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沒有打算永遠這樣──潘仕勛談澳門、香港與中國

文／林玉鳳

在澳門，我們可能不會料到，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全球首席執行官（CEO）會與澳門有點關係，而且，澳門還曾經是他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地方。

今年一月份，在劍橋大學參加一個書院的活動時，認識了潘仕勛（Stephen Bourne）先生，看到名片上他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全球首席執行官（CEO）職銜，沒想過他會對澳門有興趣。說起我是澳門來的，他當即提起他與澳門的一段往事。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正在香港工作的潘仕勛在一次拍賣會中，看到曾經居澳廿七年的著名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的畫。那些畫其實是從錢納利的一個掃描本中分拆開來的其中幾頁，是後來錢納利完成的一些名畫的初稿。拍賣會上，他意識到香港匯豐銀行正在競投所有錢納利的作品，「我突然覺得錢納利的畫不應該都由銀行擁有，應該留一些在民間」，想著想著，他就豁出去了，用了一千二百港元從匯豐銀行手上把畫競投下來。潘仕勛當時是道瓊斯（Dow Jones）香港分公司的管理人員，不過1982年的一千二百港元，對他來說還是個大數目，問他值嗎？他笑一笑沒有回答，可是，今天這張黑白掃描是鑲好掛在潘仕勛家中客廳的重要位置的，而且說起那張畫，他還可以隨手找出錢納利的不同畫冊，把自已買下的一張裡的不同人物掃描，快速的找出對應的後來的彩色成品。看到這個場面，知道眼前的這位收藏了大量畫作的典型英國紳士，應該很喜歡這張畫。

在澳門吃禾蟲，令中國人對他有好感

除了這張錢納利的作品，潘仕勛還藏有另外兩張當年在澳門購買的畫，其中一張，是典型的舊日澳門漁村景色，一艘帆船在南灣的海面，安靜地停在歷史的那一瞬間。以為他對澳門印象最深的就是澳門的漁村風貌，這位在七、八十年代曾經在香港前後工作了十一年的英國人說的卻是，澳門的異國風情和他第一次吃禾蟲的經驗。

潘仕勛對澳門的印象，幾本上全部來自他在香港工作期間的澳門假期。葡京酒店，竹灣酒店，颱風，噴射船，澳門的葡式建築，土生英食，酒吧，還有「人人都在玩的番攤」，構成了他眼中的異國風情圖畫。他說當年因為這些異國風情，令澳門成為不少居港外國人的後花園，大家假日都愛來澳門狂歡。可是，對他來說，澳門卻是一個比香港更中國的中國人城市，令他對中國人有更深的印象。第一次到澳門時，他在朋友的推薦下吃了不是人人敢吃的廣東名菜──禾蟲，意外地，他的中國人朋友因此對他另眼相看，對他很有好感，令他明白與中國人交往，很需要尊重他們的文化。

香港的中國人沒有打算永遠這樣

潘仕勛對澳門的印象，幾本上全部來自他在香港工作期間的澳門假期。1979年，剛大學畢的潘仕勛，因為英國經濟不景，覺得自己必須要到外面尋找新生活。他的父親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官員，他在非洲的烏干達出生和長大，對英國的殖民地狀況熟悉，於是選擇了當時他認為是英國一部分的香港，準備展開新生活。到香港之前，他說知道自己喜歡吃中菜，不過不能肯定自己會否喜歡中國人。他記得很清楚抵達香港的當天，是1979年的12月5日，他還記得很清楚到了香港後對中國人的第一個印象：「中國人沒打算永遠這樣！」什麼是這樣？他沒直接說明是甘於殖民統治，只說香港人給他的第一印象，跟他少年時曾經遊歷過的英國的非洲殖民地很不一樣，「他們總是很匆忙，沒有那樣其他英國殖民地當地人的那種恭順，甚時有時有點粗魯，他們不會因為你是白人讓你在點菜以後等候少一點時間，不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而要比鬼佬低一等。」而且，他接著說，他們好像就是天生勤奮的，希望賺錢的，和他在非洲以至倫敦見過的人最不一樣的，不需要外力動員他們去工作，中國人自己會自己投入工作。

這個認識，是他抵達香港後的第一個衝擊。另一個緊接而來的是，中國對香港有影響力。他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一間英資銀行的會計，銀行為他提供宿舍，與另一位同樣來自倫敦的同事同住。到了宿舍，同事告訴他：「現在你每天只有四小時可以用自來水，因為中國政府會關掉水龍頭。」他說，因為一心以為香港是英國的地方，知道這個供水故事以後，他當即明白，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訊息，他知道自己要在香港工作，一定要好好明白中國。之後不久，他分別出差到了台灣，也到澳門渡假，很快明白香港、澳門、台灣是怎麼一回事，知道要明白的中國，很複雜。

有些事，真的只有在中國才能發生

雖然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多點明白中國，潘仕勛一直到1986年才首次有機會踏足內地。當時的他，已經加入了道瓊斯工作，因為公司籌劃的一個大型世活動，出差到福州準備聘請雜技團進行世界巡迴演出。當年抵達福州時，他發現這個內地城市跟港澳完全不一樣，街上仍然有很多人穿著毛澤東時代的衣服，滿街都是單車。不過，最讓他驚訝還不是這種與港澳的差異。一個早上，潘仕勛一行抵達體育館，準備看雜技表演，以決定是否聘請雜技團，到了場館發現觀眾席空無一人，就跟雜技團負責人說，他希望看到的是現場表演，而不是專門給他們看的。接下來的十數分鐘，他目瞪口呆了，因為雜技團負責人隨即走到街上，先截停了幾個行人和幾輛單車，一會兒過後，就有五百人入場。他當即明白了內地那種體制的力量，那是不可能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

雖然體制的力量很大，不過，當日的他亦觀察到內地的物資水平是什麼一回事。他說雜技員的技術很好，但他們的製服，應該是貼身的，卻因為用料不對，都在關鍵位置鬆弛下來。後來，因為公司突然需要大幅裁員和削減開支，潘仕勛在與雜技團簽約之前的一夜，被告知巡迴演出計劃需要取消。他代表公司送給雜技團團員每人一套新的製服表示歉意，此後的很長時間，他再沒有機會跟內地人交往。

1989年，潘仕勛被調回倫敦，之後加入一家出版社工作，其後在1997年加入劍橋大學出版社。想不到的是，他當年在香港的生活經驗，以及那段日子在不同地方了解到的中國人與中國文化，會成為他加入劍橋後再度踏足中國的重要知識。1998年，潘仕勛第二次到中國內地，卻是第一次踏足北京、上海和成都等等大城市。此時的中國，跟他當年所見滿街單車的福州完全兩樣：「汽車極多，交通繁忙，大城市的巨型建築林立，很多象徵權力的訊息。」他一邊用著多年前累積下來跟中國人交往的經驗，一邊積累更多過往在港澳無法體會的中國人與中國事，像早上七點開始的會議。

信任建立需時，不過建立了，就永遠在那裡

現在，他每年都會到中國各大城市處理出版社的業務，與內地的出版社有不少合作。談到這些經驗，他突然說很有興趣分享他總結的與中國人交往的重要「規則」。第一條，他說是歐洲人特別需要明白的，「不要假定你高人一等，無論你跟香港、澳門或廣州等等不同的地方的中國人交往，一定不可以傲慢自大。」第二條，他說「鬼佬」都需要明白的，「如果你覺得中國人對你粗魯無禮，通常是因為我們先對他們粗魯，如果我們自己大鼻（Big Nose），是怪不了人家的。」第三條，要尊重他們的文化，顯示你有努力學習他們的文化，學習他們的語言，不一定要吃禾蟲，但要懂得講「唔該」，潘仕勛到今天仍能流利的說著他當年在香港學到的廣東話，他曾經在香港當公務員的太太，至今還保留著當年在香港學習中文的筆記簿，還記得她不常用的中文名是潘碧芳，如何打麻將，知道中國人不喜歡「44」，喜歡「28」。最後一條，也是最難的一條，「中國人有時是很有疑心的，不容易相信外人，但你要有耐性，慢慢取得信任，做生意的要知道雙贏很重要，不要只佔人家便宜。」說到這裡，他翻開相簿讓我看最近一次他和太太在香港跟昔日的同事和朋友聚會，「當年我最親近的朋友都是歐洲人，沒想到的是，二十年後回港，所有中國人朋友都還我是好朋友。我知道，友誼一旦建立了，對中國人而言，就永遠都在那裡。」

原載2012年8月27日《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