱晨、林生祥、阿淘(一)

這篇也是研究所時幫老師做的研究,問題意識也是我提的,邱晨的訪問以及資料初步分析由我負責,生祥的訪談是交大的同學邱仕弘負責,他後來的碩士論文也是寫交工樂隊,阿淘和邱晨的第二次訪談,則是由好友林純瑜負責。最後的結論以及理論分析部分,當然還是由老師負責。

當時提出這個題目,只是根據自己以前在客家聚落工作的經驗,提出來的發想,沒想到竟會獲得老師支持,寫成研究計畫,並進行了半年的研究,做出一篇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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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流行音樂與社會實:邱晨、林生祥、阿淘)

一、 研究課題:

流行音樂與文化政治的關連,向來是文化研究的熱門課題,由此帶出了許多直得深思的課題:流行音樂能夠發揮社會變革的作用嗎?在強大的流行音樂文化工業的力量之下,流行音樂如何不被收編?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之下,一種具進步性的流行音樂,要如何有效的接合、吸收在地的文化元素,成為批判與反抗的力量呢?

初步看來,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生產/行銷」的經濟層面,以及「美學表現」的文本分析層面,兩方面來探討。

---經濟面的討論----

從經濟的層面來看,法蘭克福學派早就對「流行音樂」所涉及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的運作進行過強烈的批判。近年來人文和社會科學雖然已經在討論「文化轉向」,在理論上肯定文化是社會的基石、歷史變化的主因,是一切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非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經濟活動的反映。但到了世紀末,文化與經濟的辯論已經沒多大意義,因為在各領域差不多都用文學批評的「文本」觀念作為分析工具,所有的實踐都被文本化了,「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遭受忽視,而正是在生活經驗這個層次上來觀察,我們看到「文化」變得越來越工具化、商品化 。(註一)

因此對於嘗試想要用「流行音樂」進行某種「社會實踐」(註二) 的歌手來說,要如何和「文化工業」保持距離?甚至是保持怎樣的距離?就變成是一個必須認真考量的問題。雖然抱有批判意識的歌手,對於主流文化工業可以說出:「我無視於他們的存在!」(註三) 這樣豪氣的話,但現實上創作者也需要滿足經濟和物質的需求,也有生計問題要面對。同時從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看,一個帶有批判意識的作品,必須要能吸引一般社會大眾。以本研究所涉及的客家歌手來說,不論他們有什麼樣的政治意圖,從市場和社會實踐的效果來說,他們都必須讓其作品同時吸引客家和非客家的族群,而不能停留在「自戀」的層次。對這些因素的考量,都會展現在創作者的創作手法、行銷策略中。

在這個層面上,「非正式經濟」的存在,似乎為意圖和主流文化工業保持距離的音樂創作者,打開了一個空間。Ullrich Kockel 曾用一個圖表示這兩種經濟型態的關係(如下圖);他稱主流經濟為「正式經濟」(formal economy),意即用各式各樣法規和制度來「命令」全世界的金融交易,而稱民間經濟為「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後面這種模式的好處除了是照顧經濟弱勢者(包括外地文化者如移工)之外,它也較能維護公共空間的「多孔性」,讓人們有較為民主的交易空間,與外來文化相處的態度也較為寬鬆,但又因經濟弱勢、社會移動能力較差、而能保有色彩鮮明的在地文化。

(註一):Kockel, Ullrich. (2002), ‘Culture and Economy: A Brief Introduction’, in Kockel, 2002.

(註二)本文用「社會實踐」指稱有批判意識的流行歌手,特別是我們研究中涉及的三位客家流行音樂創作者,嘗試透過音樂創作以及個人行為,去進行對社會的批判與改革的各種實踐。在行文之初,研究團隊內部有討論過是否要使用「社會運動」個字眼,由於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棟,各方學者說法不一,同時阿淘所參與的「社區運動」,以及邱晨曾參與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黨外政治運動」等,在何種意義上可稱之為社會運動,也是個複雜的課題。本文因此使用意義較廣泛、略顯籠統的「社會實踐」,取代容易引起爭議的「社會運動」。

(註三)陳永淘,<阿淘的一些故事>


雖然「非正式經濟」可能對「民間文化」產生比較積極、正面的作用,不過實際做起來,可不是市場VS創作二分法那麼簡單。或許毛澤東游擊戰準則的:『拉中帶打、打中帶拉、又拉又打、又打又拉』,更能表達其中涉及層面的複雜程度。在這裡除了創作者或工作團隊,如何有可能在音樂創作/表演的專長上,同時身兼財務、發行、行銷等各種繁難的行政工作的問題外。另外我們不要忘記了,「抗議歌手」、「社會歌手」的形象塑造,其實也是主流唱片工業,在分眾化市場的趨勢,經常使用的策略。

和市場同樣尖銳而敏感的問題,則是和「國家文化機制」的關係。在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概念中,國家經常被視為是和「民間」相對立的概念。但是如果將「市場」的作用列入考量,則國家是否必然是「民間文化」的殺手,則有待商榷。反而主張「民間VS國家」二元論者,經常對其「民間」概念中,隱藏的市場和資本的力量習焉而不察,任令「民間文化」被市場和資本所摧殘、收編。特別是在90年代之後,台灣的國家機器大幅進行各種「社區總體營造」、「本土化」等各種「文化治理」的工作,要想完全拒絕國家的補助,其實相當困難。但是這也非意味著國家的「文化治理」必然是正面的,如同許多學者的研究中指出的,特別是台灣國家機器的文化政策實踐中,其中國族主義建構的意圖是非常明顯。因此和面對市場的問題類似,有批判理念的歌手,如何拿捏和國家的「拉/打」的距離,變成另一個考驗其理念能否堅持下去的議題。

---美學表現的問題----

然而如果只從「生產/行銷」的層面,來釐定流行音樂歌手的「社會實踐」仍嫌偏頗。稍微拜訪台灣各客家聚落的唱片行,就可以發現有許多的「客家流行歌曲」、「客家山歌」的錄音帶、CD在發行。這些一直在各客家聚落流通的「母語歌曲」,就「生產/行銷」層面上來看,也是和主流經濟不同的「非正式經濟」的流通。但是除了以客家母語發音外,其歌詞內容、旋律幾乎和主流的流行音樂沒有不同,那麼這些CD、錄音帶是否也是某種具有「批判意識」、「反主流」的音樂創作?

從最直接的方面來看,使用「客家母語」來創作、發聲,本身就是對主流文化的抗議。不過流行音樂的社會實踐如果僅止於語言的使用,缺乏更深刻的美學表現的反省,則甚至跟著主流文化的美學表現方式進行,那麼不管從市場的角度或是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音樂都很難維持長久,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

因此除了經濟層面外,我們認為一個音樂創作者在其作品中的「美學表現」,也是分析其反抗性、批判性的社會實踐的重要層面。

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的「社會運動」觀點來看,Sidney Tarrow認為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會有一個「框架異議」(framing contention)過程,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必須設法建立一個「框架」,用以定位現在的情境、敵人和行動策略。這個框架不可能完全承襲原有社會的文化框架,但也不可能是全新的。一個有行動力的框架產生,必須透過一個接合轉化的過程。(註四)

外文化研究學者Grossberg則認為,流行音樂本身提供了一個「情感結盟」(Affect alliance)的機制 。換言之 引發社會運動所需的「框架」,不只是文字的、理性的,也必須要有情感的的層面。而音樂因其表現的特性,往往比文字能提供情感方面的框架的接合。(註五)

這裡必須釐清的是單純的「政治抗議歌曲」和具有「抗議性美學」的歌曲的差異。特別是在台灣80年代末期的社會運動、政治民主化運動的場合中,經常有許多的「政治抗議歌曲」,例如:「台灣魂」、「勇敢的台灣人」等等的歌曲被傳唱。這些歌曲多半在其歌詞中,直接的表達出其政治訴求,或是對現狀的不滿,其曲調旋律往往採取進行曲式,以鼓動現場的群眾。這些歌曲的內容和特定主題、場合的連結非常強,以致於這些歌曲經常會隨著特定的政治議題消失而跟著消失。
不過另外一種具「抗議性美學」的歌曲,例如是交工樂隊所創作的客家歌曲,則在美學的表現上較前述的「政治抗議」歌曲,有更為精細、複雜的設計。例如:「交工樂隊」除了使用母語演唱外,音樂演奏上還設法接合各種傳統的音樂元素如八音、嗩吶等等。另外在題材上,也未必是是直接而煽情的政治吶喊,經常會有細膩的對現實的描繪。這種具「抗議性美學」的歌曲,由於其突出的美學表現形式,常會產生改變現有「文化典範」的效果。而在其所涉及的政治議題消失後,仍有可能對現有主流文化,特別是音樂文化,產生一定的衝擊。

這樣的美學表現未必是來自於創作者自覺性的生產,有時只是創作者對自己生活、個人生命的誠實坦露。同時也和歌曲生產、行銷的社會情境脈絡密切相關。


(註四)Sidney Tarrow,1998,《Power in Movement》:106-122。

(註五)Grossberg Lawrence,1992,《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研究主題:客家流行音樂與社會實踐----

將前述關於流行音樂與社會實踐的討論視角,投向台灣的客家流行音樂,其中出身美濃的林生祥與交工樂隊,和出身新竹關西的阿淘(陳永淘),其創作和個人社會運動實踐的關係是最顯著的。兩個人都嘗試利將客家的語言、文化要素,編入音樂的創作和表演中。他們和社會運動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林生祥/交工樂隊與美濃反水庫運動,阿淘和新竹峨眉的生態保育運動,都有積極的參與,而這些關心也都表現在其音樂創作中。

林生祥/交工樂隊與阿淘的音樂和社會運動的關連,使我們想到在台灣流行音樂史上的一位重要角色---出身東勢的歌手邱晨(本名邱憲榮)他是在台灣校園民歌流行時期崛起的歌手。其後創立了轟動一時的搖滾樂團---丘丘合唱團。在離開丘丘合唱團之後,因為對於湯英伸事件的關心,親自到「特富野」部落進行訪問,並創作「報導音樂—特富野專輯」(後來被禁)。和林生祥/交工樂隊及阿淘不同的是,邱晨後來和民進黨的政治運動關係頗為密切,甚至代表民進黨兩度參選東勢鎮長。

這三個人在創作內容上的差異,除了個人的選擇外,也多少表現了其所身處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力。本研究因此想從三人的創作歷程、音樂美學風格與對社會變革的參與方式著手,去探討在當前台灣客家文化的元素被編入流行音樂中,並被賦予某種社會變革的期待時,其所具有的可能性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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