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4)-那華-安東尼王朝的輝煌世紀
(圖拉真皇帝)
四，那華-安東尼王朝(Nerva-Antonine Dynasty)
元老院對圖密善之死非常高興，軍隊則非常沮喪。元老院立即宣佈詛咒圖密善，並立執政官那華(Nerva)為帝(96-98)。那華是個溫和的人，曾透過傳統提名和選舉被先後選為維斯帕先和圖密善的共同執政官，因而深得元老院喜愛。不過軍隊對他毫不熟悉，不聽指揮，直到他在97年收養上日耳曼軍團指揮，西班牙人圖拉真(Trajan)為止。這項任命使他得以安然渡過其餘的在位歲月。
圖拉真在位期間（98-117）恢復了皇帝對元老院的謙遜，其鑄幣上的格言為「仁慈大度」。在內政上圖拉真關心公共建設，並制定扶助計劃低額貸款給農民。這些開支來自他的大量戰利品：圖拉真在兩次達西亞戰爭後於106年徹底征服了它，把達西亞變成行省；116年他遠征帕提亞大獲全勝，阿美尼亞淪為行省，征服得來的帕提亞土地被劃為亞述和美索不達米亞兩大行省。一直到中世紀，圖拉真仍是最受歡迎的羅馬皇帝。
哈德良(Hadrain)是圖拉真的堂侄，家族起源是西班牙，在父親早逝後皇帝便成為他的監護人，兩人之間的關係非常親密。圖拉真突然駕崩時哈德良正領軍與帕提亞作戰，他立即聲稱皇帝臨終前已指定自己為養子和繼承人，元老院只得屈從。可是他甫即位就在未經元老院同意下處決四位前執政官，使雙方關係緊繃。
哈德良在位期間(117-138)強調羅馬的「永恆」，並鑄幣慶祝「黃金時代」。對外哈德良並無興起新的戰爭，反而在北英格蘭修建哈德良城牆，在萊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築起木質柵欄，暗示他已無繼續開疆拓土或收復失地之意。唯一的戰禍是132-135的第二次猶太大叛亂，起因是哈德良想以朱庇特神廟取代猶太廟宇。叛平後猶太人被禁止走近耶路撒冷城。不過即使處於太平盛世，哈德良仍致力強化軍團的標準化，並鼓勵從外省召募士兵。這時候士兵只要入伍就會立即成為公民，故羅馬軍團可召募幾乎任何地方的人。
在內政上，哈德良喜歡大興土木，萬神殿就是在他任內改建成現在的模樣。最後，他命令律師朱羅安努斯(Salvius Julianus)制訂法典＜永續勒令＞(Perpetual Edict)。它刺激了極多法律著作的誕生，對查士丁尼法典影響深遠。
安東尼比烏斯(Antoninus Pius)在哈德良在位時曾擔任執政官，據說他被任命為繼承人，與哈德良喜歡安東尼的妻侄兼繼子馬庫斯(Marcus Aurelius)有關。安東尼在位期間(136-161)見證了一段平淡攸哉的歲月，沒有太多戰爭也沒有太多建築。唯一的例外是羅馬軍團想要重新收復蘇格蘭低地，興建安東尼城牆的戰事（城牆在安東尼死後立即被廢棄）。阿瑞斯德泰斯(Aelius Aristides)指在這時代人民聽見遠方的戰事好像是聽虛構的故事一般。他形容安東尼的統治為「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五賢帝時代有時又被稱為安東尼王朝(Antonine Dynasty)。
安東尼在161年安詳的嚥下最後一口氣，很少皇帝能像他這樣在一個健康親密的家庭和尊愛自己的臣民中間安息。不過吉朋認為，安東尼統治期間盛極而衰的敗象已經開始浮現。
安東尼的養子們，馬庫斯和繼弟魯奇庫斯(Lucius)順利的成為共同皇帝(161-180，161-169)。兩人分享所有的官職，唯有最高高僧一職因為不能分享而有馬庫斯擔任。魯奇庫斯誠實，強壯，放蕩，故馬庫斯把全部兵權交給他到邊境作戰，好讓自己有更多時間研究哲學。
魯奇庫斯的第一項挑戰是重振聲勢的帕提亞企圖入侵阿美尼亞。魯加庫斯在166年凱旋而歸，但軍隊在返回羅馬舉行凱旋式時帶回邊境病毒，引爆災難性瘟疫；軍隊調到東部後弱化了北方的防守。大批蠻族越過多瑙河入侵義大利。169年奔走於羅馬和多瑙河的魯奇庫斯病死了(五賢帝不包括他)，而馬庫斯本人到178年逝世時仍在多瑙河督師。他似乎逢戰皆勝，卻始終無法一勞永逸的平定邊境。
馬庫斯在逝世時被子民視為最偉大的皇帝之一，也因其＜懺悔錄＞被視為偉大的哲學家。不過現代史家把馬庫斯的統治視為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瘟疫和戰爭破壞經濟，帶來通脹；邊疆各族開始主動入侵帝國。在這樣的艱難時勢下，那些低下層人民根本無以維生。
由義子繼承王位並非五賢帝故意為之的制度，而是恰好前四位皇帝都無子而終，因此馬庫斯逝世後由兒子康西茂(Commodus)繼位，在當時仍是理所當然的。
----------
終整個五賢帝時代(Age of Five Good Emperor)，見證了外省人的崛起。非洲人大量湧入元老院和擔任執政官，打破了義大利和高盧人的壟斷。希臘人較少參政主要是因為他們根本看不起羅馬，但他們仍舊非常有錢，並在第二世紀掀起了風靡整個帝國的第二詭辯運動（Second Sophistic）。密特拉太陽神教,埃及愛西絲神崇拜和基督教不分社會階層的為廣大人民接受。
法定社會階級似乎也變得越來越不重要。騎士階級已證明自己一樣可以成為皇帝，儘管哈德良明令法律對自由人與否的懲罰應有所不同，但普林尼也注意到有些奴隸倒頭來比主人還要有錢。總括而言，血統和地域的重要性減弱，而貧富懸殊加劇，錢變成唯一重要的社會劃分。
這時期也出現史料匱乏的困境。塔西坨(Tacitus)與圖拉真同年死去，他的＜年鑑＞(Annals)和＜歷史＞(Histories)從奧古斯丁寫到圖拉真為止，但圖拉真的部份已經散失；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是圖拉真的秘書，因此得以調用皇室檔案來寫＜十二凱撒傳＞（De Vita Caesarum）。可是此傳只寫到圖密善為止，而且在成書後的一年，即120年，蘇埃托尼烏斯因與皇后通姦而失寵。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並非史家，但他與圖拉真大量通信而留下珍貴史料，不過他早在112年就身故。
關於五賢帝時代的歷史因此倚賴狄奧(Dio)的著作。他是康西莫時代的元老，在西佛倫王朝成為執政官。他的80冊<羅馬史>（Historia Romana）一直從羅馬立國寫到229年。戴克里先或君士坦丁治下寫成的<奧古斯都歷史>(Historia Augusta，從哈德良寫到三世紀的危機)也非常重要，但它的可靠性經常被質疑。最後，第二詭辯運動的興起也遺留下來不少重要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