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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理和的客家意識

在有關鍾理和作品的評論與分析中，我們大致上可以歸納出幾個方向：一是鍾作品中所展現的「鄉土氣息」，二是關於鍾理和其「原鄉╱故鄉情結」之間的糾葛，三是其作品中對於「既有世界」的反抗，包含婚姻、貧窮、疾病、死亡。

對於鍾理和作品中所呈現的「鄉土氣息」，可說是最不具爭議的部分，尤其是鍾作品中客家風情的呈現，以及客家語彙的使用，皆可見鍾理和乃是以一「客家人」作家的姿態來從事寫作的。不過從這不爭議處，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評論者對於「鄉土」定義上的差距。究竟「鄉土」是意味著純粹的在地描寫，還是運用在地語言，或者不過是一種相對於都市的鄉野「異國風情」。這對作者本身來說其實並無妨害，反倒是評論者一種潛在意識型態的表現。而當這種意識型態運用到對龍瑛宗的評論時，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差別所在。

正如前述所言，鍾理和乃出身南部客家族群的農家，在經歷多年的飄盪後又復歸於南部客家農村，因此從鍾理和的作品，特別是後期的著作中，其所描繪的農村、農民與鄉居生活，無一不與南部客家人有著緊密的關係。〈故鄉四部〉中所提及的，正是南部客家人在戰後所遭遇的窘境。而《笠山農場》雖是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然通篇文章中我們幾乎看不見統治者的嘴臉或是陰影，故事中所呈現的，完完全全是一個客家人民的生活史以及土地變遷史（彭瑞金，1989）。至於〈菸樓〉，這是美濃農村一帶特有的景象，既然提示鮮明，內容不得可知，自是發生在客家人身上的事情。因此，與其說鍾理和描寫農村，倒不如說他就身在農村，就地取材的結果，便成為其「鄉土文學」中最主要的養料。

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客家文化在鍾理和的作品中或隱或現。最為明顯的，當然莫過於大量客家山歌的出現，以及各種「文學中的方言」之使用。而像在《笠山農場》或〈故鄉四部〉中，不管是對於人物的刻畫，還是情境的描寫，其鮮明的形象都能讓讀者感受到一種客家農村的生活型態。

兩人都穿著藍長衫，袖管和襟頭同樣安著華麗的彩色闌杆：藍衫漿洗得清藍整潔，就像年輕女人的心。個人身邊都帶著盛了番薯秧的畚箕，身軀半彎，鋤口不時發出光亮。頭上戴的竹笠，有一頂是安著朱紅色小帶的，卻同樣拖著一條藍色尾巴──那是流行在本地客家女人間，以特殊的手法包在竹笠上的藍洋巾（《笠山農場》，1-2）。

班子由十幾個年輕男女組成，他們有著豐富和活潑的生命，像牛一般強壯。排成橫對，膝間夾著稻子，跪在田壟裏在翻抓稻頭下的土和草。一律的，都把褲筒捲得高高的，兩條腿，這時已變成多餘的贅物，長長地拖在後面，跟著腰部的擺動，尾巴似的掃來掃去。男班員全光著背脊向日，這和他們身下的土一樣，黑澤有光。女人則把前後衫裙，用條藍洋巾結實地繫在腰間。豐腴的大腿，在平常日子該是雪白的，卻由於烈日及下邊炙熱的田水的浸漬，已變成紅色的了。
他們一邊說著，笑著，歡叫著，而且吹口哨，有時也不免由那一個唱隻山歌；一邊，兩手敏捷而嫻熟地挖抓著大地的皮。經他們翻抓過的地方，水是混濁的；黑的土，像滲過麻油似的光滑細膩。稻子向颱風後的草木東倒西歪，十分狼籍，彷彿並不關心它們是否將由此得到好處。（故鄉之三：阿煌叔）

事實上鍾理和不只是描繪客家生活，他對於客家文化顯然也有一定的認同，就像在描寫客家山歌的同時，他也為客家人的山歌作了一番詮釋：

客家人是愛好山歌的，尤其是年輕的男女之間，隨處可以聽見他們那種表現生活、愛情和地方感情的歌謠。他們把清秀的山河、熱烈的愛情、淳樸的生活、真摯的人生，融化而為村歌俚謠，然後以蟬兒一般的勁兒歌唱出來，而成為他們的山水、愛情、生活、人生的一部份。它或纏綿悱惻，或抑揚頓挫，或激昂慷慨，與自然合拍，協調於山河。流在劉致平血管中的客家人的血，使他和這山歌發生共鳴，一同經驗同樣過程的情緒之流。他愛好這種牧歌式的生活，這種淳樸的野性的美（《笠山農場》，33）。

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鍾理和是相當具有「客家意識」的。就像他在「文友通訊」中論及「方言文學」時所說的：

在台灣，外省人不算，高山族不算，還有閩粵二族……雖然閩胞在台灣佔絕大多數，但是不能以此而否認粵胞的存在。今若以「台灣方言」嚴格自限，把粵胞拒之千里之外，姑無論行不行得通，實在今日究非明智之舉。（文友通訊，1957年5月29日）

但儘管具有客家意識，但鍾理和之所以能夠純粹以客家人的生活來作為故事的描繪，事實上與上述南部客家人能夠自成聚落的生活條件有著相當大的關係。就如同在「故鄉四部」中，當鍾理和回到暌違多年的故鄉，儘管草木全非，然人事卻是依舊。而在《笠山農場》中，他更以「上庄」說明了這種封閉的客家聚落：

在這裡，如果時間不是沒有前進，便像蝸牛進得非常慢。一切都還保留著古色古香，一切都呈現著表現在中國畫上的靜止，彷彿他們還生活在幾百年前的時代裡，並且今後還預備照樣往下再過幾百年。婦女還梳著老是的髮型，穿著鑲了彩色闌干的藍色長衫。這是在移民時代由他們的來台祖宗和著扁擔山鋤一塊帶到島上來的裝扮，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而這又都是滿清遺留下來的文化形式（《笠山農場》，24-25）。

而在「下庄」，因靠近福佬人的生活地區，「年輕一輩的人幾乎都改穿簡便美觀的花布短掛了。」（同上，25）

源於這種習慣性的封閉生活，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除了鍾理和帶著平妹「奔逃」的故事外，在鍾理和其他的作品中，故事幾乎都固著在一個定點。這個定點有其一定的形象，儘管這個形象可能是擁有歡樂，而更可能是充滿矛盾、衝突與悲哀的。

甚至我們如果稍加留意，更可以發現不同於其他同時期作家，在描繪農民生活時，總不免論及佃戶受到地主的欺壓，甚至被剝奪土地等等情事。但在鍾理和的作品中，這卻甚少成為其創作的主題。或許在〈雨〉當中有著卑劣的地方惡霸欲奪取屬於寡婦所有的「三七五田」（但因為是未完手稿，我們不知結果如何，只知道寡婦除這「三七五田」外還擁有小小的兩分地），不過這事來自寡婦因著情人的「心甘情願」，而自始至尾我們完全看不到地主的面貌。〈菸樓〉算是明確的提到連發的父親耕作了十年的土地被地主收回，但故事強調的是客家人的連發如何刻苦耐勞，不向命運低頭，父親的經歷給了連發力量，但連發顯然並不以此作為控訴。

除此之外，我們幾乎看不見無地可作的農民，而這又與南部客家的宗族關係，以及過去以來宗族的拓墾及租佃模式相關。雖然隨著時代的轉變，這種租佃型態勢必也有所改變（比如三七五減租），不過在鍾理和的眼裡，顯然農民的痛苦並非來自地主的欺壓。只是這種宗族力量雖有正面的相互扶持，卻也有著負面的封建性格。因此對鍾理和而言，貧窮是現實的情境，壓迫也並非不存在。但貧窮不是來自剝削，而是來自時代（或個人）的悲劇；壓迫不見得來自「堡壘」之外，更可能來自「堡壘」之中。

相較於「鄉土作家」的無爭議，鍾理和在其作品中所呈現出的「原鄉╱故鄉情結」則傷透評論者的腦筋。尤其是當「統╱獨」爭議發酵之後，評論者如何詮釋鍾理和的「原鄉」，又如何面對〈門〉、〈夾竹桃〉等對中國的批判，顯然就不只是一種「讀者反應」的問題而已，反倒是成為一個論述之爭的「場域」了。而「原鄉」有此爭論，「故鄉」又何嘗能夠逃脫。「笠山農場」究竟是作者自行建構一個封閉的「烏托邦」，或者這不過是一個一開始就注定失落的世界，論者們同樣有著不同的看法（註2）。

前面我們說過，這種「原鄉」意識在六堆地區並不僅止於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已，它同時也是社會組織中的一個環節，或者，我們甚至可以說「原鄉」乃南部客家社會的一個「圖騰」。加上客家人原本即有相當強烈的反本追遠意識（或者說，正是這種原鄉的「圖騰」加強了其反本追遠的意識），因此，在這樣的客家文化下，鍾理和的「原鄉情結」，本無特殊政治意涵，「原鄉」對鍾理和來說，與其說是一種「祖國意識」，倒不如說是一種「客家情結」。

就如同許多後來的研究者認為，鍾理和的「原鄉」（或「祖國」）其實只是一個抽象的意念，而並非指涉實際的中國。這其中或許有人意圖要切斷台灣與中國其牽扯不清的關係，不過針對鍾理和來說，這樣的說法並非不正確，只是如果以此推論在經歷「門」、「夾族桃」、特別是「白薯的悲哀」後，鍾理和的原鄉夢破碎，從而回歸故鄉，植根台灣，這未免又太過一廂情願。從〈原鄉人〉創作的時間來看，我們就可理解這種論點其問題之所在。

如果暫時擱置「中國╱台灣」的認同問題，我們可以看到，鍾理和的「原鄉情結」乃是弱勢族群在面對整體社會時，一種「此地非我所屬」的投射，這就像都市原住民會高唱「我的家鄉在那奴灣」一般。身為一個客家人，何況是一個有客家意識的客家人，鍾理和不可能感受不到其所屬的族群在社會中的弱勢。加上戰後台灣社會整體經濟型態的轉變，南部客家聚落也無法再維持其封閉的狀態（就像上述「下庄」人一般），而既然「此地非我所屬」，那麼「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這一「客家情結」自然無可避免。近來所謂客家人的「漂泊」性格，放在傳統南部客家聚落似乎不當，但如果放在這種此地非我所屬的概念下，我們就可以理解所謂「漂泊」性格的由來。

就此，要說「笠山農場」是鍾理和亟欲植根於真正的故鄉，從而建構一個「葛天氏之民」的客家烏托邦，顯然有點言過其實。事實上，《笠山農場》所呈現的，乃是一個比貧窮更大的時代悲劇，而這樣的悲劇在傳統封閉的社會中更跨越了時代。劉少興並不是第一個經營「笠山農場」的人，也不是最後一個，但在「新事業、老法子」──或者我們可以把它翻譯為「新的社會情境，傳統保守的思想」──底下，笠山本身一開始就注定了悲劇性的永恆回歸。

如果無法改變舊有的觀念，客家人就無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或者，只能一代一代活在失敗當中。就如同在〈雨〉中，雲英和火生死的死、逃的逃，只有不反抗的土生留在家鄉受人欺負。而當我們回到〈門〉、〈夾竹桃〉這些對中國人的批判作品時，我們也能看到，同樣是封閉、封建的傳統習性為中國帶來了積弱不振。當弱勢的族群（客家人相對於福佬人、中國人相對於日本人）無法或不願改變那些成痼的積習，那麼終將永遠處於弱勢。這樣的批評若是來自強勢者的口中，那無非是一種既得利益者的心態，然而來自身為弱勢族群的鍾理和筆下，我們卻可以感受到一種期待改革自強的「五四精神」，也無怪乎鍾理和會被稱為「台灣的魯迅」了。

把這一切歸結到鍾理和對「既有世界」的反抗，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鍾理和如何在作品中呈現出的「反抗性格」。如前所述，或許在一般評論者的眼中，鍾理和的反抗對象是婚姻、貧窮、疾病、死亡，而這些反抗都來自於鍾理和個人的遭遇。然而當我們仔細去發掘鍾理和的作品，其實在鍾理和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屬於客家人的，幾乎都具有這種反抗性格。

〈菸樓〉中的我是最標準的角色，為了建造菸樓，連發想盡辦法籌集所需要的錢，並且靠自己和弟弟有發（還有弟弟的女朋友招娣）砍木材、出磚頭以節省花費，無奈在這節骨眼，有發收到入伍通知。而為了趕在有發當兵前完成他和招娣的訂婚適宜，原本已拮据的經濟更顯得捉襟見肘。但對連發來說，他是不願對命運低頭的。

這裡又要錢！事情由四面八方一起向我逼來。然而我卻不能退縮，就和有發不能不走一樣。好吧！從前父親拿了繩子拴在母親腰間拉出去做工，現在就讓我拴住自己的腰來拉吧。父親是倔強的，我也不能低下頭來。（菸樓）

而如《笠山農場》中淑華的母親阿壽嫂決定放手讓女兒與致平遠走高飛後，

她很明白她馬上就要回到惡劣的環境和地位上去，但是她準備讓自己硬著頭皮頂下去。她的丈夫去世那年，最小的女兒剛剛生下，丈夫臨死前夕便為這事放不下心，那時她即曾安慰丈夫說：田頭田角她多種幾株番薯，就可以把她養活下來。現在她就用這種精神支持著自己，並且準備掙扎下去……。（《笠山農場》）

事實上，除了類似這種明顯可見的例子之外，即使是在一些看起來比較「負面」的人物中，我們依舊可以看到這種反抗性格。〈故鄉四部〉中，一個字──「懶」的阿煌叔，說起了他的痛處：「難道說我還沒做夠嗎？人，越做越窮！──我才不那麼傻呢！」而鍾理和則是這樣看待：

通常，在人生的所有場合中，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聽見的，並且書本上的所教訓的，莫不在叫人們相信勤勉和富有，怠惰和貧乏的必然關連性。與此相連的是：富人的懶怠，安逸；和窮人的勤儉刻苦。然而他，正是阿煌叔，卻不但在以他那肯定的詛咒，而且更以他的現實的生活，不，用自己的生命，勇敢地起來否定這普遍的真理。（故鄉之三：阿煌叔）

〈山火〉中的燒山人「深怕到了秋天天火燒下來，所以自己先縱了火，希望把天火頂回去。」這樣的行為雖然愚蠢，但卻是為了反抗老天爺所帶來讓他們無法生存的乾旱。即使是那個詐欺的炳文，仔細看一下阿錚與他的互動：

「要不要我來給你打聽打聽什麼消息呢？比方水泥肥料──」
等了一會兒，還是由我先開口。我的右手插進衣袋裡，捏著幾張爛紙，準備隨時拿出來。
但炳文卻顯得十二分的不耐煩，說道：
「不用了！」
我不禁一怔。
「你不是打算做生意嗎？」我又說。
「不作了！」
「不要──」
「都不要了！」
我看清楚我們之間，什麼都完了，也更清楚我的朋友是永逝不回了……。（故鄉之一：竹頭庄）

為何已經「扯開了面皮」的炳文卻在這時不願接受阿錚的金錢，唯一的理由正在於：過去其他人是受了他的欺騙，而如今卻是阿錚對他的施捨。「罪惡」是求生存的一種手段，但收受施捨顯然違背了客家人既有的「反抗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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