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7 02:00:00牛頭犬

永遠的異鄉人(五)《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

《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The Grand Budapest Hotel     2014年 威斯安德森作品



威斯安德森的新片《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是個仿作,就如同影片中出現的那幅仿風格主義畫家布龍齊諾的偽經典畫作「蘋果男孩」,或是被拿來頂替的另一幅仿表現主義畫家埃貢席勒的惡搞偽作「兩個女同志的自慰」一樣,這部電影本身就是一個仿奧地利文學家史蒂芬褚威格小說的贗品,正因為如此,它有趣極了!

褚威格的小說(從他的代表作「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一個女人的24小時」到他的遺作「象棋的故事」)中往往可見一個非常獨特的風格,就是一種像是發生在腦部的熱病,一種接近狂躁激情的癡狂,像是不可抑制地氾濫在他文字行列之間,叨叨絮絮、恣意傾洩,一段段漫長又反複盤轉的獨白,像是心理治療般盡情地把內心最暗最深的秘密給掏出來,讓人讀了也隨之心神蕩漾,浮沉在情緒的激流裡。

而正是這樣的風格,使得褚威格的創作,雖然在那個現代主義蓬勃而起的時代中,顯得既古典又老派,卻仍有其時髦魅惑之處。而這獨特的書寫與敘述方式,最大的影響,正是來自於佛洛伊德,這個和褚威格同樣是維也納猶太人的精神分析學家的理論,將人們壓抑在十九世紀式的文雅繁瑣禮教中,那些濃稠冒泡的本我、潛意識、禁忌慾望與罪惡感,借著某個偶然機遇,悄悄地在心頭打開一扇窄窗,讓私密的、熱病般的另一個自己,在瞬間噴發而出,獲得他所渴望的些許紓發與療癒。

也因此,褚威格不特定採用全知的第三人稱或恍惚的第一人稱來敘事,反而刻意去形成一種作家的人格分裂,讓故事觀點來回於不同主觀之間,一者說或寫他自己的故事,另一者則聽或讀或思考那個故事,藉此一方面得以滔滔不絕地透過語言文字來自我挖掘,另一方面還有個較旁觀的、超然的觀點,協助讀者去想像、去分析整體意念,這種有趣多層的敘事結構,不僅增添了故事某種懸疑窺探的魅力,同時也讓創作者的觀點可以跳脫在那腦熱病似的漩渦之上,形成某種古典的詮釋意義。

《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也就借用了褚威格這樣獨特的敘事結構,甚至也一同借來了褚威格他本人(當然他本人並沒能活到1960年代,但他的人生確實投影在片中作家的老年及中年時代,舊日飯店經理及後來飯店主人各個角色身上),透過這個作家在豪華但已經破敗沒落的布達佩斯大飯店中,聆聽著飯店主人的口述回憶,帶著我們一起回到了1932年的中東歐,去看他與這個地方的情感淵源以及發跡致富的經過。



藉著第一人稱敘事的主觀色彩,威斯安德森得以在回憶如夢境的段落裡,恣意地將他創作風格中的那種瑰麗、童趣、怪異又歡樂的卡通式氛圍,揮灑在每一個畫面中,而對我而言,他那種猛烈的華麗與雕琢,那種表層的樂觀與自信,甚至是某種騎士般的浪漫精神,恰好非常貼切地呼喚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個充滿進步意念和光輝文化的十九世紀歐洲,那似乎也正是,褚威格所一心企盼能找回的世界。

我們就可以發現,那個動不動就引用一段恐怖浪漫詩句的葛斯塔夫(雷夫范恩斯飾演),就是一個十九世紀殘留下的典型人物,他是一個盡職而完美的飯店經理,他有極其勢利虛榮的一面,也同時能透露出義氣與同情的人性溫暖,他有非常專業俐落的一面,私底下卻也處處與老富婆們發生姦情,他雖貪財,卻也厚道,而這一切,都必須要包裹在乾淨體面香噴噴的外表之下才行。還記得在第一次在火車上碰到法西斯軍人的刁難而獲救時,他感嘆地說:「你看,在這個野蠻的屠宰場裡,總還是會有些許文明的微光殘留著,那我們曾稱之為人性‧‧‧」

文明,那個曾屬於歐洲最光耀時代的文明,在二十世紀慘烈的兩場大戰與屠殺中殞落了。威斯安德森似乎非常懂得褚威格這個出生在十九世紀猶太富商世家,從小養尊處優、浸淫文藝、結交盡是文人雅士,卻連續面對了兩次毀滅性戰禍奪走這一切的善感文人,他內心中最巨大、最殘酷的失落。就如影片其中一段,葛斯塔夫在逃獄後,藉著一群飯店經理們相互連繫的地下組織,終於可以驚險地獲得各種接應,突破軍警追逐獵捕的過程,正是一種屬於舊時代騎士精神的文明展現、是一種有著堅持與信念的人性光輝、是一種對於價值與身份的認同肯定,那是粗俗可鄙的法西斯所打不倒的。但可惜,這一切似乎都逐漸地消失不見了。

而影片中兩幅(偽造的)關鍵畫作,似乎也有著類似的影射。那幅模仿十五世紀文藝復興後畫風的「蘋果少年」,細緻地描繪著少男一手托著蘋果一手翹著蓮花指提著蒂頭的姿態,而眾所周知,蘋果在西方聖經中是禁果,象徵著性慾與愛情,去畫清秀無辜的未成年男孩,動作撩人地拿著蘋果,不正是暗示著一種禁忌的貪戀與猥褻嗎?而葛斯塔夫在偷走這幅畫時,隨手用了仿席勒的裸體畫,一個女人赤裸地張著大腿而另一個女人撫摸著她的性器的「兩個女同志的自慰」,去暫替原本「蘋果少年」的位置,也就是用大膽直接近乎粗魯挑釁的色情圖,取代了原本細膩暗示並優雅隱藏的情色畫,不也正是現代踢走了古典的象徵嗎?



1941年因納粹而被迫流亡,從歐洲到美洲,停不下來地遷居與旅行的褚威格,終於落腳在遙遠的異鄉:巴西的彼得羅保利斯,並留下了「使用我自己語言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沉淪,而我的精神故鄉歐洲亦以自我毀滅,我的力量經過長年無家可歸、浪跡天涯後已消耗殆盡」的絕筆信,1942年二月在家中與妻服安眠藥自殺身亡(英國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則是在1941年三月投河自盡)。這是一個異鄉人的悲劇,但擊垮他的並不是回不了出生故鄉的遺憾(褚威格自認是世界主義者),而是那個他所鍾情懷念的年代已經完全破滅、無法再現的痛楚,他知道,無論再怎麼假裝欺瞞都無法掩飾,自己已經變成了,永遠的異鄉人。

就如同,電影中那個奮力地製造出某種虛妄假象,來說服自己舊時代尚未遠去的飯店經理,最後,他那輕如鴻毛的死亡,正像是一種對老派文明的殉道,是一首目送十九世紀消逝的歐陸悲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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