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香港藝術館集中看一九三○、四○年代的上海電影，很驚訝地發現，在幾十年前的作品裡演員講的中國話，由今天的我聽都完全聽得懂。

我之所以很吃驚，是當我看同一時期，或者更晚五○年代拍的日本影片，如小津安二郎作品時，往往需要側耳細聽，否則聽不懂對白的緣故。僅僅半個世紀以前的日本話，連土生土長的日本人都聽不懂，因為語言變化實在太大、太快。

最近有不少人指出，年輕一代人講的日本話，跟十幾二十年前很不一樣了。他們指的並不是年輕人圈子裡的流行語、俚語之類，而是商店員工對顧客講的「敬語」。

二十多歲的便利店售貨員，一本正經地要表達「收您一千圓，找您八百圓」等意思，但是由中年、老年的顧客來聽，語法上、邏輯上，明顯有錯誤。問題是，那種錯誤並不是個別人的，而是年輕一代共同的。當整整一代，幾百萬人犯同樣錯誤的時候，我們只好認為時代變了，語言規範也隨著變了。

語言如此，文化亦如此。比方說，這些年，夏天特別流行的棉布和服「浴衣」。今天的小姐們穿起來，姿勢、動作、髮型、化妝、顏色配合，都跟穿西服時沒分別，一一違反傳統和服的規範。但是，大部分老年人、中年人，早就放棄的「浴衣」，畢竟由年輕一代人繼承到二十一世紀來了。我們只好認為，時代變了，圍繞著和服的規範也隨著變化了。

東京大學的小森陽一教授，專攻日本近代文學，曾擔任《朝日新聞》的文學時評。他在新書《小森陽一遇到日語》裡吐露，其實小學時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蘇聯大使館附屬學校唸了幾年書，剛回日本的時候，說日語給同學們嘲笑。後來長期對自己的日語能力有劣等感，沒想到有一天會在大學裡教日本文學。

他的經歷令人深思日語的特點。

離開日本的時候，他已經夠大，會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布拉格時代，在學校裡講俄語，跟當地朋友則講捷克語，但是跟父母說的一貫是日語。他母親很熱心於教育兒子；從日本帶去的各種課本，他都在家裡學好了。所以，他完全沒想到自己不會說日語。然而，小學六年級回到日本，同學們一聽他說話就捧腹大笑。到底為甚麼？

不是他說日語說得不對，而是說得太對了。在布拉格過的日子裡，沒有跟同年齡日本小孩兒共處的機會，因而他忘記了，日本話的口語跟書面語是兩碼事。在東京的小學、初中，這個學生說跟課本一樣準確的日語書面話，同學們覺得非常好笑。他自己不懂其所以然，感到很難過，也確實值得同情。

他的經驗非常有趣。三年以後，上了高中，他選上了學生會長。當年學生運動很活躍，在大會發言時，拿起麥克風要講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用的口語，而是書面語了。在海外長大的小森陽一，說起口語始終沒有其他同學來得自然，但是一說正規書面話，就比別人都強了。加上，在布拉格的蘇聯小學，「國文」課的內容一半是背誦文學作品。也就是說，他受過用語言表演的訓練，其他日本同學們均沒有。參加學生會長選舉，小森陽一顯得很威風。

後來，他研究日本文學的題目，乃近代白話文的成立過程。一八八七年，發表了日本頭一部白話文小說《浮雲》的二葉亭四迷，之前翻譯過屠格涅夫等俄國文學。小森陽一運用布拉格時代留下來的俄文能力，仔細調查了俄文語法對近代日語白話文的影響。

顯而易見，日語的特點之一，是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距離較大。我看五○年代的小說沒有困難，看同一時期的電影則有問題，就是因為口語變化比書面語快得多。如今的年輕人，說起話來連「敬語」都跟老一代人不同。然而叫他們寫下來呢？大概，說的是一套，寫的是另一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