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增訂版《盧作孚年譜》：嚴家炎 盧曉蓉
　　西南大學張守廣博士編著的長達四十萬字的《盧作孚年譜》增訂版（以下簡稱《年譜》）已由重慶出版社出版。這部《年譜》是在作者三年前出版的同名年譜的基礎上，進行了大幅度的增補和訂正而成的。增訂后的《年譜》無論在史料的占有和鑒別，或是在內容的整理和擴充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這不僅是盧作孚研究進程中的一件
　　大事，相信也將引起史學界及出版界的關注。
　　一
　　增訂版《盧作孚年譜》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作者占有相關史料的充分和詳盡。據不完全統計，《盧作孚年譜》增訂版對第一版所作的訂正、補充達五百多處，字數則增加了將近一倍，而且還選錄了13篇盧作孚先生的佚文。從《年譜》正文幾占五分之一篇幅的大量注釋便可看出，它幾乎涉及了所有與盧作孚及盧作孚研究有關的重要書籍、文章、傳記、回憶錄及檔案資料等。不僅有官方的各種史志，也有大學和研究機關的各類文集；有朋友、同人的回憶錄，也有親屬的“口述史”；有大陸檔案館的歷史文獻，也有臺灣、香港地區及其它有關國家的文史資料；有學者的完整著述，也有報紙、雜志的零星報道。近年來出版的新書，如《盧作孚研究文集》《盧作孚追思錄》所涉及的若干資料，也為作者所關注和采用。而盧作孚本人留下的大量文字，包括專著、時評、講話、演說、電文、會議發言、來往書信等，在《年譜》中更有諸多引述。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沒有滿足于現有的研究成果和第二手資料，而是付出極大的努力，盡量發掘和整理第一手原始資料。由四川大學經濟系和長江航運管理局長江航運史辦公室編撰出版的《民生公司史》，應該是當前研究盧作孚與民生公司比較權威的著作。《年譜》作者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內容，但并沒有完全依賴于它，而是不辭辛勞地到各地圖書館、檔案館發掘出大量有關盧作孚創建和經營民生公司的珍貴資料，包括公司歷次朝會、周會、董事會的內容，來往書信、電報、公文，公司內部刊物及各項重大活動的記錄等。《年譜》中收錄了一份附件，即1950年8月10日盧作孚代表民生公司與當時的交通部長章伯鈞簽署的《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就是作者在重慶市檔案館發現的。這一份協議原件比《民生公司史》刊載的同名文件更為詳細和完整。
　　《年譜》增訂版還披露了一些過去未曾公開或未被注意的史實。例如，《年譜》刊載了從臺灣檔案館抄錄的幾封蔣介石寫給盧作孚的親筆信件，其中一封披露了抗戰爆發前夕，蔣介石為盧作孚率團準備訪問歐洲而作的具體部署（此次行程后因抗戰爆發而被取消）。又如，抗戰爆發后的1937年8月15日，國民政府的不公開機構大本營在南京的富貴山成立，蔣介石為最高統帥，內設六部，盧作孚為第二部（掌軍政）副部長，參與了南京國民政府抗戰總動員計劃草案的制定。抗戰中，盧作孚除了組織指揮被譽為“中國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立下不朽功勛以外，還于1940年8月臨危受命擔任過全國糧食局第一任局長，主持完成了征調軍糧、民食，以消除抗戰初期糧食恐慌的緊要任務。過去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不多，初版《年譜》曾引述過臺灣學者簡笙簧的有關論文。在新版《年譜》中，作者對此又查閱了更多的原始資料并作了重要補充，使盧作孚先生在這一領域的卓越貢獻得以從歷史的塵埃中凸現出來。
　　重視第一手資料原本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所必須遵循的原則，但對于編修《盧作孚年譜》而言，要做到這一點實屬不易。一來，在“極左”路線橫行時期，盧作孚被列為“批判對象”，有關資料不是被銷毀，就是長期封存、無人整理；二來，盧作孚一生經歷甚豐，僅就他的兩大主要事業，即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三峽試驗區的創建歷程而言，所需查找的資料就以千萬字計。除此之外，盧作孚還親自參與創建并主持過大大小小七十多個岸上企業和附屬設施，涉及到發電、自來水、造船、鐵路、煤炭、鋼鐵、建材、機械、紡織、貿易、銀行、保險、教育、科研、出版、文化等多個領域，與之相關的史料更是不計其數。同時，在國家、人民需要的時候，他還多次出任政府官職，擔任過多個社會職務，與之相關的人物與事件，又可以引出無數的史料和故事。張守廣博士作為一個中青年教師，平時還要擔任教學任務，他所面臨的困難，就更非常人所能想象了。為了搜集第一手資料，作者曾到訪過西南大學圖書館，北碚圖書館，重慶圖書館及檔案館，成都圖書館，四川圖書館和檔案館等地，查閱了大量文獻，在“故紙堆”里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山城的酷暑與寒冬。有時為了核對一個口述材料，他要反復向分住在各地的相關人物打長途電話或送菜梯發電子郵件。他這樣做，為的就是“梳理、研究盧作孚的家世、生平、思想、事業、著作、交往以及相關的重要史實，提供一套可靠的線索資料。”（作者自述）
　　二
　　在資料的整理和取舍方面，《盧作孚年譜》始終堅持了客觀公正的原則。讀者盡管從《年譜》的前言及正文的字里行間，不難看出作者對盧作孚先生的敬仰與愛戴之情，但是這并沒有妨礙他堅持科學客觀的學術立場。由于盧作孚的特殊社會歷史背景，《年譜》所涉及到的有名有姓有往來事項者的各類人物不下數百人。從國民黨到共產黨的重要領導，從地方軍閥到政、軍兩界的高層官員，從名流商賈到土豪鄉紳，從科學、技術、文化領域的知名人士到幫會頭目，從公司董事會成員到普通員工……作者都注意突破“唯階級論”學說遺留下來的種種偏見，實事求是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四大家族，特別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企圖控制和吞并民生公司的事實，《年譜》如實作了記載；國民政府在民生公司遇到困難的時候，多次給予資金和政策的支持，《年譜》也沒有忽略。對于盧作孚為國家富強、民族興盛、人民幸福所創建的豐功偉績，《年譜》通過大量史料給予了高度評價；對盧作孚在事業上遭遇的困難和挫折，《年譜》也沒有諱言。民生公司在經歷了創業期的朝氣蓬勃、抗戰前的繁榮昌盛、抗戰中的英勇犧牲之后，面對抗戰勝利卻出現了令人扼腕的周折，甚至還有人假公濟私、貪污腐敗，《年譜》對此都如實作了記述。
　　《年譜》還收錄了1946年初盧作孚請求辭職的史料。內戰爆發前后，民生公司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困難：抗戰中人員、船只及其他財產蒙受重大損失；原本與民生公司合資、合營的內遷工廠戰后返鄉，抽走大量人才和資金；戰后物資奇缺、物價高企，運費低迷；政府因大規模“復員”繼而又打內戰拉了不少“官差”卻拖欠運費等等。這一切使盧作孚四面受掣肘。為挽救公司于危難之中，他兩次向董事會提出辭呈，表明自己“為公司前途之幸”決意讓賢。公司董事會收到他的辭呈后，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挽留，并給盧先生發了一份“慰留公函”，同時又由公司各處室負責人聯名向國民政府發出《與死掙扎，急待救濟的民生公司》的報告，強烈要求政府尊重民意、調整政策、挽救凋敝的經濟。呼吁中說：
　　民生公司“是一個私人企業，盡管私人沒有什么好處，自抗戰以來股東沒有紅利，甚至沒有股息，董事監察和經理人員沒有紅酬。就在戰前，股東分紅亦不過等于市場很低的利息；而即此少數紅利，多數股東亦未領去，仍被勸轉為股份并再加股份。職工分紅，向為上下一律，董事監察和經理人員絕未特殊提酬。除二三銀行股份外，沒有任何大股東。董事監察一部分代表事業，另一部分代表一群朋友，沒有一個是代表自己資本的。自創辦以迄于今的總經理，亦至今是一個窮漢，沒有置得任何私產，商場沒有他任何私人的生意，銀行沒有他私人的任何存款或往來。他現在就是為了虧折得太厲害，沒有方法可為彌補，環境的困難太大，沒有方法可以克服，被迫得辭職了。如果終于無法挽留，讓他離開了這個事業之后，便立刻顯示出他只是一個凈人。這正可代表了這個事業，對國家社會服務的一種犧牲精神。”
　　作者在重慶檔案館保存的和成銀行的檔案里發現并首次披露了這段史實，不僅沒有損毀盧作孚堅韌不拔、公而忘私的高大形象，反而使盧作孚這個歷史人物更加貼近現實，更具有親和力。
　　三
　　《盧作孚年譜》注重交代譜主的社會、時代背景，揭示它們與譜主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拓寬了盧作孚研究的視野，提升了對盧作孚研究重要性的認識。
　　《年譜》作者是研究近代中國區域經濟史的博士，因此天然地具有為盧作孚修譜的許多優勢。早已嫻熟在胸的經濟理論、社會背景、人物事件史料等豐富知識，都為他撰寫《盧作孚年譜》作了很好的鋪墊，使之能夠做到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將譜主一生的傳奇經歷與他所處的時代——中國由積貧積弱的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特殊歷史時期——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體現了盧作孚先生的遠見卓識和杰出貢獻，一方面也揭示了人才的成長及其作用的發揮所需要的實踐空間及社會氛圍。
　　《年譜》在1931年6月2日項下，記述了作為一介平民的盧作孚聯合重慶各界人士，促使劉湘、楊森、劉文輝在重慶舉行三軍長聯合會議的史實。這次會議的宗旨是“結束四川內戰，實現川政統一”。盧作孚為會議準備的“小冊子”《四川底問題》，“內容全面觸及四川的政治、軍事、教育、經濟、財政、交通、邊務、地方自治等八個方面”，不但對全川情勢作了中肯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和步驟。在此條目之前，《年譜》已對當時四川的政治經濟狀況、軍閥割據的起因及演變以及盧作油壓電梯孚與主要軍閥如楊森、劉湘等人之間的往來關系等，作過多次介紹；對這次會議及盧作孚本人為結束這種紛亂的政治局面所作的努力，也做了許多報道；從而揭示出在中國這樣的特殊國情條件下，實現現代化的步伐何其艱難。而盧作孚能因勢利導，“化腐朽為神奇”，也顯示了他的足智多謀和協調能力。
　　對重慶北碚三峽試驗區的規劃、開發、建設，是盧作孚一生三大社會改革試驗之一，《年譜》為此作了許多介紹。而1933年8月在北碚溫泉公園召開的中國科學社年會，便是其中一個重頭戲，《年譜》不僅介紹了盧作孚為爭取這次會議在北碚召開所作的大量工作以及會議的籌備、進展情況，同時還披露了盧作孚以此次會議為契機，動員國內一流人才為四川經濟建設獻計獻策的良苦用心。在8月18～22日項下有這樣一段文字：
　　中國科學社這次四川之行，參觀了四川許多地方，他們看到了四川山川秀麗、名勝眾多、物產豐富、城市繁盛，也看到民國以來四川軍閥混戰、田糧預征、捐稅繁重狀況下，社會失序、土匪橫行、農村經濟破產、鴉片盛行、哀鴻遍野、民氣消沉的社會慘狀。在四川社會的慘狀中，社員們又透過北碚，他們看到了四川的希望，并希望“像盧作孚這樣的人多產幾個”。其間，盧作孚還曾經與部分代表在重慶召開會議，一致主張代表們回到上海后，組織一個委員會，幫助四川做4項工作：1、幫助派人調查地上和地下的各種物產，2、幫助計劃一切，3、幫助介紹事業上需要的專門人才，4、幫助對外接頭。本次年會之后，盧作孚和四川實業界又開始積極運動工程學會、經濟學會來四川開會、考察，以便解決四川發展中的各種問題。
　　《年譜》還援引了8月27日的《嘉陵江日報》刊載的中國科學社總干事關于北碚印象的談話：“峽區各項事業，經作孚先生之苦心經營，迄今可謂成功。江蘇有南通，四川有北碚。南通之建設固是完備，如同北碚之精神上之建設，視之南通更為完備，且精神之建設較之物質之建設尤為長久。”從而顯示出盧作孚一生致力于北碚建設的深謀遠慮，不僅是為一個北碚，一個四川，而是為整個國家的文明富庶、長治久安起到示范作用。
　　四
　　《盧作孚年譜》以史學研究的眼光修譜，以史帶論，論從史出，從而為多層次、全方位地探索盧作孚的精神和生命價值，為盧作孚研究向深度和廣度拓展，起到了促進和啟迪作用。
　　法國學者雷蒙·阿隆曾經說過：“歷史知識考慮的事件是同價值有關的事件，而這種價值是由歷史的角色或目擊者——觀眾所確認了的。”《盧作孚年譜》作者沒有停留于一般年譜簡單羅列資料素材的層面，而是以自身的研究實力，用時代公認的價值觀去分析、篩選和整理歷史資料，使《盧作孚年譜》具有思辨的靈性，給盧作孚研究留下了許多開拓新領域、設立新課題的思維空間。《年譜》長達四千余字的前言，本身就是作者對浩繁的史料進行縝密思考和深入鉆研的精華所在。《前言》開宗明義，引梁啟超先生的著名論斷“蓋為一小國之宰相易，為一大公司之總理難，非過言也”，精辟地概括和論述了盧作孚先生一生的美德與業績，從而雄辯地說明盧作孚先生無論是在實踐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無愧于梁先生所謂：“各國之巍然為工商界重鎮者，皆其國中第一流人物也”。
　　作者以《前言》的論述為《年譜》的主題和主線，對浩若煙海的歷史資料進行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篩選和梳理。就大的結構而言，《年譜》以時間為縱軸，以人物、事件為橫軸，介紹了盧作孚先生波瀾壯闊的人生軌跡。就其中的每一個具體方面而言，《年譜》又盡可能完整地收錄了盧作孚先生的有關重要思想和實踐活動的來龍去脈，力求顯示其逐漸成熟、完善的過程。例如，盧作孚對于“秩序”這個范疇的關注，在過去的研究中，似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從重視秩序、建立秩序到維護秩序、遵守秩序，可以說是盧作孚終其一生所身體力行的重要原則之一。《年譜》的作者顯然發現了這個特點，文中多處記錄了盧作孚先生有關秩序的思想和實踐，比較突出的有：
　　在1930年1月1日項下，《年譜》摘引了《建設月刊》第9期發表的盧作孚《四川人的大夢其醒》的文章，指出：盧作孚在把交通事業、經濟事業、教育事業等，作為四川人的公共理想的同時認為：秩序問題是一個更根本，更重要的問題，要這一個問題有辦法解決，其余一切問題才可以迎刃解決，如果秩序建設不起來，任何事業也是建設不起來的。（重點號為筆者所加，下同）
　　在1934年7月16日項下，《年譜》摘錄了《新世界》第50期刊載的盧作孚《麻雀牌的哲理》一文：“搓麻雀是在一個社會組織當中作四個運動：用編制和選擇的方法，合于秩序的錄用，不合于秩序的掏（淘）汰。把一手七零八落漫無頭緒的麻雀局面，建設成功一種秩序，是第一個運動。全社會的人總動員加入比賽，看誰先建設成功，看誰建設得最好，是第二個運動。到一個人客貨電梯先將秩序建設成功時，失敗者全體獎勵成功者，是第三個運動。去年偶同黃任之先生（即黃炎培——筆者注）談到此段哲理，他還補充了一點，就是：失敗了不灰心，重整旗鼓再來，這是第四個運動。這樣的哲理，實值得介紹與國人，移用到建設社會建設國家的秩序上去，也許可以吸引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人的興趣于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的建設上去。”
　　在1945年2月15日項下，《年譜》再一次關注到盧作孚對“秩序”問題的重視：《新世界》以“盧作孚講業務管理”為題，刊載盧作孚在中央訓練團講演有關管理問題的講演稿，講演稿系統全面地闡述了盧作孚的工商管理思想，后來該稿以《工商管理》為書名發行了單行本。盧作孚在文中強調：工商管理的方法，即是建設秩序的方法，秩序以成文來表現就是“法”。管理包含有三件事：創造法，執行法，遵守法．．．．．．他還指出：“管理問題的核心全在建立秩序，在使每人行動有確定的秩序，全體行動有相互配合相互銜接的秩序，賢明的管理者即為此種秩序的建造者和執行者。”
　　在《年譜》中還可以找出很多盧作孚在新聞、教育、經營管理、經濟理論、發展戰略、政治主張等方面的超前思維、重要論述、哲學理念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社會實踐活動的豐富史料，不僅可供盧作孚研究者參考和思索，而且對其他有關新聞史、教育史、工商管理史、經濟思想史、地方史、抗戰史、陪都史、科技與文化發展史、東西部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很好的參考和啟發作用。實際上初版《盧作孚年譜》已經有人拿來作為考證某些歷史人物或史實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的《近代史資料》總第108期（2004年）就有人用《年譜》中記述的事實，證明當時的生物科學家秉志的若干材料的時間等。
　　五
　　《盧作孚年譜》發掘并再現了盧作孚先生高尚美好的人格魅力和深沉博大的人文情懷，賦予了盧作孚研究歷久彌新的生命力。
　　但凡熟識和了解盧作孚的人，無不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動、所吸引。著名學者姜鐸先生在一篇題為《論盧作孚先生的偉大人格》的文章中，曾經這樣寫道：“盧先生既不是一般的民族資本家，一般的近代企業家，一般的愛國實業家；也不是一般的經濟學家，一般的經濟管理學家，一般的政論家或學者；而是中國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中一個具有偉大人格的革命實干家！”（載《盧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一部厚重的《盧作孚年譜》無疑為姜鐸先生這段評價提供了最好的證詞。在《年譜》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盧作孚作為一個近代企業家、愛國實業家、經濟學家、政論家，甚至還有教育家、思想家的歷史蹤跡和精彩片斷。盧作孚以其并不強健的身軀，要同時肩負如此沉重的壓力，干出如此非凡的業績，沒有姜鐸先生所言的“偉大的人格”是無法想象的。
　　《年譜》從民生公司刊物《新世界》雜志上，摘引了盧作孚與陳立夫在參加中國科學社第19屆年會期間的一次談話，也許對我們了解盧作孚的人格魅力有所裨益：
　　陳立夫用比喻的方法解釋新生活運動所提倡的“禮義廉恥”說：“有了兩杯茶，多的一杯讓給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謂禮；只有一杯茶，不夠兩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請你吃，此之謂義；有兩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為廉；我假設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恥。”盧作孚說：“陳先生這個解釋很實際而又具體，在原則上我們是極端贊同的。要是本這個意義，更進一步，把只注意對人的方面改變到對事的方面，把只運用在過去應酬上的禮義廉恥，也運用到現代的國家建設上來，豈不是更有意義而更好嗎！此話怎么解釋？也可以假設幾個例子來說。我們所謂禮者，客氣之謂也。好比一樁經濟事業賺得的錢，大多數撥歸公有，繼續作生產的用途，個人則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費，此之謂禮；一樁公眾的經營，今天沒有錢辦了，我們毀家紓難，枵腹從公，此之謂義；凡是公眾的財富，我們絕不茍且一點，此之謂廉；同時做一樁公眾的事情，假設我所做出來的成績，不若別人的好，此之謂恥。但是只發揚中國的固有文化，我認為還不夠，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說是消極的方面。我們還須得盡量運用現代世界上科學的技術，才能夠完成一個現代國家的物質建設和社會組織。”
　　盧作孚的人格魅力不僅在公司內部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在社會上也引起很大反響。不少知名人士和著名學者，如李劼人、黃炎培、惲代英、肖楚女、蔡元培、鄒韜奮、杜重遠、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陳獨秀、馬寅初、李公樸、馮玉祥等等，都與盧作孚相識相交，有的與之共事，有的結為知己，他們中大多數都曾到過民生公司演講，僅杜重遠先生就演講過三次，并稱盧作孚是他一生的兩個摯友之一（另一個是鄒韜奮）。當時的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在民生公司的演講中，提到幾年前邀請盧作孚先生去中央大學演講時，盧曾詼諧地說：“我怎么能在大學演講。我僅僅是個被人稱為小學博士的人！”然而，僅僅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盧作孚卻贏得了中國知識界的廣泛尊重，1933年在重慶北碚舉行的中國科學社第18屆年會就推舉他為會長。相信通過盧作孚研究成果的不斷傳播，他也將會贏得越來越多的今人和學者的敬重。
　　盧作孚先生的人格魅力來自他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的愛，也來自他對親人、對朋友、對師長的愛。這方面《年譜》也作了許多記載，使讀者感受到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盧作孚。
　　從過去的歷史資料得知，盧作孚唯一的一次去歐洲考察的計劃是因承擔抗戰使命而中斷的。但《年譜》披露還有一個原因：1937年7月25日盧作孚的母親在北碚家中因腦溢血病逝。當時已到上海準備出國的盧作孚，在得知母親病逝的消息后，“即由上海乘飛機返川回北碚治喪，加之華北風聲緊急，遂決定暫不出國。”并致電南京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弟敬到滬，有晚接電，家慈病竟不起，奔救未得，疚心曷極！寢飛渝，即星奔回里，治理喪葬。國家亦方有事，出國時間迫促或不及參加，擬請轉陳院長可否特準緩行。”盧作孚的拳拳赤子之心，由此可見一斑。
　　盧作孚的兄弟情誼，特別是他們共同獻身實業救國、攜手開發建設北碚的感人事跡，《年譜》也有諸多反映。其中記載了一件過去從未聽聞的事，即1941年11月盧作孚與其胞弟盧爾勤、盧子英、盧魁杰等在北碚籌備成立了“嘉陵文化基金會”，由盧爾勤、盧魁杰捐出其振華、振隆兩煤礦全部資產，交基金會經營，作為基金，盧爾勤、盧魁杰等人為董事，盧作孚為董事長。基金會“以發展地方文化事業及獎勵科學研究、資助清貧學子與有志上進青年為宗旨”。盧作孚還專門為基金會擬寫了《文化基金會設立理由書》及《章程》等。由此亦可知，盧作孚與其兄弟不僅在生活上手足情深，在事業上、思想上也志同道合。
　　在《年譜》中還時時可以感受到盧作孚對師長、對朋友、對同事、對員工、對旅客、對人民大眾的敬重與關愛，浸透著人文精神的感人事例比比皆是：
　　黃炎培先生可以說是盧作孚走上教育救國道路的引路人，《年譜》從介紹1914年盧作孚到上海考察，經黃炎培指點，“萌發了從事教育以啟迪民智的想法”開始，一直追蹤記載了這段感人肺腑的“長達數十年”的忘年之交。
　　1935年7月31日，盧作孚寫信給杜重遠夫人侯御之，對于杜重遠由宣傳抗日獲罪的冤獄表示深切的慰問和同情。次年7月17日，盧作孚為杜重遠案致信張群請其幫助設法，信中說：“重遠來函道謝意，并為言最高法院因重遠提起上訴，已準將地方法院原判撤消，但如無新判，則原判刑期滿時即欲釋放亦無從遵循，為之適以害之，應非最高法院之初意。擬請先生更與商一辦法，感謝不僅重遠個人已也。”
　　1938年11月18～20日，著名作家胡風去重慶避難，搭乘民生公司的輪船，事后撰文：“床上鋪著雪白的床單和枕頭，小桌上放了茶壺茶杯，井井有條，非常整潔，的確和別處的官艙不同……在這里只要不出房門，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門旅行差不多。”著名學者陳衡哲回憶她1935年12月從漢口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權輪到宜昌轉重慶，“我們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種自尊的舒適。”
　　抗戰爆發后，民生公司在搶運人員、物資到后方，運送將士出川抗戰的同時，還要將大批前線傷病員運回后方治療。為此，民生公司應急進行了相關部署……在運送過程中，傷兵們往往會有一些人情緒不穩定，在船上借故甚至無故尋釁鬧事，民生公司特別發出通函要求各輪船容忍退讓，要用和藹的態度對待這些對國家民族有功的人員。1938年6月21日）
　　抗戰勝利后，政府大量拖欠民生公司“復員”差運費，使之難以為繼。但1948年5月19日，張群為其擔任校董的上海私立中華工商專科學校向盧作孚致函募捐，盧作孚立即決定捐助該校三億元。
　　1947年7月25日，民生公司發起人之一彭瑞成病逝，盧作孚致函公司董事會高度贊揚他為公司創建的功績，并提議給其家屬追加撫恤金。
　　……
　　正是這種至真至誠的愛，使盧作孚少小立志而終生不改；正是這種盡職盡責的愛，使盧作孚在世人還昏昏欲睡的時候，就清醒地看到日本軍國主義蠶食我國領土的狼子野心，更在抗戰爆發后擔當起常人難以想象的救國重任；正是這種無怨無悔的愛，使他在時局發生巨變的時候，能盡最大的力量為人民、為新中國建設保存了重要的資產和人才。
　　作為讀者，我們感謝《年譜》的作者為我國圖書寶庫奉獻了一部難得的精品；作為文史研究者，我們感謝《年譜》的作者為史學研究樹立了值得效法的榜樣；作為盧作孚先生的后人，我們感謝《年譜》的作者做出了我們沒有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