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玉鳳

　　寫世代的差異，不可能不涉及政治的；牽涉到政治，除了要談政府，在澳門，其實不可能不談社團。

　　很多評論，包括自己的文章，其實都有類似的意見，就是回歸前已確立的那種傳統社團以至個別以慈善家形像出現的華人強人為多數居民代言的制度，或透過諮詢會（相當於回歸後的行政會）、立法會和政府諮詢組織的議席分配確立他們政治代言人的方式，在回歸後開始漸次失去原來的效力。可是，反過來，對原來的這種模式的觀感，其實也很反映世代的差異。

　　前文說過，澳門的傳統社團，曾經長時間的透過提供服務，以類似協助管治身份的方式，為回歸前的澳葡政府處理日常的管治問題。我父母的那一代，經歷的是在從沒有這樣的社團過渡到有這樣的社團的歲月，除了今天大家熟悉的基本社團活動和服務外，他們受惠最大的，是兒女的供書教學，可以由收費低廉的社團學校提供，讓他們的下一代，有機會透過教育找到更好的職業，脫離草根階層，用他們當年的話，就是不用做藍領，可以做白領。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澳葡政府在實施批地建校政策和免費教育以前，社團的這種貢獻，非常明顯。我這一代，因為學校沒幾個校工，親歷過中小學時放學後要當值日生為課室清潔，長假前要在學校幫助大除掃，颱風過後，大家一起回學校將課室的積水清走；也見證過有一個學期交不起學費的同學，學校讓其繼續上學，直至家人要她退學，一個小三的漂亮女孩，就站在課室裡教師旁，含著淚跟我們道別，說沒交學費對不起學校。有類似經歷的人，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個人不愉快經驗，大概都會對那樣的學校和辦校的團體心存好感，因為那是一個大家只有胼手胝足一起努力，才能起碼的經營起一間學校的年代。

　　那樣的好感，也會因為生活經驗而演化成其他的東西，我父母那一代，是信任。所以當年辦學團體參加選舉，組織集會，要求幫忙做事，大家都義不容辭。到了我那一代，因為沒經歷過社團服務從無到有的歲月，出生以來學校就存在，經驗中的學校和團體之間的距離大了，感恩是有的，但對學校的感情會比社團深。寫到這裡，我們大概就能推算，到那些很草根的社團學校都入網成為免費學校以後，學校大大的受惠於政府的教育撥款以後，社會其實是進步了，但個人、學校與社團胼手胝足的關係，卻不復再。

（我們的世代．之二十六）

文：原載2010年7月29日 《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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