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麻瘋病人被排斥在這個世界、這個有形教會的社會之外、但是他們的存在依然是對上帝的一個可靠證明，因為這是上帝憤怒與恩寵的一個表徵。(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

《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主描寫的對象雖不完全類同於身心障礙者，但處境是相似的。如王榮璋先生所言；身心障礙者的出現易被歸咎於個人問題，更準確地說，是在已然堅固難以摧毀的社會習俗制約下的一種非理性的迷信主義或宗教式的因果論之下，所產生的規避與自卑之心態。於是身心障礙者可以說一出生便受到成長之限制，因為父母本身已建立了對其身分的小孩的不信任，遂逃避地轉而急忙交予相關機構學校進行教育。問題是從第一天就開始不祥地誕生，家庭畢竟是教育的第一環，即便轉由學校或機構化的組織負責，家庭若不能配合教育，一樣成效有限。於外，民間團體凝聚共識，進行法規、社會與教育系統的改革；於內，擁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乃至非身心挑戰者的人民必須重建信任，視而不見(因為要完全剔除實難矣)老舊的社會習俗。兩者若不能同時進步，身心障礙者權益的推廣仍舊見樹不見林。

社會系統對於身心障礙者一直以來是漠視的(好像一個人總羞恥於說出其見不得人的某種隱疾)；工作權、無障礙空間、社會福利預算。76年大眾捷運系統木柵線於規劃時並沒有「無障礙空間」之考量，官方說法「身心障礙者不在我們設定的乘客群，因為一旦逃生時他們會妨礙別人的撤離」極為荒誕蠻橫。時間從國民黨威權時代進入民進黨主政時期，九二一地震後南投所重建的建築體，竟也沒有一處完全符合「無障礙空間」。

契訶夫那本形式輕薄內涵卻厚實無比的「第六病房」，帶出了文明威權和文明威權對於非理性(它自認理性)的排斥。非理性阻滯了文明前行，於是非理性必須抑制，具體化便成了對其強迫性的「隔離」。長庚那三千床，全面儀器化、科技化的「新安養天堂樂園」(我承認，標準名稱為「養生村」)讓人不但重新質疑起「科技始終來自人性」的資本主義式託辭，更教人難以想像高齡者「歡愉」的表情會是如何。這不是沒事辦個三千人卡拉OK大賽或千人象棋大賽便可以虛應了事的。

就業率僅達19%(無須正職，約聘或零工均納入計算)的身心障礙者，大部分即使有工作，內容卻只是執行最低階層的比如清潔之類的項目。3%的人力保障並不能揚起公民營組織的信任旗幟，無經濟保障無人格保障，這樣的文明無疑是矛盾地，如果不是，那麼文明顯然是對人權造成擠壓而非幫助之作用。比如各縣市政府在分配到彩劵盈餘之後，便瞞天過海或根本大搖大擺撤去原編列之社福預算這樣的事例，這種將邊緣擠壓到更邊緣的「文明」作法，不但完整地暴露出文明的權力化，也是人類偽善一面之疲態畢現。

身心障礙者的弱勢是絕對的，不可能也不應該再去區分強的弱勢與弱的弱勢。「現金給付」目前為身心障礙福利經費的最大支出，幾達96%；預計93年因為政府計畫提高各級中低收入戶津貼1000元之故，將接近100%。然而現金給付絶非身心障礙者所最迫切需要(是這樣可以讓政府在最短時間內以面對的正當理由規避更大的命題與後續)，該是比較重要的「直接服務」在眾目睽睽之下就這樣隱形遁去了。身心障礙權益的爭取與推動，其艱難之處更在於社會富裕安定與否。總體而論，身心障礙權益因為長期被視為多餘，一旦預算刪減，往往也是首先犧牲的。

最後，於此挪借改編蘇珊．桑塔格的一句話為今天的嘮叨點下註腳：「身心障礙並非隱喻，而看待身心障礙者最真誠的方式 – 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


附註：引薦台灣的身心障礙者劇場團體如下：
＠新寶島視障者藝團：視障
＠光之舞藝團：視障
＠台北聾劇團：聽障
＠角落工化表演團(角落劇團)：綜合障別


【後記(2006.2)】
這是2003年末參加和平促進基金會主辦的一個青年參與系列座談的筆記，每一場的筆記都由學員輪流負責，而輪到我和友人C的時候，沒以一般筆記方式紀錄，而是夾雜了一些閱讀他書的觀感及自我的想法，因此比較接近書寫的樣態。

也因為是舊筆記，那時我接觸身心障礙者才剛開始，如今，關於家庭／教育、社會體制／家長系統稍微增加了一點經歷及思考，總而言之還很生嫩，不過這倒有個好處，就是不怕說錯話，不考慮太多。

有一些地方，作了小刪改，主要只是去除贅字，其餘儘量保持原貌。現在的我，寫及身心障礙者，一定會以「身心挑戰(障礙)者」稱之(我也要求自己要這麼做)，這和我的經驗自然有關，這也和角落劇團的做法是趨向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