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08 21:00:00牛頭犬

蛇妖、冬眠與契訶夫

《纏繞之蛇》Leviathan     安德烈薩金塞夫     2014年作品
《冬日甦醒》Kis uykusu     努瑞貝其錫蘭     2014年作品



2014年的東尼獎最佳戲劇得主「契訶夫的老鄉在賓夕法尼亞」Vanya and Sonia and Masha and Spike,是一齣絕妙的上乘喜劇,劇作家克里斯多福杜蘭巧妙地借用了契訶夫知名戲劇「凡尼亞舅舅」、「海鷗」、「櫻桃園」和「三姊妹」中的人物與橋段,再加上一點對希臘悲劇的諧仿,以及很多對好萊塢的嘲弄,拼貼成一個神經、荒謬、尖酸又好笑至極的美國當代生活情境素描,裡面可以看到創作者對所謂契訶夫元素的信手拈來(讓我必須再把契訶夫的劇本再搬出來讀,才能完整對照出哪個片段是從哪一本裡借出來的),而且不著痕跡地轉化成通俗的美式幽默,而更重要的是,從這些看似短路瘋癲的笑料裡,我們似乎更可以看得清楚,契訶夫作品裡的那種真正喜劇性,那種洞悉卑微人性後,在文字裡完美模擬成形的某種好笑:既是戲弄的,也是自嘲的,有時又是寬慰的,還帶點理解的深沉笑聲。

而我所說的卑微人性,指的並不是人性裡猥瑣醜陋的那一面,完全不是,我所指的反而是,人在這巨大而不可測的世界裡,面對生命困境時,所做的任何努力掙扎,即便是善意正面的,都是那麼渺小脆弱、微不足道,並且,也正就是那種力圖抵抗的姿態,會讓人顯得格外的卑微與可笑。然而,契訶夫卻並不是那種尖刻殘酷的作者,相反地,他的溫柔厚實與透視力,又能將那卑微可笑的醜態給包裹起來,在文字中所呈現出來的,就成為了一種莫可奈何的喜悲混雜,一種更接近人生真相的面貌。

而他這創作力量的源頭,這些故事與人物的養份來源,依據唐諾先生在臉譜所出版的【第六病房】Ward No. 6譯本導讀中所論述的,是來自於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金所指出的「民間詼諧文化」,那是一種採擷自鄉土民俗的言談,一種從傻瓜與小丑口中摘取出的趣味,雖然看似嘻笑俚俗、不成篇章,但卻其實隱藏著古老的智慧,與先知般的視野,因而有其偉大不朽之處。

在這裡,或許就該提到,那個印刻在整個俄羅斯民族的生活與思想中,某種類似集體潛意識的信念,而這種信念,其中極關鍵的成份,便是來自於他們所虔誠信仰的東正教。東正教或許可說是基督教各門派中最保守、最傳統也最具神祕主義氣氛的分支,他們恪遵著古老流傳下來的教律典籍,裡面幾乎沒有太多可供重新詮釋或論證的餘地,而上帝對於他們來說,更是完全不可臆測、不可揣想、不可探問的巨大謎樣存在(更別提像柏格曼式的質疑與詰問了),沒有人能知道祂在想什麼,祂的計劃又是什麼,只能順服、只能承受,而理性與知識只會讓人遠離上帝(亞當為此被逐出伊甸園)。也因此,在東正教中還有一種「聖愚」Holy Fools/Yurodivy的傳統,他們相信,往往具有大智慧而能夠傳遞上帝真正意旨的,不是那些聰明有學識、衣冠楚楚、口若懸河的才智之士,而更有可能是那種瘋瘋癲癲、面容痴呆、衣衫襤褸的傻瓜笨蛋,因為這副德性,才是上帝眼中人類的真實模樣,而也只有這種樣子的人,才懂得放下所有虛妄偽裝的知識,全心全意地去服侍神。



在聖經中,講述這種無盡順從、忍受神的虐待與酷刑,還始終堅定信仰的故事,最極端的莫過於舊約裡最古老的那卷「約伯記」,說實話,這些篇章如果不是死硬派的教徒來讀,就算把它當做神話故事,還是會覺得誇張得不可思議。故事大略是描述約伯這個無可挑剔的上帝忠僕,有一天被撒但陷害,讓上帝想要試煉他的純正意志,於是他先是被奪走了所有的財富與兒女(十個全死光),再來又被奪走了體膚健康,但渾身惡臭爛瘡又衣不蔽體的他,眾叛親離,卻始終不背棄上帝,更不口出惡言。於是,撒但又派了三個人去和約伯論辯,想誘導他暴露自己信仰不堅的罪行。七天七夜下來,明明就已經病痛纏身的約伯,還能雄風萬丈地舌戰三人,一方面讚嘆上帝的全能偉大,一方面又為自己的清白辯駁,相信上帝終會給他公道。最後,上帝在旋風中出現了,祂昭舉了許許多多天地之間,神秘巨大難以測度的現象,讓約伯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卑微渺小,後悔自己竟敢僭越,試圖要上帝為自己答辯、洗清冤屈,因為上帝真正關心的,是那些敬畏祂的人,而非那些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人。約伯謙沖地懺罪認錯,上帝也就原諒了他,不僅讓他重返榮華富貴、子孫滿堂,也讓他長命百歲。

在約伯記的最後篇章中,上帝用了一連串問句,來強調自己的偉大不可測,其中那段「你能用魚鉤釣上鱷魚(纏繞之蛇Leviathan)麼、能用繩子壓下牠的舌頭麼。你能用繩索穿牠的鼻子麼、能用鉤穿祂的腮骨麼。牠豈向你連連懇求、說柔和的話麼。豈肯與你立約、使你拿牠永遠做奴僕麼‧‧‧」,還特別被完整地引用,做為俄羅斯導演薩金塞夫電影《纏繞之蛇》中的典故。



《纏繞之蛇》之所以是一部有趣的作品,就在於它描述的,並不只是一個控訴社會不公不義的刻板故事,創作者更戮力在刻劃其中這些人物,性格上的易感脆弱,與其荒謬魯莽的抗爭姿態,因此,我們不再會看到那種全然正義形象的英雄,即便是功敗垂成也能留下一身風骨,相反的,我們看到卻是一群有慾望、有弱點、無法自我控制的凡俗之人,在對抗強權時自我崩解潰散的過程,最後不只失去了原本想捍衛的財產,還連自己的尊嚴、自由與其他更珍貴的東西,也全都賠了上去。

當影片後段,窮教士引用約伯記的那段經文來提點男主角時,我們瞥見了遠比男主角更為弱勢的一種生活,破舊醜陋的屋舍,緊抓著粗衣遮蔽寒風的貧民,自己扛著麵包回來布施的教士,畫面還停在泥濘中豢養的豬隻(更底層),低頭吃著餿水的樣子上。

不掙扎、不反抗、逆來順受,是否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薩金塞夫的這部作品,帶有著契訶夫筆下世界的氣息,呼喚並思辯著俄羅斯的那種集體的潛意識。究竟,對抗邪惡、爭取正義,是否真是顛撲不破的硬道理?面對凶暴的國家機器(霍布斯便是以纏繞之蛇來形容)對私人領域的侵犯,我們容忍的底線到底在哪裡?我們所放棄犧牲的,是否可能會成就那更大更高、我們無法看見的利益?

而這種幾乎是提升到天問層次的社會政治思辯,也同樣出現在土耳其導演努瑞貝其錫蘭獲得坎城金棕櫚獎的作品《冬日甦醒》Kis uykusu裡,只不過,這部片是真的從契訶夫的小說中去取材。

在這個段落中,男主角亞汀的姊姊一如以往地,躺在書房他身後的沙發上,和他閒抬槓著,突然間,她福至心靈似地問起了:「對你來說,不抵抗邪惡的意義是什麼?」

這段一直延伸到第二天早餐的對話,是大塊大塊地從契訶夫1886年的小說【傑出人士】Excellent People中直接搬移過來的文字,其中要辯論的,就是托爾斯泰主義,而這也正是契訶夫寫作當時所深切服膺的思想。所謂的托爾斯泰主義,就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從他所虔信的東正教教義中(雖然他後來被逐出東正教教會),所領悟到的一種準避世的、獨善其身的、以轉變心念來應對困境的人生哲學,而其中一項十分受到爭議的想法,就是不以暴力抗惡。



不抵抗並寬恕他人的惡行,正如同前文所敘述的,是一種謙卑戒慎的人生觀,是一種在神的面前只能選擇順從忍受的篤信,是一種越受到迫害越該去內省自身罪惡的理念,當然,這對多數人來說,絕對不是一種「進步」的想法。但我們隨後便會發現,對於那些歷經滄桑而近乎孑然一身的人(電影中那位姊姊因和酒鬼丈夫離婚,小說裡那位姊姊因丈夫小孩都罹患傷寒身亡,所以搬去和弟弟住,過著寂寥空白的生活)來說,這樣的思考角度,卻有著一種自我安慰、自我療癒的美好。

但這個論調顯然並無法得到太多人的支持,做為知識份子又有著批判性格的弟弟,當然立刻就採取反對的態度,甚至用訕笑和奚落來表達自己的不齒,而原本還願意站在理解立場、其實是為反對自己丈夫而反對的弟媳,在獲知她的真正動機後,也完全否定了她的想法,還鬧得口出惡言、不歡而散(隨後和她弟弟的長談更是完全撕破臉)。

確實,這對不認同「勿抗惡」思想的夫妻,和那位無所事事、自我封閉的姊姊,在待人處世上的風格是大不相同的,他們所傾向的生活理念,是「進步」的,但似乎,那也同樣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麻醉劑。這對相敬如冰、冷眼相對的老夫少妻,取材自契訶夫1892年的小說【妻子】The Wife,而同樣那一年,契訶夫還寫了另一部他創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中篇小說:【第六病房】,故事裡那位服膺托爾斯泰主義的醫生,莫名其妙地被關進第六病房,然後又莫名其妙地被打死,正式宣告了契訶夫向托爾斯泰主義的告別。

所以,契訶夫就此變成了一個追求進步思想的創作者了嗎?其實也不然,或許對契訶夫來說,這所有的理念、信仰與主義,可能還不如一張張真真實實、有血有肉的面孔來得讓他著迷,他作品裡最神奇也最動人的,絕不是曲折離奇的情節,更不是旁徵博引的論述,而是那些偶然閃過些許光芒的人物,與他們身上那未經琢磨、未經淬煉的素樸性格與情感(唐諾先生在前述那篇導言中,認為契訶夫小說介於成品與素材之間的比喻分析非常精采)。



所以,即便契訶夫已經認定了托爾斯泰主義是條行不通的路,但似乎對於標舉自由與進步大旗的行動與精神,他也持著些許保留。我們自然可以透過錫蘭的《冬日甦醒》或契訶夫的【妻子】裡,那些素樸卻也因此不那麼簡單典型的角色性格描寫中,感受到創作者在觀點上的掙扎。你會發現,《冬日甦醒》中並沒有《纏繞之蛇》中那種貪婪殘忍的惡人,相反的,多數的人物都是善良且自重的,然而你卻也會發現,當每個人一旦試圖用他的行動,向別人表達自己的善意時,卻又往往是充滿挫敗,而且甚至是適得其反的。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男主角亞汀,在影片中,幾乎所有他想要去做的事情,其中的立意動機都是好的,但所得到的結果,卻不斷地跟他所期待的狀況背反。他聽到了房客的疑惑,於是決定要買匹馬,來讓旅館的實際狀況與網頁廣告能夠名實相符,但捕獲囚禁野生馬隻的殘忍,卻讓他不安,結果馬還沒馴服,想騎馬的房客卻已經離開了;身為演員的他,不只想專務本業、獨善其身,還想透過自己的些許影響力,在報章上撰寫一些觀察評論的文字,期待能改善某些社會現況,但卻被姊姊批評為外行人說內行話、拿虛假的名氣來自我陶醉,導致惱羞成怒而兩人鬧到決裂;他看著與自己疏離冷淡的妻子,找到了慈善事業做為生活的重心,而一直苦於無法進入妻子生活中的他,先是用一封弱勢者的求助信來吸引妻子注意,卻立刻被潑了冷水,又想要以自己的社會歷練與財富介入妻子的工作,卻反而招來崩潰性的反彈,婚姻也似乎要走到盡頭...

很顯然,亞汀就是一個追求西方進步與人道思想的人(不受信仰束縛,追求誠實理性、整潔美感與尊嚴價值),但他的性格中,卻有一種無法改變的偏見與傲慢(對於地位不如他的人,特別是那個外表邋遢又講話拉拉雜雜的教士),使得他在面對挫敗時,會以一種任性無禮的態度來應對,然後把處境搞得越來越僵,甚至不可收拾。明明就不是個壞人,卻變成了什麼也搞不好的討厭鬼。同樣地,影片首尾發生在教士家的兩場戲劇衝突,也是如此難堪:亞汀和他的助理送打破車窗的男孩回家,明明是好意怕男孩著涼,也想解決彼此的誤會,卻反而把嫌隙與憤怒推上高點;亞汀的妻子把意外拿到的匿名捐款,轉送給經濟困難的教士一家,卻被當作是羞辱施捨,再度把局面推到冰點。

在大雪之夜的屋子裡,三個男子高談闊論、喝得醉醺醺,其中年輕的老師引用了莎士比亞「理察三世」的話來總結:『良知無非是懦夫們所用的一個名詞,他們害怕強有力者,拿它來做搪塞;銅筋鐵骨是我們的良心,刀槍是我們的法令。』這是個進步主義者、革命者對現實的言談,而有趣的是,不甘示弱的「奧塞羅旅館」老闆亞汀,卻說了完全不相襯的話來回應,他說:每天早晨我醒來,都做好了完備的計畫,但最後卻總還是閒晃終日。雖然話說得無厘頭又莫名其妙,但這個對比,卻能真正顯露出整部作品最核心的一個想法:我,無能為力。



這樣的慨歎,延續著這一連串下來的衝突、爭辯、協商,到後來的挫折、空虛、無奈,確實有著極大的力道,讓我們真正地看到人性的脆弱與卑微。彷彿任何的善意努力,都傳不過隔著肚皮的人心,也達不到理想希冀的效應,就只像是浸在泥淖中荒謬可笑的蠢動般,動得越兇、陷得越深。

這樣的生命面貌、這樣的生活感觸,確實是非常契訶夫的。努瑞貝其錫蘭是一個真正的信徒,他完全洞悉契訶夫作品中的那種奇妙的戲劇性,那種讓你覺得悲哀,卻一會兒又有點想笑(或是相反)的微小波瀾。於是,不知為何反悔不去聖彼得堡的亞汀,糊裡糊塗地在冰天雪地裡,跟著朋友跑去打獵,在溪邊脫了鞋休息的他,赤著一隻腳卻意外地獵到了一隻兔子,在回家的途中,還因此路過了那個先前向他求助、現在卻幾乎已經讓他遺忘了的賈利村,正靜靜地在深雪中沉睡。

在生命中,能得到什麼、會失去什麼,能看見什麼、會遺忘什麼,都不是人所能夠決定的,到了最後,亞汀似乎真正地理解到自己的無能與渺小,也因此,終於,他無語了(出現了影片僅有的內心獨白),也臣服了。他蜷縮到自己最私人也最內在的部分,展開生命的冬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