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都在嘲笑他，不過，你們難道不覺得那個時代的”歐洲人”更可笑嗎？他和野人一樣想要下雨；然而，他卻只會束手無策地站在氣壓計前面。野人至少還有點勇氣、能力與邏輯感，儘管當然只是原始的邏輯感。他表現出在因與果之間建立聯繫的能力：通過放出水銀，他邁出了第一步，這……(Eugene Zamiatin，《我們》，江蘇人民出版社，P.16)

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最早寫就也最不出名的，就是俄國作家尤金‧札米亞金的《我們》(據稱駱以軍的《我們》亦隱含對此小說的致敬之意)。

裡面的人物都是一組編號，所有事物皆內於一組上層訂定的規律，即便做愛或散步也是。

摘取的這一段寫到，睿智的留聲機演講者對著閃閃發光的金色麥克風講述考古學家發掘出一本寫於20世紀的書(此小說的時空放在未來，20世紀以後的世界)，主角D-503不滿於底下的眾編號們聽見這一野人與氣壓計之故事集體哄堂大笑。

這個集合的場景，除了突顯「集體行為」之於極權國家的政治暴力隱喻，也正告訴我們關於建立聯繫的能力與勇氣，我們正在失去；以及文明社會對於生產與理解文明自身的傲慢將造成我們多大的與歷史和自我的，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