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不一樣的中國史》第五冊，談的是從東漢到魏晉，從清議到清談，門第至上的時代。「清議的本質，用《後漢書》中的描述，就是『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大家聚在一起，評論一些有權力的人，看他們誰做得比較好，誰比較差；看他們誰是好人，誰品德有缺。」（頁72）「品核公卿」是針對人，即從政者的品德優劣；「裁量執政」是針對事，即執政者的能力高下。前陣子某發言人因桃色風波請辭，有人以「才幹過人」諷之，可說是一語雙關，既是「品核公卿」，又兼「裁量執政」。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這是歷史功用的標準答案之一。但楊照認為，「從『古為今用』出發，我們很容易對古人的行為賦予自以為是的現代解釋。」（頁22）換句話說，像是春秋刺客的視死如歸跟東漢士人的不恤生死，表面上看似雷同的行為模式，其背後有著不一樣的歷史情境跟思想價值。因此，「看待歷史時，最好別急著評價，先弄清楚事實比較重要。」（頁316）看待身邊周遭的人事，亦復如是，不追本溯源，從中間切一半，抓語病詰問，無濟於釐清事實真相。

歷史的功用是什麼？楊照認為：

「真正有幫助的，不是行為上直接的借鑑和模仿，而是深入了解人類行為的因果，……認識歷史時，『為什麼』比『是什麼』更重要。『是什麼』只要照抄留下來的資料就好了，但要回答『為什麼』，卻必須動用一項特殊的能力──同理心（empathy），即設身處地去想、去感受、去體驗的能力。……用這種方法來理解歷史、理解歷史人物，也就能用這種方法來理解現實、理解周遭的人。」（頁25）

呂世浩說學歷史的兩大功用是「啟發智慧」跟「了解人性」，而透過學習歷史培養思辨能力有四步驟，包括：設身處地、揣摩通透、體貼入微、洞見表裡。兩者的說法可以相互參照。

「變與不變都是歷史，不能偏廢，因而不能假裝看不到變，將變的部分蒙混過去，刻意強調不變的部分。」（頁66）例如，外戚和宦官，是東漢政治史最大的主題，西漢也有外戚和宦官，名稱跟角色一樣，但兩漢的運作方式卻不一樣。拿現代政治運作相比，民進黨跟國民黨完全執政時都有同黨籍的行政院長跟立法院長，名稱跟角色一樣，但兩黨的運作方式卻不一樣，從「馬王政爭」到「太陽花學運」，即為顯例。

「有些事物在歷史中內容改變了，名稱卻沒有變；也有倒過來的現象，有些事物取得了新的名字，內容上卻維繫或繼承了過去的某種相同的內容。」（頁85）前者如「封建」，周代、漢代和我們現代人掛在口頭上的封建意涵都不一樣；後者如五院之一的「監察院」跟歷朝歷代所設立的「御史台」、「督察院」、「司隸校尉」、「刺史」等等。

「歷史之變以漸不以驟」是錢穆先生談歷史時特別強調的觀念，意即歷史是漸進改變，不會一下子就變。「王莽和王安石所犯的根本錯誤，就在於不相信、不尊重『歷史之變以漸不以驟』的法則。」（頁83）從這樣的原則看待當代的執政表現，或許就比較能用長遠的眼光看待施政，而非相信那些馬上就會有所改變的選舉口號。

「『三國』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歷史詮釋概念，而不是簡單的歷史事實。」（頁216）如此建構的結果有好有壞，好處是可以讓人在混亂的歷史現象中找到秩序，壞處是過於簡化原本極其複雜的歷史。事實片段散落四處，不建構概念詮釋難以講述，但卻可能讓人缺乏耐心、缺乏思辨能力去理解。（參閱頁194~196）

「如何界定歷史的範圍？什麼事該被納入歷史中，什麼事又可以被排除在外？」（頁226）這是學歷史會遇到的根本問題，楊照以此設問，談他不喜歡，卻很重要的王充，因為王充《論衡》的奇言怪論，開啟從「游談」到「清談」的變化。楊照自承討厭王充，但不因此否認王充和《論衡》的歷史地位。以此強調，一個歷史研究者，必須自我審視是否因其好惡而扭曲了對歷史變數的判斷？（參閱頁228）

讀楊照《不一樣的中國史》第五冊的過程中，冒出兩個問題：

其一，書是否要從頭看到尾？歷史給人的感覺是有時間先後，一脈相承，但在不同的講題下，未必具有前後相承的關係，如〈第三講 漢代的社會運作與社會風氣〉與〈第四講 漢代的食衣住行〉，跳著看並不妨礙對其他講題的理解，但我還是從頭看到尾了。

其二，學歷史有什麼用？除了前面提過楊照跟呂世浩的說法外，我認為歷史框架可以提供我們類比思考，例如，看到內朝與外朝之分，類比到總統府與行政院間的權力運作關係，權力的本質不因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多大的差別。

 
【圖：楊照著，《不一樣的中國史5：從清議到清談，門第至上的時代──東漢、魏晉》。台北：遠流，2020年8月1日初版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