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17 11:25:15解影
鍾理和與龍瑛宗：台灣南北客家文化經驗差異之研究（二）
這一個部分的社會分析，是整個論文的基礎。當初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問題意識，也不是我天縱英明，而是某次和美濃的鍾永豐聊天，得到的啟發。由此而想到，有沒有可能由這樣的觀點，去對鍾理和和龍瑛宗的文學作品作分析。
（本文為初稿，請勿轉載使用。如欲使用，請和作者聯繫）
南北客家聚落的發展
在〈遷徙族群與戰鬥族群—淺論南北客家族群的差異〉一文中，劉還月（1999）藉由其對客家人在台灣散佈過程的討論，認為南部客家人在歷經朱一貴事件後，六堆組織成了常設的戰鬥團體，從而培養出一種團結合作防守的觀念。其後在林爽文等大大小小事變中，這種團結的概念更在戰鬥與勝利中逐漸穩固下來，而形成南部客家人的特質之一。
相對於南部的戰鬥特質，北部客家人所呈現的則是遷徙特質。而這是由於北部客家族群的移民時間長，且在閩客械鬥後，客家人敗走的桃竹苗地區屬丘陵地，少有大面積的墾地，移民多為小規模入墾，因此在這樣遷徙的過程中，北部客家人表現為一個「渙散」的團體，只能靠自己單打獨鬥，因此，個人利益超越群體的利益，自然也就無團結合作的概念了。即使在林爽文事件中，北部客家族群亦曾組成義軍與外敵對抗，不過事件後形成的十五聯庄僅輪流負責義民廟的祭祀事宜，並未產生如六堆一般的戰鬥組織。因而，「雖也組織許多旅外的同鄉會或者聯誼會，但功能僅止於吃吃喝喝，聯誼一番，其他更進步的功能則少有發揮的餘地。」（劉還月，1999：96）
這種「團結╱渙散」的南北對照，提供給我們一個分析鍾理和與龍瑛宗作品的基礎原型。但是否以所謂的「團結╱渙散」就能說明鍾龍作品的差異，或者，「團結╱渙散」即是南北客家文化差異的唯一指標？而就同為客家人來說，「戰鬥╱遷徙」是否就決定了南北截然不同的性格呢？
事實上，如果我們更仔細去探究南北客家聚落的形成過程，以及台灣南北因地理空間所形成的不同經濟型態，我們就可以發現，造成南北客家文化差異的原因遠比「戰鬥╱遷徙」要來得複雜。此外，所謂的「團結╱渙散」其所指涉的乃是客家族群內聚力的高低，而不管是鍾理和還是龍瑛宗，當他們以作家的角色出現在我們面前時，顯然皆不是為了宣揚或控訴這種「團結」或「渙散」的精神。因此，要探討鍾龍二人其文學中所各自展現出的南北客家文化經驗，我們勢必需要由不同的角度來切入。
在有關客家人遷徙來台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當年清政府實施粵籍人士來台禁令，因此多數的客家人乃是偷渡進入台灣，因此在人數上比起福佬人要少得多。之後禁令雖然解除，但因為客家人來台時間已晚，因此大多數的平原地區早被福佬人所佔據，客家人也只能往偏遠地方開墾。這樣的結果，使得南部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屏東六堆地區，而北部客家人則散落在東北角、桃園、新竹一帶。
在論及南部六堆地區客家聚落時，許多人都著重在其鄉團組織的「戰鬥性格」，卻往往忽略了他們在其他面向上的作用。例如，各堆居住的都是同一「原鄉」的鄉親（謝重光，2000：109），這對於當地「原鄉」概念的傳承自然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六堆客家人其集體拓墾的型態：
「不同於其他地方開墾荒地時一般是由一位或幾位資金雄厚的人士，向官府繳納資金取得荒地開墾權，再招佃開發；六堆客家人卻採取推派代表向官府申請開發的方式，由此取得開墾權後，各姓氏就組織「祭祀公業」，然後廉價出佃給派下子孫。這樣演變的結果，六堆地區的土地所有權由各姓公嘗（註1）掌握，很少有個人大地主。承租的派下子孫，不是某位私人地主的佃農，而是由宗族公嘗中取得土地使用權。因此這二、三百年來，六堆人民的財富比較平均，宗族組織比較牢固。」（謝重光，2000：109）
而高樹、美濃等客家聚落既是由此種拓墾模式而開發，自然也延續了「原鄉」概念與宗族組織。
同時，相較於北部的丘陵地形，南部的耕地面積比較廣闊，因此福客之間雖少往來，但比較能夠相安無事。當然，利用混亂而爭奪土地之事仍然存在，但就福客械鬥的發生，南部卻較少於北部。因此，稱六堆為戰鬥組織雖不為過，但若認為南部客家人具有戰鬥性格，則顯得有點誇大。隨然從過去發生的幾個事件來看，我們也會看到客家人利用戰亂而侵佔福佬人居住的地區，不過正如研究所指出，這乃是「治時閩欺粵，亂時粵欺閩」的狀況，也就是說，客家人利用混亂欺負福佬人，不過是因平時總受到福佬人的壓迫與產生的反抗行為。而除此之外，六堆的戰鬥多屬防禦性質，而這種防禦性又是來自對福佬人入侵的反抗。因此，與其說六堆所具有的是「戰鬥性格」，不如說是對外來勢力的「反抗性格」。而之所以能擁有這種反抗性，一個條件即來自南部地區以務農為主的經濟型態，使得他們有能力自立更生，並不需要與外界有太多的接觸。
然而在北部客家聚落的形成過程中，其開墾的型態即是上述「由資金雄厚人士取得開墾權」的模式，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類似北埔姜家這類的大地主。而招佃開發所形成的客家聚落，其實已經打破原有的宗族，更遑論所謂的公平分配了。對北部客家聚落來說，耕地不足所造成的遷徙的確是使其「渙散」的原因之一，然就拓墾過程來說，其所必須遭遇的「戰鬥」事實上並不低於南部客家人。只是與南部客家聚落的主要戰鬥對象是福佬人不同的是，北部乃是客家人、福佬人聯手，而與原住民相互爭鬥。
這一點，我們可以由北埔一帶的開發得到印證。當時由粵人姜秀鑾、閩人林德脩共同投資組織金廣福總墾戶以開發今北埔一代，「閩籍墾戶首身份由周邦正替代，住在竹塹城內，主辦衙門公事與會計事務，並掌管戳記；姜秀鑾作為粵籍墾戶首，則進駐墾區，負責守隘防番及督工開墾的任務」（謝重光，2000，100）。1834年，由姜秀鑾率閩粵兩籍墾戶由竹東入北埔，驅除原住民而建立了據點。並在險要處建設新隘三十六處，形成一個大防禦線，故稱之為「大隘」。然被驅除的原住民不願退入深山，乃經常潛伏於大隘防線外，「出草」殺害墾民。而姜秀鑾則率領隘丁，與原住民征戰數十回，終於完全消除原住民的反擊。
此外，北部的拓墾原本是為了耕地的不足，然而隨著茶與樟腦的開發，北部客家人逐漸轉為以商業為主的經濟型態，這也使得福客之間的界線不再涇渭分明。因此，正如洪馨蘭在「菸草美濃」（1999）引用范瑞珍（1995，引自洪馨蘭前揭書）的研究指出的，「南部的鄉團組織強化客家族群內部的自我意識，對於閩籍福佬人的互動關係幾乎以衝突為主，北部客家庄應為商業關係的往來，以及墾首制的開墾方式，與福佬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較為多元，有合作、有競爭、也有衝突。」（前揭書：176-177）。
只是，如果械鬥的陰影仍在，閩客的合作難免存有心結。何況在合作的過程中，客家人總是處於惡劣的環境與原住民拼鬥，而福佬人則居於城中，負責與官府打交道。然而為了經濟利益，客家人似乎在表面上也不得不盡量妥協。不過一但有機會，客家人也會把利益佔為己有。只是在合作、競爭、衝突下，作為少數族群的客家人或者再度移民，或者則被涵化或同化。同化者忘了自己是客家人，然而涵化者卻是只能盡量掩飾自己客家人的身份。而對於有認知卻無法說出自己是客家人的人來說，這種情境便造就了一種「被壓迫性格」。
從上述在台客家聚落形成的過程，我們可以約略歸納出南北客家在歷史背景上的差異。南部的客家聚落生活以務農為主，儘管經濟的發展不若北部，但卻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也因此形成一個較為閉鎖的社會。宗族的力量在此甚為強大，從好的面向來說，是使得南部客家人在拓墾土地的分配較為平均，同時也擁有集體力量以反抗外來者的入侵。但從另一個面向來看，宗族的力量要求聚落內的服從性，也形成一個較為封閉而封建的社會。而對北部客家聚落來說，招佃拓墾已使得原有宗族力量瓦解，商業活動更使得客家人不得不與其他族群的人互動。而在這種互動過程中，客家人除了易被同化外，也容易產生被壓迫的心理。
就像李喬（2004）所說的，我們很難把鍾理和和龍瑛宗的作品看做「客家文學」--即以客家文字來描繪客家生活的客家人作品。不過，當我們把鍾理和與龍瑛宗分別放入這兩種不同型態社會當中，我們卻可以看到，二人之作品中所呈現的許多面向原來皆與客家文化相關，同時，由於南北文化經驗的差異，也使得二人的作品中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本文為初稿，請勿轉載使用。如欲使用，請和作者聯繫）
南北客家聚落的發展
在〈遷徙族群與戰鬥族群—淺論南北客家族群的差異〉一文中，劉還月（1999）藉由其對客家人在台灣散佈過程的討論，認為南部客家人在歷經朱一貴事件後，六堆組織成了常設的戰鬥團體，從而培養出一種團結合作防守的觀念。其後在林爽文等大大小小事變中，這種團結的概念更在戰鬥與勝利中逐漸穩固下來，而形成南部客家人的特質之一。
相對於南部的戰鬥特質，北部客家人所呈現的則是遷徙特質。而這是由於北部客家族群的移民時間長，且在閩客械鬥後，客家人敗走的桃竹苗地區屬丘陵地，少有大面積的墾地，移民多為小規模入墾，因此在這樣遷徙的過程中，北部客家人表現為一個「渙散」的團體，只能靠自己單打獨鬥，因此，個人利益超越群體的利益，自然也就無團結合作的概念了。即使在林爽文事件中，北部客家族群亦曾組成義軍與外敵對抗，不過事件後形成的十五聯庄僅輪流負責義民廟的祭祀事宜，並未產生如六堆一般的戰鬥組織。因而，「雖也組織許多旅外的同鄉會或者聯誼會，但功能僅止於吃吃喝喝，聯誼一番，其他更進步的功能則少有發揮的餘地。」（劉還月，1999：96）
這種「團結╱渙散」的南北對照，提供給我們一個分析鍾理和與龍瑛宗作品的基礎原型。但是否以所謂的「團結╱渙散」就能說明鍾龍作品的差異，或者，「團結╱渙散」即是南北客家文化差異的唯一指標？而就同為客家人來說，「戰鬥╱遷徙」是否就決定了南北截然不同的性格呢？
事實上，如果我們更仔細去探究南北客家聚落的形成過程，以及台灣南北因地理空間所形成的不同經濟型態，我們就可以發現，造成南北客家文化差異的原因遠比「戰鬥╱遷徙」要來得複雜。此外，所謂的「團結╱渙散」其所指涉的乃是客家族群內聚力的高低，而不管是鍾理和還是龍瑛宗，當他們以作家的角色出現在我們面前時，顯然皆不是為了宣揚或控訴這種「團結」或「渙散」的精神。因此，要探討鍾龍二人其文學中所各自展現出的南北客家文化經驗，我們勢必需要由不同的角度來切入。
在有關客家人遷徙來台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當年清政府實施粵籍人士來台禁令，因此多數的客家人乃是偷渡進入台灣，因此在人數上比起福佬人要少得多。之後禁令雖然解除，但因為客家人來台時間已晚，因此大多數的平原地區早被福佬人所佔據，客家人也只能往偏遠地方開墾。這樣的結果，使得南部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屏東六堆地區，而北部客家人則散落在東北角、桃園、新竹一帶。
在論及南部六堆地區客家聚落時，許多人都著重在其鄉團組織的「戰鬥性格」，卻往往忽略了他們在其他面向上的作用。例如，各堆居住的都是同一「原鄉」的鄉親（謝重光，2000：109），這對於當地「原鄉」概念的傳承自然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六堆客家人其集體拓墾的型態：
「不同於其他地方開墾荒地時一般是由一位或幾位資金雄厚的人士，向官府繳納資金取得荒地開墾權，再招佃開發；六堆客家人卻採取推派代表向官府申請開發的方式，由此取得開墾權後，各姓氏就組織「祭祀公業」，然後廉價出佃給派下子孫。這樣演變的結果，六堆地區的土地所有權由各姓公嘗（註1）掌握，很少有個人大地主。承租的派下子孫，不是某位私人地主的佃農，而是由宗族公嘗中取得土地使用權。因此這二、三百年來，六堆人民的財富比較平均，宗族組織比較牢固。」（謝重光，2000：109）
而高樹、美濃等客家聚落既是由此種拓墾模式而開發，自然也延續了「原鄉」概念與宗族組織。
同時，相較於北部的丘陵地形，南部的耕地面積比較廣闊，因此福客之間雖少往來，但比較能夠相安無事。當然，利用混亂而爭奪土地之事仍然存在，但就福客械鬥的發生，南部卻較少於北部。因此，稱六堆為戰鬥組織雖不為過，但若認為南部客家人具有戰鬥性格，則顯得有點誇大。隨然從過去發生的幾個事件來看，我們也會看到客家人利用戰亂而侵佔福佬人居住的地區，不過正如研究所指出，這乃是「治時閩欺粵，亂時粵欺閩」的狀況，也就是說，客家人利用混亂欺負福佬人，不過是因平時總受到福佬人的壓迫與產生的反抗行為。而除此之外，六堆的戰鬥多屬防禦性質，而這種防禦性又是來自對福佬人入侵的反抗。因此，與其說六堆所具有的是「戰鬥性格」，不如說是對外來勢力的「反抗性格」。而之所以能擁有這種反抗性，一個條件即來自南部地區以務農為主的經濟型態，使得他們有能力自立更生，並不需要與外界有太多的接觸。
然而在北部客家聚落的形成過程中，其開墾的型態即是上述「由資金雄厚人士取得開墾權」的模式，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類似北埔姜家這類的大地主。而招佃開發所形成的客家聚落，其實已經打破原有的宗族，更遑論所謂的公平分配了。對北部客家聚落來說，耕地不足所造成的遷徙的確是使其「渙散」的原因之一，然就拓墾過程來說，其所必須遭遇的「戰鬥」事實上並不低於南部客家人。只是與南部客家聚落的主要戰鬥對象是福佬人不同的是，北部乃是客家人、福佬人聯手，而與原住民相互爭鬥。
這一點，我們可以由北埔一帶的開發得到印證。當時由粵人姜秀鑾、閩人林德脩共同投資組織金廣福總墾戶以開發今北埔一代，「閩籍墾戶首身份由周邦正替代，住在竹塹城內，主辦衙門公事與會計事務，並掌管戳記；姜秀鑾作為粵籍墾戶首，則進駐墾區，負責守隘防番及督工開墾的任務」（謝重光，2000，100）。1834年，由姜秀鑾率閩粵兩籍墾戶由竹東入北埔，驅除原住民而建立了據點。並在險要處建設新隘三十六處，形成一個大防禦線，故稱之為「大隘」。然被驅除的原住民不願退入深山，乃經常潛伏於大隘防線外，「出草」殺害墾民。而姜秀鑾則率領隘丁，與原住民征戰數十回，終於完全消除原住民的反擊。
此外，北部的拓墾原本是為了耕地的不足，然而隨著茶與樟腦的開發，北部客家人逐漸轉為以商業為主的經濟型態，這也使得福客之間的界線不再涇渭分明。因此，正如洪馨蘭在「菸草美濃」（1999）引用范瑞珍（1995，引自洪馨蘭前揭書）的研究指出的，「南部的鄉團組織強化客家族群內部的自我意識，對於閩籍福佬人的互動關係幾乎以衝突為主，北部客家庄應為商業關係的往來，以及墾首制的開墾方式，與福佬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較為多元，有合作、有競爭、也有衝突。」（前揭書：176-177）。
只是，如果械鬥的陰影仍在，閩客的合作難免存有心結。何況在合作的過程中，客家人總是處於惡劣的環境與原住民拼鬥，而福佬人則居於城中，負責與官府打交道。然而為了經濟利益，客家人似乎在表面上也不得不盡量妥協。不過一但有機會，客家人也會把利益佔為己有。只是在合作、競爭、衝突下，作為少數族群的客家人或者再度移民，或者則被涵化或同化。同化者忘了自己是客家人，然而涵化者卻是只能盡量掩飾自己客家人的身份。而對於有認知卻無法說出自己是客家人的人來說，這種情境便造就了一種「被壓迫性格」。
從上述在台客家聚落形成的過程，我們可以約略歸納出南北客家在歷史背景上的差異。南部的客家聚落生活以務農為主，儘管經濟的發展不若北部，但卻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也因此形成一個較為閉鎖的社會。宗族的力量在此甚為強大，從好的面向來說，是使得南部客家人在拓墾土地的分配較為平均，同時也擁有集體力量以反抗外來者的入侵。但從另一個面向來看，宗族的力量要求聚落內的服從性，也形成一個較為封閉而封建的社會。而對北部客家聚落來說，招佃拓墾已使得原有宗族力量瓦解，商業活動更使得客家人不得不與其他族群的人互動。而在這種互動過程中，客家人除了易被同化外，也容易產生被壓迫的心理。
就像李喬（2004）所說的，我們很難把鍾理和和龍瑛宗的作品看做「客家文學」--即以客家文字來描繪客家生活的客家人作品。不過，當我們把鍾理和與龍瑛宗分別放入這兩種不同型態社會當中，我們卻可以看到，二人之作品中所呈現的許多面向原來皆與客家文化相關，同時，由於南北文化經驗的差異，也使得二人的作品中呈現出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