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六、七十年代，以工業為主的現代化工程逐漸推展，原住民在經濟生活的求取下，大量移往城市工作，從事的行業大部分是低技術性的勞工，「都市原住民」便是在這種漢族主體的社會發展語境出現。

〈最後的獵人〉的主角是比雅日。冬季之前，部落的年輕人通常都選擇下山打工，才能應付冬季的生活所需。比雅日曾經也因為小孩即將出生，到平地擔任臨時捆工，五天以後，老闆缺錢，得辭掉一名員工，偏偏選上他，從此比雅日「不再打消他父親的遺囑，農夫、獵人是他永不滅的印記」。

他的妻子帕蘇拉不時發出埋怨，比雅日卻已決定冬季來臨的時候，他要進入深谷打獵。最後，比雅日大有斬獲，將獵捕到的山槍與狐狸帶下山，卻因為政府已經頒布禁獵法令，他只好用山羌交換不被逮捕。

在一間新象繪本館附設的小空間，目睹一位研究生編導的《錯位》（這齣小戲據說是他論文的一部分），一則關於都市原住民的劇場書寫。每每讀見「都市原住民」，我總是本能反應地想起〈最後的獵人〉以及拓拔斯‧塔瑪匹瑪，雖然小說是以間接、迂迴的方式襯出都市原住民的處境，但卻更教人讀到其中的無奈與辛酸。亦沒意料到，閱讀小說當時，我對原住民的事物陌生得可以，現在卻已定居原住民族群佔全縣四分之一人口的花蓮。

《錯位》的最終，在城市當個小演員的青年回到原鄉，從母親孱弱的聲音聽取訓誨之後，會否選擇再回到城市？〈最後的獵人〉裡，那位連自己平常打獵的地方也被法治化，還遭到警察嘲笑「不要再當獵人」的比雅日，會否因此真的拿去繼承的身分，轉而到平地工作，過著與其他都市原住民一樣汲汲營營、失落傳統的日子？這兩個在故事終了之前都沒有被說出來的問題，讓戲劇或小說都能保留言說的空間；不過走出劇場，從1980年代以後台灣原住民的「還我姓名」、「還我土地」等運動，其實都嗅得到，前述問題的蹤跡，皆已在這樣的族群／社會運動裡，隱隱作現。

                                                                            

※刊於澳門《劇場‧閱讀》季刊NO.10（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