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2-30 22:51:24黑熊
如果某一代青年可以將父執輩送上被告席
平安夜，坐在案前、面對電腦趕著這篇文稿，而文章見刊的日子，是二○○四年一月一日。
從十二月中旬起始，這陣子就整日坐在螢幕前，雙手在鍵盤彈奏著字語，埋首整理「五六七的異想世界」專欄的往日文章，趕在過年前完成新書＜哈日哈美哈蔣經國＞的出版作業。
眼睛憩游在字句行間，不時掉入一種觀看自己不在場的感受，一個本該有我而我已然不在的地方；每篇文章如果是一張記憶歷史的照片，那些我們，在每張照片各自留下了一個空白的形體。
卡爾維諾在一篇＜一九七八＞的生前訪問稿中，談到自己從巴黎遙望義大利，也提到這樣的感受，他形容像一名老攝影師在鏡頭前擺好姿勢以後，卻跑去按快門，拍下少了他之後、原本的那個地方。
平安夜，我在文字世界的鏡頭之下，留下自己的不在場，跑到二○○四年的伊始，按下廣角鏡頭的快門，拍下二○○三年的鳥瞰記憶。
寫作的本質
在此時的山間寒夜，讀著往昔的字句章落，雙手離開鍵盤，捧著一杯溫熱的咖啡牛奶，抽起一根煙，貼著螢幕的眼睛，轉身就飛向窗外夜闌空盈的山景。想著這些文章，離開私密而愉快的創作過程，當公開發表之後，就成為世界上獨立於作者而存在的事物，有了走動與探索世界的能力，甚至有了說話與對話的自我權力。
此時，寫作者的署名或者所謂的著作權，對文章本身的生命而言，都是外在的、人們所加附的。在網路世界之中，文字作品透過流動所展示的力量，更加敏迅繁複，遠超出寫作者關在書房所能預想的。
現在越來越認同這樣說法，寫作本身其實是題材或作品自己呼喚著想要出現，寫作者，只是撞見它，把它挖掘出來而已。寫作者與作品同時並存在世界的關係，就是寫作者應該謙卑面對寫作與作品的答案。
我很喜歡詩人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的這句話：「你在書架上的位置，不是由你，而是由你的書來決定的。」在這發達資本主義與機器複製時代，觀看寫作者追求成為文化菁英，將自己異化為另一種商品靈魂的文化現象，這句鏗鏘而樸質的話語，就像心底仰首看見一顆明滅之間，仍堅持光與熱的星子。
從二○○○年政黨輪替後零散在報章的評論、到近半年來，幾個人輪流持續每週的專欄撰寫；這些文章是在生命歷史的不同時點，逐一射向島嶼空中多個太陽的箭矢，現在，這些箭矢又集攏成一束，以書本的形式、鳥翼般飛射天空，想留下一陣高鳴拍翅的聲勢。
像是一切不甘在時間急流之中就此沉寂隱沒，總要走入書市眾聲喧嘩、爭奇鬥艷的商品棲架，迎對著資本邏輯與時間齒輪的無情涼薄，在此情景，出一本書的浪漫情懷，就如英雄原型的敘事結構，必先歷經考驗與劫難；然而，冷酷現實的凝視下，出一本書，不再是輕盈射日的鳥身，而是如何飛起的巨石。
或許一切都該回歸最初，射日的浪漫想像，原本就是幾個年輕人不自量力的逆勢操作。
後殖民生根於本土論述
半年之前，二○○三年七月開始，幾個人相約輪流撰寫專欄的素樸初衷，就是面對著，二○○○年政黨輪替後，本土的文化與政治創造，出現一種獨特而迷亂的情境；而尋思著，如何創造新的思想土壤與文化素材，尋見文化甚至政治轉型的新動力？
問題核心在找到一種新的認識論。＜TAIWAN NEWS＞周刊「五六七的異想世界」專欄撰寫的主要關懷，就是想將後殖民的認識論，在地生根於本土論述的文化政治領域。
後殖民論述的最初關懷，來自殖民地在心靈、知識與文化上，對殖民主或帝國的高度依賴，它的獨特性正是反思著，積累在當下文化社會的殖民歷史，解構當代、以新的認識論去挖掘過去，進而能有新的思想與想像資源去建構當代與未來，作為知識介入的根基，在地「去殖民」實踐的文化行動。
後殖民論述的發聲，在本土文化政治的書寫領域仍相當貧乏。這樣開始進入本土論述的後殖民論述，對抗著殖民歷史所造成的主流意識型態與書寫權力，實際的批判性，因抵抗而存在著知識價值與論述空間。坦白地說，甚是某種程度的書寫權力。
可是，這樣反寫的書寫權力，也必然缺乏主流權力的支撐與資源；這樣的反思力量在現有的模式之中，是脆弱的。
想將後殖民的認識論與去殖民的實踐論，轉化成為本土論述的新土壤，在現實世界的前行之路，需要更有想像力的創造策略。
現實或幸運的世代之路
薩伊德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談論「為國族與傳統設限」的問題時；提出公共知識份子特別的問題在於，社會中的語言社群已經被存在的表現習慣所宰制，這些習慣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現狀，確保事物能夠平穩、不變、不受挑戰地進行。
當社群的語言具有超級市場背景音樂的效果，沖洗人們的意識、誘使人們被動地接受未經檢驗的觀念和情緒時，結果就是心靈的麻木被動。薩伊德例舉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兩段話語，詰問著英語世界裡，各個語言社群的主流書寫權力：「陳腔濫調，老舊的比喻，懶惰的書寫，都是語言墮落的事例」、「….下列說法在不同的情況適用於從保守黨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所有黨派：政治語言是設計來使謊言聽起來更像是真話，謀殺像是正派行徑，空氣像是固體」。
當固定的意識型態與論述，變成不斷複製生產的模式，整個國族、社群、傳統與文化形成，失去不斷去認識、反省與創造的生命力。這種語舌的管轄，讓整個社群的文化份子或知識份子，成為自己語言的囚犯。
二○○四年的前夕，我抄寫著卡爾維諾在＜青年政治家回憶錄＞，這段憶及二戰後義大利文化政治領域進行世代論辯的文字，張貼在自己電腦桌案的壁前：
「我們的歷史經驗與上一代不同，且與他們或心照不宣或堂而皇之處在論辯狀態。而此論辯其來有自：若說曾有某一代青年可以將父執輩送上被告席，那是我們。何其幸運。那並非決裂；我們必須在我們上一代的理念中，找到某些能夠再次堅持、重新出發的，某些他們無能為力或來不及實現的。」
從十二月中旬起始，這陣子就整日坐在螢幕前，雙手在鍵盤彈奏著字語，埋首整理「五六七的異想世界」專欄的往日文章，趕在過年前完成新書＜哈日哈美哈蔣經國＞的出版作業。
眼睛憩游在字句行間，不時掉入一種觀看自己不在場的感受，一個本該有我而我已然不在的地方；每篇文章如果是一張記憶歷史的照片，那些我們，在每張照片各自留下了一個空白的形體。
卡爾維諾在一篇＜一九七八＞的生前訪問稿中，談到自己從巴黎遙望義大利，也提到這樣的感受，他形容像一名老攝影師在鏡頭前擺好姿勢以後，卻跑去按快門，拍下少了他之後、原本的那個地方。
平安夜，我在文字世界的鏡頭之下，留下自己的不在場，跑到二○○四年的伊始，按下廣角鏡頭的快門，拍下二○○三年的鳥瞰記憶。
寫作的本質
在此時的山間寒夜，讀著往昔的字句章落，雙手離開鍵盤，捧著一杯溫熱的咖啡牛奶，抽起一根煙，貼著螢幕的眼睛，轉身就飛向窗外夜闌空盈的山景。想著這些文章，離開私密而愉快的創作過程，當公開發表之後，就成為世界上獨立於作者而存在的事物，有了走動與探索世界的能力，甚至有了說話與對話的自我權力。
此時，寫作者的署名或者所謂的著作權，對文章本身的生命而言，都是外在的、人們所加附的。在網路世界之中，文字作品透過流動所展示的力量，更加敏迅繁複，遠超出寫作者關在書房所能預想的。
現在越來越認同這樣說法，寫作本身其實是題材或作品自己呼喚著想要出現，寫作者，只是撞見它，把它挖掘出來而已。寫作者與作品同時並存在世界的關係，就是寫作者應該謙卑面對寫作與作品的答案。
我很喜歡詩人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的這句話：「你在書架上的位置，不是由你，而是由你的書來決定的。」在這發達資本主義與機器複製時代，觀看寫作者追求成為文化菁英，將自己異化為另一種商品靈魂的文化現象，這句鏗鏘而樸質的話語，就像心底仰首看見一顆明滅之間，仍堅持光與熱的星子。
從二○○○年政黨輪替後零散在報章的評論、到近半年來，幾個人輪流持續每週的專欄撰寫；這些文章是在生命歷史的不同時點，逐一射向島嶼空中多個太陽的箭矢，現在，這些箭矢又集攏成一束，以書本的形式、鳥翼般飛射天空，想留下一陣高鳴拍翅的聲勢。
像是一切不甘在時間急流之中就此沉寂隱沒，總要走入書市眾聲喧嘩、爭奇鬥艷的商品棲架，迎對著資本邏輯與時間齒輪的無情涼薄，在此情景，出一本書的浪漫情懷，就如英雄原型的敘事結構，必先歷經考驗與劫難；然而，冷酷現實的凝視下，出一本書，不再是輕盈射日的鳥身，而是如何飛起的巨石。
或許一切都該回歸最初，射日的浪漫想像，原本就是幾個年輕人不自量力的逆勢操作。
後殖民生根於本土論述
半年之前，二○○三年七月開始，幾個人相約輪流撰寫專欄的素樸初衷，就是面對著，二○○○年政黨輪替後，本土的文化與政治創造，出現一種獨特而迷亂的情境；而尋思著，如何創造新的思想土壤與文化素材，尋見文化甚至政治轉型的新動力？
問題核心在找到一種新的認識論。＜TAIWAN NEWS＞周刊「五六七的異想世界」專欄撰寫的主要關懷，就是想將後殖民的認識論，在地生根於本土論述的文化政治領域。
後殖民論述的最初關懷，來自殖民地在心靈、知識與文化上，對殖民主或帝國的高度依賴，它的獨特性正是反思著，積累在當下文化社會的殖民歷史，解構當代、以新的認識論去挖掘過去，進而能有新的思想與想像資源去建構當代與未來，作為知識介入的根基，在地「去殖民」實踐的文化行動。
後殖民論述的發聲，在本土文化政治的書寫領域仍相當貧乏。這樣開始進入本土論述的後殖民論述，對抗著殖民歷史所造成的主流意識型態與書寫權力，實際的批判性，因抵抗而存在著知識價值與論述空間。坦白地說，甚是某種程度的書寫權力。
可是，這樣反寫的書寫權力，也必然缺乏主流權力的支撐與資源；這樣的反思力量在現有的模式之中，是脆弱的。
想將後殖民的認識論與去殖民的實踐論，轉化成為本土論述的新土壤，在現實世界的前行之路，需要更有想像力的創造策略。
現實或幸運的世代之路
薩伊德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談論「為國族與傳統設限」的問題時；提出公共知識份子特別的問題在於，社會中的語言社群已經被存在的表現習慣所宰制，這些習慣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持現狀，確保事物能夠平穩、不變、不受挑戰地進行。
當社群的語言具有超級市場背景音樂的效果，沖洗人們的意識、誘使人們被動地接受未經檢驗的觀念和情緒時，結果就是心靈的麻木被動。薩伊德例舉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兩段話語，詰問著英語世界裡，各個語言社群的主流書寫權力：「陳腔濫調，老舊的比喻，懶惰的書寫，都是語言墮落的事例」、「….下列說法在不同的情況適用於從保守黨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所有黨派：政治語言是設計來使謊言聽起來更像是真話，謀殺像是正派行徑，空氣像是固體」。
當固定的意識型態與論述，變成不斷複製生產的模式，整個國族、社群、傳統與文化形成，失去不斷去認識、反省與創造的生命力。這種語舌的管轄，讓整個社群的文化份子或知識份子，成為自己語言的囚犯。
二○○四年的前夕，我抄寫著卡爾維諾在＜青年政治家回憶錄＞，這段憶及二戰後義大利文化政治領域進行世代論辯的文字，張貼在自己電腦桌案的壁前：
「我們的歷史經驗與上一代不同，且與他們或心照不宣或堂而皇之處在論辯狀態。而此論辯其來有自：若說曾有某一代青年可以將父執輩送上被告席，那是我們。何其幸運。那並非決裂；我們必須在我們上一代的理念中，找到某些能夠再次堅持、重新出發的，某些他們無能為力或來不及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