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廿一年（1895）清廷因甲午戰爭戰敗，將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割讓與日本，神道及其下之狛犬也隨之進駐臺灣。而除神社狛犬外，隨著日本殖民的深化，日本獅子的藝術形象亦透過各種管道為民間所接觸及熟識；如許多日治時期前輩藝術家多有以日本獅為題材之創作，此外戰後新光吳火獅捐獻予各大廟宇之獅子，其形象即脫胎自日本陶獅藝品。

日治神社現存之「狛犬」，其中有沿用清時舊獅者（圖1），有日本輸入者，亦有臺灣本土新製者，從中反映出狛犬/日本獅與臺灣傳統石獅若干通性。

(圖1)埔里醒靈寺牌樓前原清代埔裏官衙石獅曾充作能高社狛犬

據明治四十年（1907）10月30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雜報「獻納之石燈籠」條載：「與故宮殿下有關係諸家。製造石燈籠二十七基。欲進呈于臺灣神社。既屬如所報。聞其製式皆一定。模型係倣照平安神宮中門所立者。極其高尚古雅。石質則取山口縣德山產之花崗石。其石匠前年曾為陸軍幕僚製造大獅子。献納之于臺灣神社。近因落合赤間神社宮司之篤志。復執監督之勞。故使此熟手之石匠為之。其告竣當在本年十一月上旬也。」隱約透露出日本匠師參與臺灣狛犬製作之可能性，而臺灣本土匠師雖亦無明確史料，但從許多在臺狛犬如新莊神社狛犬、旗山神社狛犬等，皆具有鮮明晚近閩南獅風格研判，本土匠師亦有參與神社狛犬之製作。

這些狛犬的材質十分多元，包含了石、銅、混凝土、洗石子等，並不僅限於石材。其中宜蘭神社(圖2)、臺南神社、嘉義神社等銅鑄之狛犬更為全臺獅子首見。其實中國古代早有金屬鑄獅之先例，但就筆者田野所見，並無發現有明清臺灣大型鑄獅之實例，這除因早期臺灣與大陸產銷分工互補外，清廷對臺政策的規範亦有很大的影響。如《安平縣雜記》「爐餉」條載：「其爐餉係設爐鑄造農具、犁頭、刈刀、豬腰燈火舟定 齒等項。開設之時，須先稟縣批准，由縣詳請藩司，給發諭戳告示，方得開設，以防私鑄砲械，接濟匪類故也。理合登明。」可知清廷為防臺灣民亂，對鍛冶業管制極嚴，除農具與民生必須品等小型器物外，大型如銅鐘者多須仰賴彼岸。因此臺灣銅鑄狛犬的誕生，也間接反映出清、日統治之差異與現代化之腳步。

至於混凝土與洗石子的技術雖在日治時期頗為盛行，但運用於獅子的塑造上多侷限於洋樓、陰宅等洋風建築或墀頭裝飾等小型構件，民間寺廟祠宇守門獅仍以石雕為主，故而日治時期混凝土與洗石子於狛犬之製作，可算是開啟了戰後水泥塑造獅之濫觴（圖3）。

在狛犬石材的運用上，採用花崗岩雕造之比例較同時期臺灣民間石獅高出許多，其多來自日本山口縣德山一帶俗稱「御影石」之花崗岩。若分析這批花崗岩雕造的神社狛犬（圖4），可發現其造型與臺地迥異而有鮮明的日本風，當多為日本匠師所作；且從臺灣狛犬運用花崗石以及混凝土、洗石子等外來材料與技術之比例偏高，也恰恰反映出神社及其營造系統為日本殖民輸入之情況。

(下文接續:臺灣狛犬之名實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