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12 09:24:06
orangebach
關於兩個孩子的媽
我總覺得每個人都是一個屋子，大小各異，格局不同，裝潢也各有各的美。認識一個人，就好像參觀一間屋子，主人只是在門口跟你講講話，還是請你進去參觀，還是請你坐下來吃飯聊天過夜，又有不同風景。互相拜訪難免總有習慣與不習慣之處，微妙之處便在於到底拜訪多久呢？你能夠說走就走嗎？等等衍生出的情境。
以我為例，我自評我是一個雜貨店，坪數不小，格局方正，但東西總是亂七八糟，也很難說出到底裡面有甚麼，很難定位；房間裡面有廚房和餐廳，如果時間允許、氣氛佳，我就升火弄頓飯，大家窩在廚房的工作桌上邊吃邊聊。大概是這樣的屋子。
以此為喻，那兩個孩子的媽鐵定是個圖書館，而且是中央圖書館中專放檔案史料舊報紙的那層，周圍擺滿高高的書櫃，中間擺張書桌和電腦，她全神貫注、渾然忘我。不在意有沒有人去家裡拜訪，也不會刻意邀請人去家裡拜訪，只要有書、有史料，她就滿足了。你會懷疑，屋子裡沒有柴米油鹽醬醋茶，這樣算兩個孩子的媽？但她還真的就是兩個孩子的媽。
兩個孩子的媽是最近認識的新朋友中，最怪的一個。
到昨天吃飯前，我們約有半年沒聯絡了，因為她傷了我的心。去年有一次我剛好有兩張電影票，找她晚上去看電影，看完九點半她回家述職剛剛好；她沒有直接拒絕我，卻冷不防回我一句：「你也要想想我是兩個孩子的媽」。我心想，你小孩那麼大了我又不知道你作息你講話可以溫和點吧.....我兩分怒三分錯愕外加五分受傷，一氣之下就將近半年沒聯絡，不過心裡還是記掛著這個朋友。原本我跟朋友提起她，代號叫做「新朋友」，自此之後，代號就改為「兩個孩子的媽」。
去年二月我第一眼看到她，"pure"這個字自動跳進腦袋；今年四十五歲的她，看起來像大學生，結婚快二十年，家裡一兒一女，都念國中。她身形高窕瘦長，黑長褲、條紋襯衫(我沒看過她穿條紋以外的襯衫)、側背書包或者後背包，短髮硬而黑，老是有幾束特別硬的頭髮資牙咧嘴地岔出該有的軌道，仔細看髮叢中間夾雜著不少白頭髮，永遠穿著黑色Birkenstock的休閒鞋。她的聲音帶點低沉，總是想清楚才開口，所以說話的節奏簡潔有力道，從不拖泥帶水；講話的時候伴隨著有力的手勢，而她比畫的時候，手指很少分開或彎曲的，你就看著他配合著話題輕揮著同樣果斷的手勢，剛硬的髮絲也隨之震盪。我常想，這樣的手勢去指揮，感覺應該很棒吧。
兩個孩子的媽原本是職業婦女，但婚後生了小孩，想要以小孩為重，便辭職在家邊寫作邊帶小孩。她學的是法律，也是歷史控，以及想為日據時代長大的父親留下回憶，這種種盤根錯節的因素交會在一起，造就她潛心投入日據時代台灣生活史的「研究」--非學術研究，而是蒐尋查閱當時的舊報紙和各種文獻，彼此參照考據，透過書寫一個個生活的切片(包括器物、人物或事件)，來告訴自己和讀者「我們從哪裡來」以及「我們是甚麼樣的人」。
每天早上，小孩上學之後，她就到中央圖書館或台大圖書館去看日據時代的報紙，一天天、一版版這樣看，連廣告也看，以便尋找有趣的事蹟和題材；看到傍晚四五點，小孩放學到家前，她便回家陪小孩、等老公，如果小孩補習，她就看到晚上六七點才回家。有一回她告訴我，好幾次她從早到晚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等到晚上見到小孩要開口說話的時候，還會覺得有些語言障礙、開不了口。
溝通不良可以想見，也就罷矣。最讓我擔心的是，她身體不好。除了從小有氣喘，因為長年坐太久又太專注，下半身很容易氣血不順、肌肉無力，昨天見面時，她說最近沒辦法走很遠(所以原先的散步約必須改成吃飯)，因為右半邊髖關節會痛，中醫叫她右半邊要減少用力，免得加重傷勢。她開玩笑說，大不了早點掛，也沒甚麼。
我們差異很大，但頗為一見如故。去年認識之後，在那幾個月中，頗為密集地連絡與見面，每次聊天都很開心。跟她聊天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因為她是個歷史控，你說的大多數事情，疑問也好，看法也罷，她都有辦法把你的結論放進歷史脈絡裡，重新解釋歷史因果給你聽。好比談起龍應台的暢銷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她就從日據時代外省人、本省人的家教習性解釋起，告訴我龍應台如此敢說敢發聲其實有其文化脈絡，而同年紀的本省知識分子也因文化脈絡，卻因「順服溫柔」的文化薰陶，很難像龍應台一樣輕鬆取得話語權發聲，她對此非常感慨。
昨天兩個孩子的媽帶我到他們家人都很愛去的小館子吃飯，她很開心，一口氣點了五道菜，我們每道都吃不完，她讓服務員全部打包給我帶回家，我們再轉台到Bach Cafe喝茶、聊天到打烊，然後兩人坐在cafe陽台邊的石椅上繼續聊；你可以想見這麼長的內容裡，處處充斥著歷史、邏輯和證據，氣氛好又獲益匪淺但也非常理性，跟上課沒兩樣。
最後我們談起她最近的新書，剛好把過去研究彙整成一篇篇有古味的短文。她說，在全書付梓前，她把序和書的電子檔寄給了她一位要好的同學看，總想聽聽不同人的不同意見，結果同學認為她的筆觸悲情且內容泛政治化，勸她下回別再寫這樣的書了。她說，她不懂，自己已經很小心處理有點政治色彩的人物或事件了，結果被認為是泛政治化；她想要告訴現代人過去是怎樣的樣貌，藉以理解為何現在會是現在，結果被認為是過於鄉愁的悲情。所以當得知朋友的反應後，她立刻把序言改成一個平淡無味的筆調，也把疑似泛政治化的文章全部抽走，成了現在有點缺憾的成品。
我望著她黑暗裡的側臉，說話聲依舊果決有力，只是感覺她眼眶特別濕潤；她說了四五次「我真的非常難過」，然後低下頭來。這算是我們認識以來，最感性竟也最沉默的一刻。
以我為例，我自評我是一個雜貨店，坪數不小，格局方正，但東西總是亂七八糟，也很難說出到底裡面有甚麼，很難定位；房間裡面有廚房和餐廳，如果時間允許、氣氛佳，我就升火弄頓飯，大家窩在廚房的工作桌上邊吃邊聊。大概是這樣的屋子。
以此為喻，那兩個孩子的媽鐵定是個圖書館，而且是中央圖書館中專放檔案史料舊報紙的那層，周圍擺滿高高的書櫃，中間擺張書桌和電腦，她全神貫注、渾然忘我。不在意有沒有人去家裡拜訪，也不會刻意邀請人去家裡拜訪，只要有書、有史料，她就滿足了。你會懷疑，屋子裡沒有柴米油鹽醬醋茶，這樣算兩個孩子的媽？但她還真的就是兩個孩子的媽。
兩個孩子的媽是最近認識的新朋友中，最怪的一個。
到昨天吃飯前，我們約有半年沒聯絡了，因為她傷了我的心。去年有一次我剛好有兩張電影票，找她晚上去看電影，看完九點半她回家述職剛剛好；她沒有直接拒絕我，卻冷不防回我一句：「你也要想想我是兩個孩子的媽」。我心想，你小孩那麼大了我又不知道你作息你講話可以溫和點吧.....我兩分怒三分錯愕外加五分受傷，一氣之下就將近半年沒聯絡，不過心裡還是記掛著這個朋友。原本我跟朋友提起她，代號叫做「新朋友」，自此之後，代號就改為「兩個孩子的媽」。
去年二月我第一眼看到她，"pure"這個字自動跳進腦袋；今年四十五歲的她，看起來像大學生，結婚快二十年，家裡一兒一女，都念國中。她身形高窕瘦長，黑長褲、條紋襯衫(我沒看過她穿條紋以外的襯衫)、側背書包或者後背包，短髮硬而黑，老是有幾束特別硬的頭髮資牙咧嘴地岔出該有的軌道，仔細看髮叢中間夾雜著不少白頭髮，永遠穿著黑色Birkenstock的休閒鞋。她的聲音帶點低沉，總是想清楚才開口，所以說話的節奏簡潔有力道，從不拖泥帶水；講話的時候伴隨著有力的手勢，而她比畫的時候，手指很少分開或彎曲的，你就看著他配合著話題輕揮著同樣果斷的手勢，剛硬的髮絲也隨之震盪。我常想，這樣的手勢去指揮，感覺應該很棒吧。
兩個孩子的媽原本是職業婦女，但婚後生了小孩，想要以小孩為重，便辭職在家邊寫作邊帶小孩。她學的是法律，也是歷史控，以及想為日據時代長大的父親留下回憶，這種種盤根錯節的因素交會在一起，造就她潛心投入日據時代台灣生活史的「研究」--非學術研究，而是蒐尋查閱當時的舊報紙和各種文獻，彼此參照考據，透過書寫一個個生活的切片(包括器物、人物或事件)，來告訴自己和讀者「我們從哪裡來」以及「我們是甚麼樣的人」。
每天早上，小孩上學之後，她就到中央圖書館或台大圖書館去看日據時代的報紙，一天天、一版版這樣看，連廣告也看，以便尋找有趣的事蹟和題材；看到傍晚四五點，小孩放學到家前，她便回家陪小孩、等老公，如果小孩補習，她就看到晚上六七點才回家。有一回她告訴我，好幾次她從早到晚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等到晚上見到小孩要開口說話的時候，還會覺得有些語言障礙、開不了口。
溝通不良可以想見，也就罷矣。最讓我擔心的是，她身體不好。除了從小有氣喘，因為長年坐太久又太專注，下半身很容易氣血不順、肌肉無力，昨天見面時，她說最近沒辦法走很遠(所以原先的散步約必須改成吃飯)，因為右半邊髖關節會痛，中醫叫她右半邊要減少用力，免得加重傷勢。她開玩笑說，大不了早點掛，也沒甚麼。
我們差異很大，但頗為一見如故。去年認識之後，在那幾個月中，頗為密集地連絡與見面，每次聊天都很開心。跟她聊天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因為她是個歷史控，你說的大多數事情，疑問也好，看法也罷，她都有辦法把你的結論放進歷史脈絡裡，重新解釋歷史因果給你聽。好比談起龍應台的暢銷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她就從日據時代外省人、本省人的家教習性解釋起，告訴我龍應台如此敢說敢發聲其實有其文化脈絡，而同年紀的本省知識分子也因文化脈絡，卻因「順服溫柔」的文化薰陶，很難像龍應台一樣輕鬆取得話語權發聲，她對此非常感慨。
昨天兩個孩子的媽帶我到他們家人都很愛去的小館子吃飯，她很開心，一口氣點了五道菜，我們每道都吃不完，她讓服務員全部打包給我帶回家，我們再轉台到Bach Cafe喝茶、聊天到打烊，然後兩人坐在cafe陽台邊的石椅上繼續聊；你可以想見這麼長的內容裡，處處充斥著歷史、邏輯和證據，氣氛好又獲益匪淺但也非常理性，跟上課沒兩樣。
最後我們談起她最近的新書，剛好把過去研究彙整成一篇篇有古味的短文。她說，在全書付梓前，她把序和書的電子檔寄給了她一位要好的同學看，總想聽聽不同人的不同意見，結果同學認為她的筆觸悲情且內容泛政治化，勸她下回別再寫這樣的書了。她說，她不懂，自己已經很小心處理有點政治色彩的人物或事件了，結果被認為是泛政治化；她想要告訴現代人過去是怎樣的樣貌，藉以理解為何現在會是現在，結果被認為是過於鄉愁的悲情。所以當得知朋友的反應後，她立刻把序言改成一個平淡無味的筆調，也把疑似泛政治化的文章全部抽走，成了現在有點缺憾的成品。
我望著她黑暗裡的側臉，說話聲依舊果決有力，只是感覺她眼眶特別濕潤；她說了四五次「我真的非常難過」，然後低下頭來。這算是我們認識以來，最感性竟也最沉默的一刻。
哈哈哈。
把我說得好像是個綏靖的鴿派。
我倒不覺得兩者間有disagreement
我認為是表達方式的差異而已
最後也該是殊途同歸吧
不過這樣的討論失之粗糙
此類話題需要時間層層推進的陳述
才會比較愈辯愈明--儘管沒有什麼是真理
I respectfully disagree.
之前就表達過類似觀點，很多事情，不是只等待坐享其成，而是需要前後
內外呼應的各種力道。「時間到了」, 對每個人的意義也不同，每個人抓
到的時機點也不同。
在出手要精準的前提之下，你是等待的現實主義派，我是需要參與革命一
環(或許不是第一波)的理想主義派。
補充一下
其實無論如何
就討論來說
我最怕最討厭也最覺可笑的就是dogmatic
太可怕
我覺得台灣會出現你無解的那種情況
都是過於dogmatic和短視
我其實很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