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薇若妮卡》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     1991年     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作品

《紅色情深》Trois Couleurs: Rouge     1994年     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作品

每個開始

畢竟都只是續篇，

而充滿情節的書本

總是從一半開始看起。

                                                              ─ 辛波絲卡‧「一見鍾情」

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作品中，我最喜愛的是《紅色情深》。近二十年來，每次重看，心裡都還是有著如同第一次觀賞時那樣的激動，覺得它美得不可思議，無論就哪個層面來說都是。但奇怪的是，《紅色情深》其實是三色電影中，我最難以理解的一部，即便是在初看這三部經典的當時，思想十分幼稚的我，尚可以勉強地抓到另兩部以自由與平等做為主題的作品中，某些形而上的概念：《藍色情挑》Trois Couleurs: Bleu 講的不是自由的狀態或自由的權利，而是一種人生於世便無法獲致的心靈解脫，是一種只能依附於限制的自由；《白色情迷》Trois Couleurs: Blanc 講的也不是生而平等或立足點平等，而是一種人在求生存時不得不演化進化的本能，是一種翹翹板式流動的平等。但《紅色情深》所要陳述的博愛，卻是我無法進一步去掌握或推敲的，難道光是那個非常溫柔體貼、善良得不斷被種種外在困擾所拉扯、簡直到一種苦情地步的女孩，就可以當做是博愛的象徵嗎？

許久以後，我才從閱讀中了解，原來「博愛」並不完全如我所想像，是那字面上的意義。事實上法國大革命所標舉的三個口號中，那個我們譯作博愛的Fraternité，本意其實是兄弟之愛、手足之情，跨越血緣關係，視路人如兄弟的一種宏大理想。但這樣一種想像的情操，在大革命之後就快速式微，以至於後世也較少有人願意在這概念上做文章。主要的原因是，這種宛如世界大同般的高貴理念，其實幾乎沒有實現上的可能，而真正要做到，更可能會產生不良的後遺症，因為，Fraternité 就是要把非親非故的人，都當成像兄弟一樣來愛，因此，這樣的愛，顯然並不是沒有條件、沒有分界的，它常常會被轉變成「你必須要當我的兄弟，我才能等同兄弟般地愛你」這樣帶有認同成分的愛，而在此同時，也自然會產生出一種等量的、帶有不認同成分的恨，法國大革命的慘烈屠殺，就是從這樣扭曲偏頗的想法中所產生的，於是漸漸地，Fraternité 反而變得恐怖而且負面（其中好的部分，其實相似於平等的意念）。（註）

那麼，究竟睿智又敏感的奇士勞斯基，是用什麼樣的角度來切入並詮釋這個高蹈不切實際，又可能產生嚴重偏差的概念呢？這或許該先回到他的第一部海外製作電影《雙面薇若妮卡》，來做對照理解。

《雙面薇若妮卡》的劇情，乍聽之下就像是個靈異故事，一個波蘭的唱詩班女孩薇若妮卡，到克拉科夫探訪阿姨時，天賦異秉的歌喉意外被發掘，終於得以在音樂會上擔任合唱團的主唱，卻在首演的時候心臟病發過世。這時，遠在法國克萊蒙費朗的另一個樣貌神似的薇若妮卡，竟突然感受到一陣莫名的悲哀，一種孤獨的恐慌，接著一連串離奇的事件，一點一點誘導著她去發現，在這個世界上，她並不是那麼獨一無二的存在。

奇士勞斯基曾經在他1987年的作品《機遇之歌》Przypadek中，以三段式的故事來講述，一個看似不起眼的轉折（撘不搭上火車）可能對生命帶來的完全不同境遇，藉此來探索命運中種種偶然與必然、可能性與宿命，呈現出奇士勞斯基自己悲觀犬儒的人生態度。而在《雙面薇若妮卡》中，奇士勞斯基更將兩個女孩的人生，並置在同一個世界裡，讓彼此的生活與抉擇，相互間隱隱地牽連重疊著，然後，提出一個更巨大的疑惑：天地之大，我是不是唯一的我？如果不然，那另一個存在的我，是否也可能是一部分的我，或是否可能會影響、操縱或取代這個我？

於是，他在影片中創造了一個操偶師的角色，彷彿是從另一個層次的角度來看這整個故事，卻也同時介入故事之中。透過他的偶戲表演，隱喻了在故事背後，關於蛻變與重生的神秘意念，又透過他一連串的追求與暗示（信件、錄音帶、故事、底片），逼迫著法國的薇若妮卡，必須去意識到，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還有著另一個與她心有靈犀的薇若妮卡，也曾經確確實實地活著，而這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竟也分享或影響了自己生命中的某些經驗或選擇（波蘭的薇若妮卡承諾了自己偶然獻身的男孩，也投入了自己熱愛的歌唱表演；而法國的薇若妮卡卻在某種感應之後，拒絕了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男孩，也斷然停止了某個自己有天賦的才能訓練─或許也是歌唱）。

導演營造出一種溫柔親暱的夢樣氛圍（黃色濾光鏡）去包裹這個故事，讓它成為一個宛如成人童話般的美麗寓言（芭蕾伶娜與蝴蝶），卻同時又以讚美詩或安魂曲般的宗教音樂貫穿全片（奇士勞斯基的長期配樂搭檔普瑞斯納，偽裝成18世紀荷蘭作曲家凡德布登梅爾所作的曲，但丁【神曲】節錄的詩句），拉高了觀看的視野，揭現了每個人存在的微小脆弱與可替代性（兩個面容相仿的薇若妮卡戲偶），帶著悲憐與慨歎。確實，我們或許都只是命運舞台上被耍弄的那個人偶，在完全無知的情況下被操縱著，我們也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在另一個舞台上，是否也有著同樣的一組人偶，在搬演著相似的故事。但是，當上天在我們眼前開了一扇小小的窗，讓我們終於得以一瞥那無垠浩瀚的可能性，以及那不可思議的偶然奧秘時，也許，我們反而會對自己的渺小無助感到釋然，也為這並非孑然孤獨的存在感到安慰（這不也就是愛情的意義嗎？所以法國薇若妮卡在見她的木匠父親時說，她戀愛了，卻不知道對象）。

而這個操偶師的角色，來到了奇士勞斯基的最後一部作品（也是他再次與女演員伊蓮雅各合作的作品）《紅色情深》中，則化身成為尚路易坦帝尼昂所飾演的退休老法官，而這次，他似乎涉入得更深。

影片以一大束電流快速傳遞、跨越陸地海洋的電話纜線破題，點出了這個我們早習以為常，但其實在人類歷史上是非常短暫、新鮮的聯繫交流工具：電話。這項十九世紀末才出現的發明，不僅劇烈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模式，卻也在拉近距離的同時，讓人更意識到他我之間的關係，還存在著某種虛幻不可測的特質（用聲音決定人的身分，用語言認定事的狀態）。電話在片中是個極其重要的媒介，像是伊蓮雅各所飾演的大學生模特兒，就完全藉助著電話，來和她最親密的人溝通，也因此，無論是她所擔心的媽媽與弟弟，或是對她冷淡又專制的男友，自始至終都不曾在銀幕上露面；而另外那個法學院剛畢業的年輕人，則極度依賴著電話與女友維持聯繫，他會打電話到女友工作的專線，只為聽一聲「哈囉」，他會守在電話旁，或出門買菸時匆匆回家，就怕漏接了女友的電話，在這兒，電話變成了情感的象徵與替代品；至於尚路易坦帝尼昂所飾演的退休老法官，對他來說，電話則宛如上帝的耳朵，藉著竊聽設備，他得以自由地侵入周邊住戶的私領域，掌握許許多多隱藏在尋常生活裡的秘密，任由自己評斷、窺探、想像．．．

這個老法官，確實就像是《雙面薇若妮卡》裡的那個神祕操偶師，彷彿身處一種超然的位階，洞悉一切，並潛移默化地引導著女主角，走往另一個境地（也有點像是希臘悲劇裡的預言家）。但在《紅色情深》裡，我們卻又會發現，身為觀眾的自己，至少在表面上，似乎又比那位對世事瞭然於心的退休法官，還要更高上一個位階，因為我們看到了，故事中還有一個不斷和女主角錯身而過的男子，他所經歷的生活、所走的路，似乎正不偏不倚地循著老法官的生命軌跡而前進，而我們也知道，這個年輕男子必然會在某種偶然的情況下，與女主角相遇（相愛）。

這就像是《雙面薇若妮卡》意念在《紅色情深》裡的重現，我們看到一股微妙又強大的力量，不斷牽引著不同的生命，走向完全平行或重疊的線，或是走上反覆交集的點，而這也正是生命中最難以理解的曖昧本質，也是天命最龐大不可測的定律。看似在眼前堆疊著無數細瑣紛亂的偶然與巧合，但在冥冥之中，應否還有著一個更高的意旨，或操控著一切的必然呢？

這種接近於宗教性的思考，對於偶然與必然間難以清楚界定的惶惑，誘使著我們必須去推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實有著更大更大、超乎想像的不確定性，看似該是最親密最熟悉的感情，可能其實只是一種想像，暗藏的疏離隨時可能讓假相脆弱地崩解（女主角的弟弟發現與父親無血緣關係，男子發現女友移情別戀），而看似完全無關、毫不認識的陌生人，卻可能一直都有條看不見的細線牽絆著彼此，就等著某個瞬間，偶遇、發現、觸動，而後心靈相契（就如同辛波絲卡的詩作「一見鍾情」：『每個開始   畢竟都只是續篇』，而《紅色情深》這整部片，就像是個愛情故事的前傳）。

既然如此，同就非同，異也非異了。Fraternité，如果真要為該去愛誰而設定，無論是族群身份、無論是血緣親情、無論是理念認同，你會發現這些區別，在巨大的命運面前，都顯得渺小淺薄得可笑，因為任何一個陌生人，都可能和你分享著同樣的生命經歷；任何一個陌生人，都可能因為他的選擇而影響了你的人生；任何一個陌生人，都可能會進入你的生命中而成為與你契合的另一半．．．所以整體來看，我們並沒有決定要愛誰或不愛誰的權力，我們也沒有那樣的能力，因為愛這種心靈的、無形的、超越的概念，是我們無法掌握或分析的，一切都只是偶然，一切也都是必然。

這或許也就是奇士勞斯基在《紅色情深》中，為「博愛」Fraternité 所下的定義，它講的並不是兼愛天下人，也不是異中求同而愛之，而是因為天地之大、變幻莫測，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太多微妙難解的機緣巧合，讓異體得以意外接觸交融，而又才意識到兩者原來本為同體，它的內在玄之又玄，是一種不能釐清、難以理解，也永遠無法選擇的最廣義之愛。

（全文完）

(註) 請參閱楊照老師的文章，關於德悉達的「博愛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