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控制》Gone Girl與其同名的原著，有著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冷到骨裡的驚悚故事，而最恐怖的地方，並不是它如柏格曼《婚姻場景》般，直言無諱地描寫一個看似幸福的婚姻如何崩潰，相反地，是它以一種戲耍、機巧的態度，去極端地展現婚姻的美好表象，是如何在精心控制下維持的。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一個關鍵詞是「扮演」，作者刻意凸顯出故事中人物對於「扮演」的執迷，一開始是自覺的，然後漸漸地，那扮演的角色開始需索無度地控制自己，必須扭曲原本的性格，並無法自拔地去迎合他人或社會的要求。到了最後，當這彷彿已經被制約的心理，面對著舞台上扮戲的幻象被無情戳破時，那應運而生的本能式衝動，就會無法抵擋地推翻掉一切。

瑞典電影《婚姻風暴》便是以一種笑裡藏刀，甚至是呲牙裂嘴的方式，去揭露婚姻中的這種想像的、被制約的角色扮演與價值觀，以及與個人本能欲望之間所產生的巨大衝突。背景是在法國阿爾卑斯山區的冬季度假勝地，來自瑞典的四口之家，在這裡享受五天的滑雪假期，一切看似輕鬆自在又溫暖美好，但一場意外但無人傷亡的小雪崩，卻一下子將這家人推向了宛如驚悚片般的心靈撕扯當中，笑容與撫摸、冷戰與對話、哭泣與嘶喊，他們試圖以各種方式，將婚姻中破碎掉的信任、理解與意義，給一片片地重建回來。

所以我們會看到，女主角選擇的溝通方式，決不是在私密的情境下來進行的，反而是一再地在社交場合中向外訴求，透過他人、群體、社會的普遍價值觀來逼男主角就範，而男主角也就不得不從故做沒事的敷衍、矢口否認的偽裝、心防鬆懈地坦誠，到最後必須掩面告白，痛恨自己的原始本能、否定真實的自己，承諾要改頭換面，並賣命地證明自己能夠做到‧‧‧

於是，在這裡的溝通，便絕對與我們所想像的那種溝通不同，因為那既非理解對方困頓與疑惑的同理心，也不是包容或認可彼此間的差異性，相反地，它偽裝成一種文明的手段，實際上卻是要否定個人的主體與獨特，要求其納入「正常」的社會價值（家庭、男性、父親）體系之中。在影片中有兩個小插曲，似乎就彰顯出這種溝通的無能與無望：其一是女主角和她那個交了好幾個男友的已婚友人，兩人在咖啡廳裡爭論著婚姻與性愛是否可以分開的話題，在這幾乎沒有交集的對談當中，我們看到了女主角從咄咄逼人到挫敗激動（無法使對方屈服）的豐富情緒變化；另一個插曲則是那對大鬍子男和他的年輕女友，他們先是溫和地討論並設身處地想著，男女主角在那個事件中的處境，沒想到越演越烈，變成了兩人口不擇言的相互攻擊，接著在床上和解之後，大鬍子開始焦躁不安地反覆問著小女友，她剛剛在氣頭上所說的，是不是真心話？這不也正是另一種無望的溝通？因為我們總是迫切地想要知道，對方內心裡真正的感受是什麼，在此同時，我們又更痛苦地渴望，能夠得到對方真切而非敷衍的理解與認同，但這兩者，卻都是我們永遠無法確定、無法安心的，我們只能猜測，只能自我催眠。於是最後，我們不再期待那種心靈相契的微小偶然，我們開始用矯正、用扭轉自己或他人的真實想法，來追求這種幸福的和諧，用抹煞個人，來追求群體。

所以影片末段，那看似家庭裂痕終於得到彌補的和解之後，尖銳又好笑的魯本奧斯倫所留下的那個結尾，更擴大了這樣的意念。那不只是男女主角在這場心理風暴之後，主導權與控制位階的輪替，更在於所有人，面對著突如其來的危險衝擊時，那種放棄自我意識而順從群體的盲動。我們看著那一車的人，在龐大壯麗的阿爾卑斯山腰上，順著彷彿沒有盡頭的馬路，漠然又茫然地走著，好像無法理解自己為何會落到這樣的處境，似乎也不能選擇自己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樣的問題，沒有抱怨、沒有討論、沒有思考的餘地，只是跟著群體，一步又一步失神地往前，再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