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17 11:37:43解影
鍾理和與龍瑛宗：台灣南北客家文化經驗差異之研究（四）
（本文為初稿，請勿轉載使用。如欲使用，請聯繫作者）
先前我們即強調過，南部客家人由於具有自力耕生的能力，並不需與外界有太多聯繫，同時對於外界勢力的入侵會明顯的加以反抗。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外界，並不僅指福佬人的勢力而已，而之所以反抗，也不過是一種求生存的自我保護方式而已。在這樣的文化經驗下，他們並不樂意接受別人的施捨，但對於任何侵犯到他們生存權利的，他們則會展現出強烈的反抗性。
只是，光是反抗外界的入侵是不足的，無法反抗自身社會中的封建思想（就像鍾理和不時提到的迷信一般），終究就無法改變笠山的命運。而只有像阿壽嫂在下定決心反抗農場命令的那一瞬間，
她為了能夠再一次挺起胸脯，能夠說心頭想說的話而覺得興奮和痛快。他又回復到昔日那敢於和魔鬼周旋的李壽妹了。（《笠山農場》）
總結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說，雖然鍾理和是以「客家人」的作家來從事寫作，但他卻並非是一個族群主義者。也就是說，雖然他所展現的，是一種南部客家族群所有的「反抗性格」，但他所期許的，是這種「反抗性格」不僅存在於「客家人」，同時更擴散到各個弱小群體，而這也正是鍾理和人道主義精神之所在。同時，當這種反抗推展到「澈底」，則是反抗自我族群中封建保守的力量。於是，我們看到鍾理和這麼說：
你該知道，世間用玩自己的青春、力量、熱誠，而尚不能達到目的底事情很多很多。社會上既存在的成見，是強有力的可怕的東西，它要使有反抗性的每個年輕人，都磨削掉其富有彈力性的稜角，叫他屈服，並且柔順如羊才肯罷休。沒有反抗的勇氣的人，固然悽慘可悲，但沒有澈底反抗的勇氣，在半途裡便挫折了的人──他不能澈底實踐他的意志而摧毀了時，那時候，才是人生莫大的悲劇。是故，你說：「只有有反抗的勇氣的人，才能劈開自由與光明之路。」尚欠老成，須知只有有澈底反抗的勇氣的人，才配期待能劈開自由與光明之路的希望實現。（門）
龍瑛宗的客家情結
對於龍瑛宗作品的評論與分析，一般多離不開龍的寫作技巧，然而其作品是否具有所謂的「民族意識」（姑且不論是台灣人意識還是中國人意識），或者說是「反抗異族統治意識」，則是論點不一。而在這樣的情境下，當論及龍作品中所展現的「知識份子的無奈」，便有「龍的作品具有一種『屈從與傾斜』的現實逃避主義」的論調產生。（羅成純，1985）
龍的作品向來被認為是日治時期開創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寫作的重要經典。羅成純〈龍瑛宗研究〉一文，概述了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文所得到的推崇，並引用了其他人的評論。其中，葉石濤即認為不同於先前富抵抗精神與民族意識的寫實文學，「到了龍瑛宗以後，台灣的小說裡才出現了現代人心理的挫折，哲學的瞑想以及濃厚的人道主義」（葉石濤，1965；羅成純，1985）。日本文人葉山嘉樹也認為「這不只是台灣人的悲吟，而是地球上所有受虐待階級的悲吟。其精神與普錫金、柯立奇、魯迅相通；也與日本的普羅作家相通，十分具備了至高的文學精神內涵。」（葉山嘉樹，1937；羅成純，1985）
相對於此，當時的台籍作家卻認為龍瑛宗的作品喪失了被統治者的「抵抗精神」，反卻標榜了「被同化的心靈」以及「過於多愁善感的」（羅成純，1985）。加上日治後期龍曾為文提倡「精神文化改造論」以及發言「感謝皇軍」，甚至在詩作中即直接稱日本為「祖國」，而其後龍又留守由日人所主導的「文藝台灣」，卻遲遲未能加入以台人為主的「台灣文學」，凡此，在在皆被認為乃龍瑛宗思想上的「弱點」所致（同上）。
只是幾十年後，老作家為更老的作家叫屈，認為上述的「弱點」其實是來自於龍瑛宗的「客家情結」，而這種「客家人」意識也為龍瑛宗造成巨大的損害。
他的一輩子，充滿了挫折、困境、畏縮與妥協。他的根本思想是反抗、叛逆和前進的，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他被逼不得不妥協、退卻與躲避。他的小說中人物的絕望與傷悲就是他這靈魂的寫照。這種「動搖」的小資產階級本身加上他性格上的致命缺陷，常使得他在現實人生舞台畏縮與逃避。龍瑛宗是極端內向的人，他並沒有寫真理或寫自己立場慷慨陳詞的那種氣魄。他的內省和複雜思考，生活的壓力和莫名恐懼常使得他表面上不得不屈服於殖民者的恫嚇（葉石濤，1987）。
作為日據時代的知識份子而言，他感到有雙重的壓迫和摧殘加在他的心靈上；其一是來自共同敵人──日本殖民者，其二是來自福佬系作家有形無形的歧視。這兩種壓力的巨大陰影造成了龍瑛宗文學的「被壓迫」的意識；同時這雙重的被壓迫意識也變成被異化，被疏離的龍瑛宗文學的主題（同上）。
從葉石濤對於龍瑛宗的評論，基本上已點出我們所要論及的關於龍瑛宗作品中所呈現出的「客家情結」。不過，我們依舊嘗試去說明的，是龍瑛宗的作品如何去表現出這種「被壓迫感」？而同樣是「客家情結」，為何龍瑛宗所展現的卻與鍾理和有著如此大的差異？
其實，就某個層面而言，龍瑛宗的許多作品就如同鍾理和一般，乃是以切身經驗作為藍本。但不同於鍾理和能夠生活在一個客屬聚落，龍瑛宗的切身經驗則包含了客家人、福佬人、甚至日本人等等。這除了龍本身的職業所致外，其實也與北部客家聚落的生活形態相關。我們從龍瑛宗的自傳體小說〈夜流〉中，可以看到杜南遠（即龍瑛宗自己的化身）的父親雖生活在北埔，但仍不時需前往竹塹城，而在「寒村」這個聚落，也可以看到其他非客籍人士的身影。因此，我們可以想像，當龍瑛宗提筆時，在他的腦海中所浮現的絕不僅止於客家人而已。
從上節南北客家聚落發展所導致的文化差異性中，我們可以看到，對龍瑛宗而言，這種「被壓迫感」恐怕並不是來自於日本殖民者，也非福佬系作家的歧視，而是其在北部客家聚落生活中早已拓下的烙印。這麼說並非認為日本殖民者或福佬系作家沒有壓迫到龍瑛宗，只是當我們在閱讀龍瑛宗的作品時，我們應區分出事件的先後（至少龍瑛宗在寫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時，他並未與福佬系作家打過交道），如此才能確切掌握龍瑛宗的「客家情結」。
在這種與其他族群相互往來的北部客家聚落生活經驗中，龍瑛宗看到的，一方面是客家人所處的文化與經濟低落的狀態，就像〈夜流〉中杜南遠的父親遠從竹塹城捧著冰回到北埔，卻無法說明為何這神奇的東西居然煙消雲散，家人也同樣目瞪結舌；而延續了過去中國人的命運，在英國人用鴉片煙來交換樟腦油後，當地的客家人不僅敗壞了自己的家業，也產生了惡質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則是族群區分下永遠的恐懼以及悲哀。客家人可以殺死日本人，但這種反抗可能招致的是屠村的慘劇。而與泰耶爾族的衝突，不僅使杜南遠的曾祖失去了三個外甥，杜南遠失去了祖父和叔叔，也導致家裡的雜貨鋪一夕之間關門。彷彿作為一個客家人的命運就是「憔悴的支那人臉龐」或是「竹叢上搖晃的白色首級」，再不然便是「有應祠」裡無人憑弔的骷髏。
於是，如何提昇文化並保有生活所需的經濟，這就成了龍瑛宗從小即留意到的問題。然而，隨著日文教育，龍瑛宗發現了生活中使用客語的問題：
殖民地政府以強權扼殺先住民的言語，但盤繞於日常生活的言語，就用千斤槓也難動搖，不過，遏阻中國文的傳播，其後果的可怕逐漸明顯了。因為沒有透過日本文，杜南遠就沒有辦法與外界文化接觸了；連中國的民間故事也需予日本文的溝通才能夠知道，世界有名的「安德生」「格林」童話也經過日本文才知道。〈夜流〉
而到了開始工作後，客家語言也讓他差點丟了飯碗：
聽到幾則田一句話，杜南遠著慌了。他從來沒有聽過這句日本話，況且客家人的他更翻譯不出閩南語來，使得頓時赧顏不之如何是好，手忙腳亂起來了。
就在這時候，洪鐘似的經理的大聲音怒吼著：
「喂！不會講台灣話的台灣人在銀行沒有用，即刻辭職好了。」
……
杜南遠猛然想起了，遭到近來罕見的經濟蕭條，連日本人的失業者也不少，豈有雇用台灣人之理呢？台灣人會講台灣話之外，在他們的機關裡絕無用處，但是日本人口口聲聲鼓勵台灣人講日本話，這不是有點矛盾嗎？想到這裡他理解了，日本人絕非發酒瘋來雇用台灣人，不禁感覺到無法言語的憂愁。〈斷雲〉
這種「無法言語」，正是「被壓迫感」的具體呈現。但這種「被壓迫感」並不一定需要具有現實的衝突，更多時候只是一種源於內心的恐懼。就像沒有被「貘」吃掉的噩夢，而孕育者還會不斷的哺育它。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龍瑛宗作品中的主人翁也總在現實上是「無法言語」的。這樣的情況，〈黃家〉的若麗最為明顯：
他怒不可遏，趕到裁縫店，可是一旦面對人家，彷彿所有的話都不見了，一句也說不上來，只是讓嘴唇顫抖著。總算勉強擠出嬰兒般的話，抽搐著臉數說了裁縫裁縫師的不法勾當。
裁縫師歪斜著頭，起初對若麗的異常的臉色頗為害怕，但很快地就看透了對方的內心，便鎮定過來了，最後在鼻子裡哼哼地響著，根本不當回事了。
……
可是越接近派出所，憤怒的火焰也被潑了水一般地熄滅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混亂的情緒，心口也激烈地跳起來。
若麗覺得警察派出所那麼莊嚴，想到自己必需到那樣的地方去講話，禁不住地害怕起來，尤其當他想起自己口才不好，談起化來期期艾艾地，必定無法傳達出自己的意思，於是腹腔內的力量忽然地就消退，一片空虛了。
……
若麗在派出所邊繞了一周，抑壓著莫名地猛跳的心，再次來到石階。他窺視般地把眼光瞥過去，不料這一回警官驚異地望向這裡呢。若麗陡地發熱般急起來，在那裡怔住了。糟了，又錯過了。一種羞慚使他的面孔受了灼傷般地發熱起來，被追趕著似地狼狽而逃開。〈黃家〉
於是，他們只能「發夢」自己能與優勢者擁有同樣的文化與經濟地位，而他們也相信（或者在龍瑛宗筆下的確塑造了）他們擁有這一份能力，就像若麗認為自己與弟弟都具有藝術能力，而龍瑛宗自己也嘗試在文學上走出一條道路：
我以為殖民地生活的苦悶，至少可以從文學領域上自由的作幻想飛翔來撫平。現實越是慘痛，幻想也就越華麗。與此相同，落腳於殖民地的日本人諸氏也想看到在殺風景的台灣，開出一種日本文學的變種花來吧！（〈《文藝台灣》與《台灣文藝》〉，《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三號，87）
然而不管是龍瑛宗，還是龍瑛宗作品內的人物，終究不得不意識到自己是屬於那群「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在人種、族群的區分下，任何「非份」的妄想所帶來的是更嚴重的失落。就像努力寫作的龍瑛宗，在成為作家後，所感受到的壓迫卻是有增無減，「孤獨的蠹魚」這麼訴說著：
我生平所寫的第一篇小說，即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那是我在二十六歲時的秋天所寫，以後為《改造》所拾，到現在我仍覺得是太過年輕，也太過幸運了。而也是使我陷於不幸的原因，現在的我就是在飲其不幸的苦杯，極為辛辣的。（孤獨的蠹魚，189）
如前所述，台籍作家對於龍瑛宗作品的批評，以及皇民化時期對龍瑛宗的不滿，在在使得龍瑛宗感受到可能的壓迫。或許龍瑛宗永遠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受到統治者族群讚賞的作品，卻遭到同為被統治者的嚴厲批評：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現實的，也算樸質，令人稍有好感。但是這篇描述被扭曲了的台灣知識份子的生活之力作，黯淡雖黯淡，但作者對之作某種肯定的態度，以及素樸中卻極端意識到小說的構成這一點，有令人難以贊成之處。最要緊的莫過於題材背後，作者的眼呈不十分澄清的狀態。對於這位新進作家的寫實為今後之成長一事，我抱以危懼之感。（土曜人，1937）
甚至到了後來，當〈白色的山脈〉發表後，當時的《台灣文學》是這麼評論的：
總之，這位作家所描繪的陰慘處、醜惡處，都不是真實的，他只探求像屁一樣的感傷，是個患了小兒病式的感傷家。（澀谷精一，1942）
而同樣曾經「感謝皇軍」的人，為何不願讓他參與「台灣文學」。對此，他是如此臆測：
張文環的脫退以及新創刊文學雜誌的事，我始終被蒙在葫蘆裡一概不知。某一天，微醉的藤野來訪我家，有些氣憤的說：「張先生說你是個怪物，這不像是張先生應說的話。」我覺得我終於變成被歧視的部落民而覺得憮然。我又想，滿清時代的分類械鬥的影響猶在……當時我不會說河洛話。只有河洛人在的集會裡，他們混用河洛話和日本話，所以我是似懂非懂的。而且，我本來是個非常內向又患口吃的人，在人的面前，吶吶說不出話來。因此，他們認為我是個木訥寡言的「客人仔」靠不住，所以不給我參加有關雜誌的商議吧！（龍瑛宗，1981；引自朱家慧，1996）
對龍瑛宗來說，這些評論與懷疑無疑只會加劇他那源於「客家情結」的被壓迫感。而在戰後一種「鄉土＝鄉野＝寫實＝台灣」的論述氛圍下，龍瑛宗其都市的、現實主義的、浪漫的文學作品，似乎再一次被排拒在台灣文學之外。
不過，儘管龍瑛宗大多數的作品中都是潛存著這種「被壓迫感」的知識份子，但我們卻不能說龍瑛宗是毫不具反抗性的。從他所寫的〈不知道的幸福〉以及〈一個女人的記錄〉，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龍瑛宗呈現出某種程度的「堅持與反抗」（林瑞明，1993）。只是相對於鍾理和強烈的「反抗性格」，龍瑛宗在其北部客家聚落的成長過程中，似乎早已看到弱勢族群其反抗下的悲劇，於是，「最後的結論是非生存不可。度過這艱苦日子活到底的結論。啊！太妙了，這個結論。」（死於南方）
當我們看到《紅塵》中龍瑛宗藉由日治結束幾十年之後，台灣人對日本人卑躬屈膝的模樣，以及商業上仍受日本所宰制的狀態，不難看出龍心中「反抗、趕走日本人又如何」的感慨。因此，對龍瑛宗而言，人種、族群的區分是可笑的。即使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去區分日本人與台灣人（而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並不必然有太大的意義。同樣的，福佬人與客家人的區分也不過是造成另一種壓迫的來源而已。也因此，當龍瑛宗在論及「融合」的文學時，他告訴我們「諸民族非相互的作靈魂上之接觸不可」，而這種期許心靈上共醉的不分彼此，應該也是源自龍瑛宗其「被壓迫感」下一個解放的呼籲吧！
本文為初稿，請勿轉載使用。如欲使用，請聯繫作者）
先前我們即強調過，南部客家人由於具有自力耕生的能力，並不需與外界有太多聯繫，同時對於外界勢力的入侵會明顯的加以反抗。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外界，並不僅指福佬人的勢力而已，而之所以反抗，也不過是一種求生存的自我保護方式而已。在這樣的文化經驗下，他們並不樂意接受別人的施捨，但對於任何侵犯到他們生存權利的，他們則會展現出強烈的反抗性。
只是，光是反抗外界的入侵是不足的，無法反抗自身社會中的封建思想（就像鍾理和不時提到的迷信一般），終究就無法改變笠山的命運。而只有像阿壽嫂在下定決心反抗農場命令的那一瞬間，
她為了能夠再一次挺起胸脯，能夠說心頭想說的話而覺得興奮和痛快。他又回復到昔日那敢於和魔鬼周旋的李壽妹了。（《笠山農場》）
總結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說，雖然鍾理和是以「客家人」的作家來從事寫作，但他卻並非是一個族群主義者。也就是說，雖然他所展現的，是一種南部客家族群所有的「反抗性格」，但他所期許的，是這種「反抗性格」不僅存在於「客家人」，同時更擴散到各個弱小群體，而這也正是鍾理和人道主義精神之所在。同時，當這種反抗推展到「澈底」，則是反抗自我族群中封建保守的力量。於是，我們看到鍾理和這麼說：
你該知道，世間用玩自己的青春、力量、熱誠，而尚不能達到目的底事情很多很多。社會上既存在的成見，是強有力的可怕的東西，它要使有反抗性的每個年輕人，都磨削掉其富有彈力性的稜角，叫他屈服，並且柔順如羊才肯罷休。沒有反抗的勇氣的人，固然悽慘可悲，但沒有澈底反抗的勇氣，在半途裡便挫折了的人──他不能澈底實踐他的意志而摧毀了時，那時候，才是人生莫大的悲劇。是故，你說：「只有有反抗的勇氣的人，才能劈開自由與光明之路。」尚欠老成，須知只有有澈底反抗的勇氣的人，才配期待能劈開自由與光明之路的希望實現。（門）
龍瑛宗的客家情結
對於龍瑛宗作品的評論與分析，一般多離不開龍的寫作技巧，然而其作品是否具有所謂的「民族意識」（姑且不論是台灣人意識還是中國人意識），或者說是「反抗異族統治意識」，則是論點不一。而在這樣的情境下，當論及龍作品中所展現的「知識份子的無奈」，便有「龍的作品具有一種『屈從與傾斜』的現實逃避主義」的論調產生。（羅成純，1985）
龍的作品向來被認為是日治時期開創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寫作的重要經典。羅成純〈龍瑛宗研究〉一文，概述了龍〈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文所得到的推崇，並引用了其他人的評論。其中，葉石濤即認為不同於先前富抵抗精神與民族意識的寫實文學，「到了龍瑛宗以後，台灣的小說裡才出現了現代人心理的挫折，哲學的瞑想以及濃厚的人道主義」（葉石濤，1965；羅成純，1985）。日本文人葉山嘉樹也認為「這不只是台灣人的悲吟，而是地球上所有受虐待階級的悲吟。其精神與普錫金、柯立奇、魯迅相通；也與日本的普羅作家相通，十分具備了至高的文學精神內涵。」（葉山嘉樹，1937；羅成純，1985）
相對於此，當時的台籍作家卻認為龍瑛宗的作品喪失了被統治者的「抵抗精神」，反卻標榜了「被同化的心靈」以及「過於多愁善感的」（羅成純，1985）。加上日治後期龍曾為文提倡「精神文化改造論」以及發言「感謝皇軍」，甚至在詩作中即直接稱日本為「祖國」，而其後龍又留守由日人所主導的「文藝台灣」，卻遲遲未能加入以台人為主的「台灣文學」，凡此，在在皆被認為乃龍瑛宗思想上的「弱點」所致（同上）。
只是幾十年後，老作家為更老的作家叫屈，認為上述的「弱點」其實是來自於龍瑛宗的「客家情結」，而這種「客家人」意識也為龍瑛宗造成巨大的損害。
他的一輩子，充滿了挫折、困境、畏縮與妥協。他的根本思想是反抗、叛逆和前進的，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他被逼不得不妥協、退卻與躲避。他的小說中人物的絕望與傷悲就是他這靈魂的寫照。這種「動搖」的小資產階級本身加上他性格上的致命缺陷，常使得他在現實人生舞台畏縮與逃避。龍瑛宗是極端內向的人，他並沒有寫真理或寫自己立場慷慨陳詞的那種氣魄。他的內省和複雜思考，生活的壓力和莫名恐懼常使得他表面上不得不屈服於殖民者的恫嚇（葉石濤，1987）。
作為日據時代的知識份子而言，他感到有雙重的壓迫和摧殘加在他的心靈上；其一是來自共同敵人──日本殖民者，其二是來自福佬系作家有形無形的歧視。這兩種壓力的巨大陰影造成了龍瑛宗文學的「被壓迫」的意識；同時這雙重的被壓迫意識也變成被異化，被疏離的龍瑛宗文學的主題（同上）。
從葉石濤對於龍瑛宗的評論，基本上已點出我們所要論及的關於龍瑛宗作品中所呈現出的「客家情結」。不過，我們依舊嘗試去說明的，是龍瑛宗的作品如何去表現出這種「被壓迫感」？而同樣是「客家情結」，為何龍瑛宗所展現的卻與鍾理和有著如此大的差異？
其實，就某個層面而言，龍瑛宗的許多作品就如同鍾理和一般，乃是以切身經驗作為藍本。但不同於鍾理和能夠生活在一個客屬聚落，龍瑛宗的切身經驗則包含了客家人、福佬人、甚至日本人等等。這除了龍本身的職業所致外，其實也與北部客家聚落的生活形態相關。我們從龍瑛宗的自傳體小說〈夜流〉中，可以看到杜南遠（即龍瑛宗自己的化身）的父親雖生活在北埔，但仍不時需前往竹塹城，而在「寒村」這個聚落，也可以看到其他非客籍人士的身影。因此，我們可以想像，當龍瑛宗提筆時，在他的腦海中所浮現的絕不僅止於客家人而已。
從上節南北客家聚落發展所導致的文化差異性中，我們可以看到，對龍瑛宗而言，這種「被壓迫感」恐怕並不是來自於日本殖民者，也非福佬系作家的歧視，而是其在北部客家聚落生活中早已拓下的烙印。這麼說並非認為日本殖民者或福佬系作家沒有壓迫到龍瑛宗，只是當我們在閱讀龍瑛宗的作品時，我們應區分出事件的先後（至少龍瑛宗在寫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時，他並未與福佬系作家打過交道），如此才能確切掌握龍瑛宗的「客家情結」。
在這種與其他族群相互往來的北部客家聚落生活經驗中，龍瑛宗看到的，一方面是客家人所處的文化與經濟低落的狀態，就像〈夜流〉中杜南遠的父親遠從竹塹城捧著冰回到北埔，卻無法說明為何這神奇的東西居然煙消雲散，家人也同樣目瞪結舌；而延續了過去中國人的命運，在英國人用鴉片煙來交換樟腦油後，當地的客家人不僅敗壞了自己的家業，也產生了惡質的文化。另外一方面，則是族群區分下永遠的恐懼以及悲哀。客家人可以殺死日本人，但這種反抗可能招致的是屠村的慘劇。而與泰耶爾族的衝突，不僅使杜南遠的曾祖失去了三個外甥，杜南遠失去了祖父和叔叔，也導致家裡的雜貨鋪一夕之間關門。彷彿作為一個客家人的命運就是「憔悴的支那人臉龐」或是「竹叢上搖晃的白色首級」，再不然便是「有應祠」裡無人憑弔的骷髏。
於是，如何提昇文化並保有生活所需的經濟，這就成了龍瑛宗從小即留意到的問題。然而，隨著日文教育，龍瑛宗發現了生活中使用客語的問題：
殖民地政府以強權扼殺先住民的言語，但盤繞於日常生活的言語，就用千斤槓也難動搖，不過，遏阻中國文的傳播，其後果的可怕逐漸明顯了。因為沒有透過日本文，杜南遠就沒有辦法與外界文化接觸了；連中國的民間故事也需予日本文的溝通才能夠知道，世界有名的「安德生」「格林」童話也經過日本文才知道。〈夜流〉
而到了開始工作後，客家語言也讓他差點丟了飯碗：
聽到幾則田一句話，杜南遠著慌了。他從來沒有聽過這句日本話，況且客家人的他更翻譯不出閩南語來，使得頓時赧顏不之如何是好，手忙腳亂起來了。
就在這時候，洪鐘似的經理的大聲音怒吼著：
「喂！不會講台灣話的台灣人在銀行沒有用，即刻辭職好了。」
……
杜南遠猛然想起了，遭到近來罕見的經濟蕭條，連日本人的失業者也不少，豈有雇用台灣人之理呢？台灣人會講台灣話之外，在他們的機關裡絕無用處，但是日本人口口聲聲鼓勵台灣人講日本話，這不是有點矛盾嗎？想到這裡他理解了，日本人絕非發酒瘋來雇用台灣人，不禁感覺到無法言語的憂愁。〈斷雲〉
這種「無法言語」，正是「被壓迫感」的具體呈現。但這種「被壓迫感」並不一定需要具有現實的衝突，更多時候只是一種源於內心的恐懼。就像沒有被「貘」吃掉的噩夢，而孕育者還會不斷的哺育它。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龍瑛宗作品中的主人翁也總在現實上是「無法言語」的。這樣的情況，〈黃家〉的若麗最為明顯：
他怒不可遏，趕到裁縫店，可是一旦面對人家，彷彿所有的話都不見了，一句也說不上來，只是讓嘴唇顫抖著。總算勉強擠出嬰兒般的話，抽搐著臉數說了裁縫裁縫師的不法勾當。
裁縫師歪斜著頭，起初對若麗的異常的臉色頗為害怕，但很快地就看透了對方的內心，便鎮定過來了，最後在鼻子裡哼哼地響著，根本不當回事了。
……
可是越接近派出所，憤怒的火焰也被潑了水一般地熄滅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混亂的情緒，心口也激烈地跳起來。
若麗覺得警察派出所那麼莊嚴，想到自己必需到那樣的地方去講話，禁不住地害怕起來，尤其當他想起自己口才不好，談起化來期期艾艾地，必定無法傳達出自己的意思，於是腹腔內的力量忽然地就消退，一片空虛了。
……
若麗在派出所邊繞了一周，抑壓著莫名地猛跳的心，再次來到石階。他窺視般地把眼光瞥過去，不料這一回警官驚異地望向這裡呢。若麗陡地發熱般急起來，在那裡怔住了。糟了，又錯過了。一種羞慚使他的面孔受了灼傷般地發熱起來，被追趕著似地狼狽而逃開。〈黃家〉
於是，他們只能「發夢」自己能與優勢者擁有同樣的文化與經濟地位，而他們也相信（或者在龍瑛宗筆下的確塑造了）他們擁有這一份能力，就像若麗認為自己與弟弟都具有藝術能力，而龍瑛宗自己也嘗試在文學上走出一條道路：
我以為殖民地生活的苦悶，至少可以從文學領域上自由的作幻想飛翔來撫平。現實越是慘痛，幻想也就越華麗。與此相同，落腳於殖民地的日本人諸氏也想看到在殺風景的台灣，開出一種日本文學的變種花來吧！（〈《文藝台灣》與《台灣文藝》〉，《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三號，87）
然而不管是龍瑛宗，還是龍瑛宗作品內的人物，終究不得不意識到自己是屬於那群「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在人種、族群的區分下，任何「非份」的妄想所帶來的是更嚴重的失落。就像努力寫作的龍瑛宗，在成為作家後，所感受到的壓迫卻是有增無減，「孤獨的蠹魚」這麼訴說著：
我生平所寫的第一篇小說，即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那是我在二十六歲時的秋天所寫，以後為《改造》所拾，到現在我仍覺得是太過年輕，也太過幸運了。而也是使我陷於不幸的原因，現在的我就是在飲其不幸的苦杯，極為辛辣的。（孤獨的蠹魚，189）
如前所述，台籍作家對於龍瑛宗作品的批評，以及皇民化時期對龍瑛宗的不滿，在在使得龍瑛宗感受到可能的壓迫。或許龍瑛宗永遠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受到統治者族群讚賞的作品，卻遭到同為被統治者的嚴厲批評：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現實的，也算樸質，令人稍有好感。但是這篇描述被扭曲了的台灣知識份子的生活之力作，黯淡雖黯淡，但作者對之作某種肯定的態度，以及素樸中卻極端意識到小說的構成這一點，有令人難以贊成之處。最要緊的莫過於題材背後，作者的眼呈不十分澄清的狀態。對於這位新進作家的寫實為今後之成長一事，我抱以危懼之感。（土曜人，1937）
甚至到了後來，當〈白色的山脈〉發表後，當時的《台灣文學》是這麼評論的：
總之，這位作家所描繪的陰慘處、醜惡處，都不是真實的，他只探求像屁一樣的感傷，是個患了小兒病式的感傷家。（澀谷精一，1942）
而同樣曾經「感謝皇軍」的人，為何不願讓他參與「台灣文學」。對此，他是如此臆測：
張文環的脫退以及新創刊文學雜誌的事，我始終被蒙在葫蘆裡一概不知。某一天，微醉的藤野來訪我家，有些氣憤的說：「張先生說你是個怪物，這不像是張先生應說的話。」我覺得我終於變成被歧視的部落民而覺得憮然。我又想，滿清時代的分類械鬥的影響猶在……當時我不會說河洛話。只有河洛人在的集會裡，他們混用河洛話和日本話，所以我是似懂非懂的。而且，我本來是個非常內向又患口吃的人，在人的面前，吶吶說不出話來。因此，他們認為我是個木訥寡言的「客人仔」靠不住，所以不給我參加有關雜誌的商議吧！（龍瑛宗，1981；引自朱家慧，1996）
對龍瑛宗來說，這些評論與懷疑無疑只會加劇他那源於「客家情結」的被壓迫感。而在戰後一種「鄉土＝鄉野＝寫實＝台灣」的論述氛圍下，龍瑛宗其都市的、現實主義的、浪漫的文學作品，似乎再一次被排拒在台灣文學之外。
不過，儘管龍瑛宗大多數的作品中都是潛存著這種「被壓迫感」的知識份子，但我們卻不能說龍瑛宗是毫不具反抗性的。從他所寫的〈不知道的幸福〉以及〈一個女人的記錄〉，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龍瑛宗呈現出某種程度的「堅持與反抗」（林瑞明，1993）。只是相對於鍾理和強烈的「反抗性格」，龍瑛宗在其北部客家聚落的成長過程中，似乎早已看到弱勢族群其反抗下的悲劇，於是，「最後的結論是非生存不可。度過這艱苦日子活到底的結論。啊！太妙了，這個結論。」（死於南方）
當我們看到《紅塵》中龍瑛宗藉由日治結束幾十年之後，台灣人對日本人卑躬屈膝的模樣，以及商業上仍受日本所宰制的狀態，不難看出龍心中「反抗、趕走日本人又如何」的感慨。因此，對龍瑛宗而言，人種、族群的區分是可笑的。即使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去區分日本人與台灣人（而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並不必然有太大的意義。同樣的，福佬人與客家人的區分也不過是造成另一種壓迫的來源而已。也因此，當龍瑛宗在論及「融合」的文學時，他告訴我們「諸民族非相互的作靈魂上之接觸不可」，而這種期許心靈上共醉的不分彼此，應該也是源自龍瑛宗其「被壓迫感」下一個解放的呼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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