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名作家黎紫書曾在網上撰文，比較南洋華裔和中國人在文化行為和心理上的差別。例如，盡管隨地吐痰撒尿，無時無刻大聲鳴笛的習慣在馬來西亞已不多見，然而依然保有這些習慣的中國人每當碰見南洋華裔，總不由露出一副驚訝的表情說：「啊，你中文說得不錯呀！」

　　不管是否有意，文化的差異往往產生階級和距離。一位中國朋友到新加坡工作，趁著假期，我們在那裡相遇。「工作情況如何？」我問。「還在適應，英文說得沒那麼好會被瞧不起，好像被當成二等公民。」他說。「歐，就像我們去到了中國。」我笑答。

　　在黎紫書的那一篇文章裡（暫時無法找回），讓我印象深刻的卻是和情意結相關的篇幅。她用一個很生動的例子點出了南洋華裔在文化認同上的轉變。

　　猶記得當我還小，公公依然健在，他喜歡對我朗誦詩句，有時候用中文，有時是方言。他說最長的詩是李賀的，共八百多句，盡管我一直認為是白居易的＜長恨歌＞才對。除了吟詩作對，公公會氣功，一坐就一整天。晚間他躺到木板客廳的榻上睡，也不進房裡。街坊鄰里給了他一個綽號，或尊稱，稱他為「散人」。

　　黎紫書的文章裡寫道，老一輩的南洋華裔有「中國情意結」。與其說是馬來西人，他們寧可自詡為中國人。每當觀賞兩年一度的湯姆斯杯，也都是為中國對加油打氣。然而慢慢的，隨著土生土長的下一代長大，擁有了在地回憶和生長經驗，情意結逐漸淡化，而搖旗吶喊也滲入了馬來語。

　　中國似乎成為了父輩眼中的文化符號。他們透過維繫南洋異土上的文化和母語，在想像上和遠方的故鄉連接，抵抗年代湮遠的鄉愁。往後，隨著馬來民族卜米主義（土權意識）的擴張，國內政治局勢和社會環境產生了改變，華裔開始不得不透過各種方式爭取本身的權益，展開維護華文教育的鬥爭。

　　一直到今日，我們仍然可以從老一輩身上看見中國的身影，從他們對古典詩歌的熱衷，對字畫的鑑賞和嗜好，從他們親中的政治立場和大一統思想。二戰時期，日軍在馬來西亞的暴行使他們和遙遠的中國遭遇了同樣的宿命，同仇敵愾稱大和國為「小日本」。然後他們在中國登陸，聽見人們說：「啊，你中文說得很不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