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駱以軍去年在一場追念黃國峻（黃春明之子）的座談曾如斯追嘆那些藍色青春時代便有著極早熟思考的朋友們（那口氣聽來多麼平常但挾含隱約悲傷負重仿若其筆下人物之敘事口吻），早早也都一個個消失了（消失在這條道路上？抑或死了？）。像是片中左派老爸雷米病重時前來探望的那些朋友，他們齊聚鄉下的別墅渡過的雷米的最後時光，那些談話：他們啟蒙於存在主義，讀遍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反殖民主義等各色體系思想，長日將盡之時，卻發現無用武之地。無論在世時我們接近了多少主義流派，掘挖出多少深廣的思想，一旦歩入晨暮之年（歲月將至之感益發強烈），生命的意義便在一番迂折迴旋之後又要復歸原點？

他們在別墅裡追念藍色青春的時刻令人想起「一個屋簷下」的無產公社，充滿了理想色彩，不過終究還是無法抵抗外頭無處不在的資本主義﹙別墅裡V.S別墅外的大千世界、鄉下V.S城市《蒙特婁》、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在強大勢廣的資本主義浪嘯下，所有的主義流派似乎成了少數人的無病呻吟，註定趨離主流價值的命定。

此片於去年金馬影展原譯為「野蠻的入侵」，多麼諷刺的是真正入侵的野蠻竟可能是現代化標徵的資本主義？留意塞巴﹙兒﹚和雷米﹙父﹚所表徵的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對決辨證﹙塞巴工作的地方《倫敦》正是資本主義大本營之一﹚；那樣的佈置不但悲觀地就此認定資本主義後浪(塞巴/兒)推前浪(雷米/父)獲得大勝利的感想，也徹底地顛倒了家常倫理﹙如同子弒父﹚。但那樣的佈置是否亦別有指涉﹙並將氛圍攜入一種通俗劇式的家庭情感﹚，即首段所提出的「長日將盡之時，內在情感也將復歸原點(不論年青時如何脫離，終究仍重返情感基礎的家庭)」；生命路程也許就像繞圓圈﹙地球不正好圓的？﹚，自家庭始，亦自家庭終。

時常在想，駱以軍所說的「消失」究竟甚麼意思；難道是先知般地早早料測生命路程最終仍要復歸起點故會心一笑棄械投奔現實懷抱？抑或太早耗盡了氣力，猶在終點線肉眼未明之前便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