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台北下起雷陣雨，初次到訪此一阿盛（1950-）取號「將就居」，兼做教學工作室的住所。入門客廳即文學私淑之地，幾把齊正椅子，僅占了一小區塊，但井然有規則。即便是牆面上的各式合照，也是張張護貝貼放。空間有空間的詳細安排，物件與物件間確實布置，乾淨整潔中夾雜了各異的張力。抓取了顯現眼前的印象，像他散發的個人性情，一身棉麻白衣，閒適自得的氣韻；也宛若阿盛傳遞給人的感覺：看似輪廓能一眼望去，其中卻複疊了不同的色溫。當我們移至一旁的茶桌仔對坐，還紛忙擺置採訪用工具時，阿盛已遞來一杯溫熱的茶。說起話來慢而輕聲，我一邊先潤喉，一邊由此想像他與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生有過的課後談話日常。當我探問他是否有屬於自己規律的習性，抑或寫作規畫時，他總說沒有特別存心，沒有刻意，從年輕時寫作就不大喜歡那麼嚴謹，那麼苛求自己。「以我目前生活狀態就是：讀書、健行、看海、放風箏、教學，想寫就寫。」然而其文字處理卻與他說的隨興方式實不相同，反而類近於他的處所，空間各自分割創造，閱讀下來遂有種刀模般裁切而俐落的敘事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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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阿盛。 （胡舜翔／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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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作《海角相思雨》。 （胡舜翔／攝影）

一個人生經驗的總彙整

「不是以地點為主，是以人為主。」訪談中阿盛多次強調。原來的將就已成久居，城市與鄉村的經驗皆豐富，也皆納入其創作之中。學生們總愛提及阿盛創作上的「三人主義」，阿盛則認為書寫「人」的確無非三樣：人性、人情、人生。三人主義其實只是一個基本的概念，不是用以綑綁自己的寫作。「人性和人情，我要抓的就是這個，而不只是什麼城鄉差異。」他說，「文學最重要的就是不能離開土地與人，離開這個文學不成立。」這也是他在寫作方面一貫秉持的原則。因此，阿盛在書寫的類型上，「盡量不書寫太空泛、太不著邊際的題材。」這些世間的風霜、生命的雲翳起造了寫作的磚瓦，文學生產之路則融合了觀察與知識，他稱之「一個人生經驗的總彙整」。人在土地翻騰過活，人離天地近，人與人之間有諸多差異，回歸人的本身才是他書寫的焦點，理念或許如同其夏季出版新作《海角相思雨》裡一句：「生做人，該當學做人。」（〈黃昏的故鄉〉）

《海角相思雨》裡的篇章多以故鄉為藍本，然而此次輯選的散文集子裡依然沒有「我」這個敘事者存在。這些語言文字上的實驗與細微的變化，都是阿盛儲藏寫作技術的地方。「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即使不是那麼美好，盡量求在敘述的時候，能夠產生更多藝術的方式。」他承認自己非常注重藝術的美感、文學的鍛鍊，試圖嘗試：倘若避開散文創作者常用的第一人稱時，是否也一樣能夠傳達一個敘事者所要表述的信息。如此延續積累下來，成為他散文寫作的特色之一。儘管阿盛覺得自己在創作的習性上不那麼嚴謹規律，但他自我剖陳，「文學要靠文字的使用，作者必然會選擇，加上思考的習慣，在書寫出來之前，作者的腦海裡已經將這些線索按照順序整理過了，是一個爬梳過的成果。」他笑說，「作者其實都是雙向人格──他在書寫時腦子非常縝密，不管情緒有多波動，書寫的時候必然是很穩定的，不冷靜他就沒有辦法正確地使用文字。等到這篇作品完成了之後，他可能又回到他很不嚴謹、很隨意隨興的那一面。但書寫過程不是那麼隨意隨興的。」

文白相雜的語言策略

做為寫作者勢必有其繁複精細的思維活動，有文字的變造與意義的經營。而阿盛的再三琢磨使得《海角相思雨》篇篇皆是適合朗誦出聲，實則類近一種適合「聽讀」的文學。有些地方採取了疊字連發的方式，譬若形容風箏「如鳶如燕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搖擺上下飄飄飄飄飄飄飄飄飄飄飄」（〈風箏不了情〉）；抑或，形容看海時突降下西北雨「雨聲吧吧吧吧吧，潮音喝喝喝喝喝。」（〈海角相思雨〉）他認為聲音的確很難用文字傳達，「形聲、狀聲的時候，最難傳達的就是聲音，如何使聲音結合動態？例如海浪的動、人的動、物的動，形容聲音時的動，盡量要求節奏感。」語言產生了聲音上的變形，使得字詞的聲音幅度增強、變大。阿盛將語言即興改裝，拼貼成有機的紋理。

而他口語加古語，文白相雜的語言策略或許亦可同此觀。不同語言之間難免帶來縫隙以及情感的可能斷裂。阿盛認為當作品完成時，他自己就是讀者，他以讀者的眼光來看，終歸還是呈現成文學作品時文字鍛鍊的問題。他以〈黃昏的故鄉〉為例，從清朝到戰後寫到晚近一點的年代，這樣的敘事模式已經不純粹只是一種「說書人的技藝」，或僅是一種將一個故事講完的口語藝術而已，「時代背景倘若比較古老，有時會採用文言文。抑或為了敘事更快一點，因為故事長，如果用白話文難免拖拖沓沓，採取文言文能夠加快節奏。」故事與故事間的套疊，使得講述也顯現了更多空間。

百百款的庶民生態

又因為阿盛的記憶力特別好，尤其是對圖像的記憶，幾乎能追涉至幼年三、四歲，因此他的每一顆字，都聯繫著一顆顆鏡頭般，充滿影音畫面感。書寫他人多過書寫自己，這種有效的微觀鏡頭也呈現在輯三「飄瞥田膨花」中，對打鐵者、乞者、酒家女子、角頭鱸鰻、嗜賭者，各以篇幅寫作其黯閉的心事與心計，體察其人生轉折。一方面源自一種小時候的見聞，一方面長期在報社的工作也培養了他的觀察力與敏銳度。百百款的庶民生態，透過小童或學徒的視角，更能將整個產業與價值觀完整記錄，用文字刻鑿出他們生活的痕跡。除此之外，阿盛與周遭眾人維持「彼此不相犯，彼此皆可友」的交往模式，也對他在蒐集相關資料時有所助益。

訪談過程阿盛習慣帶著「是吧」的反問語尾，一再強調他的寫作是為了完成自我，「自我能完成自然能惠及他人。」無論在教學或生活上他都「不用單一的一套理論去框住每一個不同的人」。詢問了些許困惑，他多次回應「文學作者畢竟只是肉體凡胎」，或多做鼓勵：「年輕人有新的視野看待自己，這是正確的、可以的、應該的、或者必須的。」

再問相較於舊作，新作是否有所不同？阿盛爽朗道，因為年紀、心境不同了，遣詞用語也不同了。「到了這本書，隨著年紀的增長，有『煙火氣』但沒有『火氣』了。」自謙寫作只是盡己所能，而幾十年來，他安安靜靜地書寫，對自己的成績「心裡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