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走不到盡頭的博士路

（一）適應

巫以芹到美國的第一年，還不太習慣紐約的聲音。那是1982年。

不是車聲，也不是人聲，而是一種永遠不停的背景運作感。電梯、冷氣、打字機、車輛、工程噪音、印刷機，城市裡的每個空間都在同時運轉著，沒有任何事物真正停下來。

她進了 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簡稱哥大）博士班，實驗室在曼哈頓上城。那裡不像她想像中的校園，沒有明顯的邊界，學術空間直接嵌在城市裡。窗外是街道、醫院、辦公大樓；白天做實驗，晚上回家時，還是燈火通明，好像這座城市沒有休息的意思。

她在台大動物系拿了碩士，熱愛科研、基礎扎實，實驗手感很好。打一開始指導教授就很欣賞她，願意把重要的實驗交給她。很快地，她成了實驗室裡最穩定的人。

那時候，電腦才剛剛進入實驗室。

一台笨重的桌上型電腦放在角落，螢幕顯示的是綠色字元。資料要先寫在紙本實驗記錄上，再一行一行輸入。儲存靠的是軟碟，容量小，錯一次就得重來。

但她適應得比別人快。不是因為她特別喜歡科學實驗，而是她對「流程」有一種天生的敏感。她知道哪一步最容易出錯，哪一段需要重複確認。她甚至幫教授把實驗記錄改成比較一致的格式，讓資料比較不會亂，後續的整合更容易。

那不是她的工作，但沒有人阻止她。

她常聽一些學長、學姊談到「博士生的生存之道」，她小心翼翼地觀察，找到適當的機會和縫隙介入、發揮，甚至憑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發光，讓自己成為「教授的左右手」；她很早就學會，在這個系統裡，只要你能接手，就會被默默地算進「可用資源」。

（二）過程

一開始，她沒有懷疑。

博士學程本來就慢，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教授說她還年輕，應該多發表幾篇論文，才能在學術界建立知名度。實驗室總是有新計畫，她又被指派去帶新進學生。她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各式草稿、期刊、論文裡，但總是「第二作者」、「第三作者」。

也是巫以菁來美國的那幾年，個人電腦開始被討論，也進入校園，雜誌上寫著「未來的研究方式」。實驗室裡的人半信半疑，教授有時提起，學校也開始一連串學生與教職員的訓練課程，好像風風火火，大家躍躍欲試，卻還沒有實證和先例，沒有真的改變什麼。

科技在進步，但制度還沒跟上。

她開始注意到一件事——每一次論文、提案「快要完成」的時候，就會有新的理由出現。

不是否定她，而是留住她。

「這一篇如果再補一點，可以投更好的期刊。」，「現在出去，對妳不一定最有利。」，「妳現在離開，對實驗室不太好。」，「你還需要多累積專業曝光，才能建立人脈和連結。」…

她把這些話一一記下來，像記實驗數據一樣。

時間在紙本記錄與軟碟之間來回，時間過去得說慢也慢，說快也快。她看著比她晚入學的學弟妹一個個畢業、離開。有人替她高興，說：「學姊，快輪到妳了吧？」

她只能笑笑。

（三）銜接

巫以芹是拿獎學金的，不是全額，但是獎學金有時限，只有五年，這時限給她很大的壓力；在期限結束前，她得為經濟問題打好基礎，實驗室工作的微薄酬勞，教授助理費用，根本付不起紐約昂貴的房租和生活費。

在紐約的第二年，她和中國移民第二代、同校博士班學生徐仲凌相識，徐仲凌是紐約大學Stony Brooks畢業，理工背景，但竟然搞起了金融，後來又轉到科技業，徐仲凌對風起雲湧的數位化科技很有興趣，喜歡挑戰的他，又回到校園，當起了兼職學生。他有興趣的並不是學位，而是當前學術的前瞻性，以及頂尖技術的學習或取得的通道。

來到美國的第五年，也是巫以芹五年的獎學金到期前，巫以芹和徐仲凌結婚了。登記結婚，手續很簡單，像是在處理一個行政項目。文件齊全、表格蓋章，身分問題就此解決。那天沒有宴客，也沒有慶祝，他們只是走出辦公室，在街角吃了一頓很普通的晚餐。

她心裡很清楚——有一個制度問題被解決了，但另一個沒有。

婚姻讓她留下來，卻沒有讓她往前。

（四）理由

那是一次再普通不過的會談。

那天下午，是排定的她和教授的導生會談時間，她帶著準備好的論文草稿還有口試資料，甚至列好了可能的委員名單邀請函。教授翻了翻，點頭，說她做得很好。

然後把資料推回來。「現在還不是時候。」他說。

她第一次沒有立刻點頭。「我想知道理由。」她說。

教授看著她，像是在重新評估一個熟悉的零件。

「妳現在在這裡，對整個實驗室都很重要。」他說，「如果妳離開，這些事情要交給誰？」

她很清楚，那不是學術問題。

「那跟我能不能提論文，是兩件事。」她說。

教授靠回椅背，語氣依然溫和。「妳要想清楚。」他說，「妳現在離開，對誰都不好。」

那句話落下來的瞬間，她突然懂了。

不是他不讓她畢業，而是這個系統，需要她永遠留在「快要完成」的位置上。

她收起資料，站起來。「我知道了。」她說。

那不是抗爭，也不是失望，而是一種遲來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