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玉鳳

　　如果文學可以預示戰爭，希望文學也可以預見衝突，幫助避免衝突。

　　兩年前在劍橋大學聽了一個非常大型的研究結果報告會。那是一個關於幾乎整個二十世紀的戰爭文學的量化研究，報告進行了連續一周，我聽的是首兩天的第一部分研究結果。第一天的內容大意是第一次世界前後，特別是戰爭期間，英美等主要西方國家的戰爭文學中最大量使用的字眼是榮耀（glory）和犧牲（Sacrifice）。當日聽講座時的筆記沒來得及找出來，只記得研究人員當時的解釋是第一次世界前後的文學世界基本上是歌頌戰爭的，會視人命犧牲為榮耀。在這樣的時代情緒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情況卻不一樣了，榮耀和犧牲出現的頻率非常的低，相反，殘酷、生命、家庭以至愛情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很少出現在文學當中的字眼，明顯多了，還有其他質疑戰爭的形容詞，我記不起來了，只記得研究員總結時說，從二次大戰的戰爭文學看，短短數十年間，人類已經經歷了從崇尚戰爭，提倡武力解決問題進入反思戰爭、重視生命的階段。那天的答問環節，研究人員預告之後會匯報越戰期間的文學部分，他說：｢加上越戰那一個部分，大家就會明白，為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發生，因為人類在二戰之後討厭戰爭，害怕戰爭。到了越戰期間，更在質疑戰爭的正義性，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在冷戰之後發生。」

　　我讀傳播，很相信日常用口語可以影響人的認知、思維與情緒，所以很擔心在緊張衝突時有人會因為一個詞語的歧意，令局勢更為緊張。所以我反對用革命形容香港的佔領事件，因為我知道那裡有好多人，的確沒有革命的打算，可是，你越稱之為革命，它就越會往革命的方向發展。我反對動不動叫人｢勇武抗爭」的說辭，因為勇武很氣派，抗爭很有型，兩者加起來卻會有鼓勵暴力抗爭的功能。我反對行動中一切的暴力行為，但我也很害怕大家在歌頒犧牲、鼓勵犧牲，因為，那正正是第一次世界後文學世界展現的社會情緒，會讓人勇於加入戰爭的情緒。

　　只要仍有溝通空間，世界還沒壞得要打仗。

文：原載2014年10月23日《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

圖：http://lordalton.files.wordpress.com/2013/12/world-war-on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