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晚／國防需要投資

防衛台灣需要足夠武器。理想情況是，打什麼，有什麼；但受限國際環境，現況是有什麼，打什麼，不能有不切實際想法。美國是主要軍售來源，雖有台灣關係法保障，但行政部門在操作上，仍有如兩岸軍力平衡等政經考量，想取得的軍售品項極難有求必應。面對軍購困境，台灣朝野應迴避政治操作，純就軍事需要而論，並增加研發投資。

國民黨杯葛三項軍售案被質疑，但更早之前，民進黨海外支持者也曾集體遊說美國，不要售台武器。政治紛擾，加上軍方易受政治影響的採購，以及欠缺自製能力，造成許多問題；譬如海空軍有美、法裝備，這是後勤補給的重複投資與浪費，缺乏效率；軍方委託美方研製電戰裝備，花掉高額款項後，無一成果，仍舊結案，美國吃定台灣。

台灣不建立自主研發能力，缺乏配套工業規畫，所以處處仰人鼻息。中國大陸從仿製、合製，到自製，可以百分之百生產所需裝備；品質可能不如西方國家，但後勤補給全在自己手上，不像台灣全受制於人。

蔣經國總統時代，軍方自力研發戰機與軍艦，經國號戰機受盡民進黨和陳水扁羞辱，加上政策轉變，許多研發人員流失他國；好不容易建立的研發能量，因此中斷，影響深遠，不能以道里計。軍艦研發中止，換取美方提供PFG-2設計圖 ，我方國艦國造能力無法開展，只能造些小船，無力設計生產主力艦艇，現在還誇稱要設計潛艦。

美台商會釋放美台軍售消息，無非為客戶找尋台灣商源。中華民國自與美國斷交以來，深受軍火掮客之苦，凡在美國國防部、國務院當過差的人，或者國會議員，總有人對台推銷，每每引發紛擾；政治考慮決定軍購，造成三軍不必要浪費。

要撇清這些紛擾，必須務實，要有工業發展的配套，搭配建立軍武設計研發能量；譬如潛艦所需各項裝備，缺乏台灣工業支撐，就無法自力生產；今天不投資，未來就不會有收益，國防永遠無法自主。




 

聯合／證所稅一息尚存 正義大話寂然

即將開議的立法院新會期，朝野政黨決議，優先處理「證券交易所得稅」的修法。已數不清是第幾修了，該法在民國一○一年七月、一○二年六月、一○三年十二月分別修改過；如今距離上一次修法也才九個月，一修再修有如兒戲。事實上，自一○一年證所稅第一次立法迄今，除了未上市、上櫃股票及ＩＰＯ極少數交易適用外，對絕大多數股民根本還未曾啟動生效。現在，只因為大選在即，朝野要對一個「幾乎從未生效」的法律動刀第四次修改，真的是開中華民國立法之先例。

要明白整件事的詭異，得話說從頭。民國一○一年三月，在馬總統連任成功之後不久，就將制定證所稅列為優先議題。財政部長劉憶如在四月底發佈新聞稿，端出財政部「甲版」的證所稅。當時的行政院長是熟悉證券交易、做過金管會主委的陳冲，在行政院內並沒有阻攔該法，但在草案報立法院後，卻任令意見分歧。最後，立法院除了行政院版本外，另外有國民黨版、民進黨版、親民黨版、許添財版四個版本並存。最後通過的法案，幾乎把行政院版完全推翻，實質上是立法委員的協商綜合版，是為「乙版」。劉憶如也因為立法院協商內容與原先提案差距過大，憤而辭職。

前述「乙版」證所稅，其實只對未上市股票的極少數交易有效；至於其他交易課稅，則要等到一○四年或是「股票指數八千五百點以上」，才會開徵。由於當時台灣股票指數長期未達八五○○關卡，因此證所稅乙版其實未曾生效。問題在，乙版證所稅「八五○○天險」缺乏理論基礎，而其對股票交易金額超過十億的所謂「大戶條款」也引起爭議；因此，行政院在江宜樺院長的主導下提出修正案，立法院於一○二年六月修正通過行政院所提「丙版」。「丙版」取消指數天險，並且對大戶「設算課稅」，以消弭其疑慮。但遊說者仍不滿意，終於在丙版生效前夕的一○三年十二月通過「丁版」修正案，將大戶條款「暫緩三年」。

事隔九個月，遊說者現在又把股市表現欠佳的責任推給證所稅，由證交所董事長李述德、券商公會、大戶民調發起再次修法之議，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呼應，再由總統參選人洪秀柱正式提案，加上民進黨「思考廢證所稅」的推波助瀾，於是有了「戊版」修正草案。該戊版表面上看是降證交稅、抵證所稅，說穿了，和廢除證所稅沒有兩樣，平均稅率甚至比原本的證交稅還低。從三年半前馬總統強調的「先求有、再求好」的甲版，到如今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戊版實質降稅，難道這就是台灣人民期待的租稅改革與公平正義？

在前述三年半的證所稅修改演變過程中，尤其令人氣結的是，所有做決策的都是同一群人。執政黨沒有換、立法院朝野黨團成員變動極小、民進黨蔡主席已經在丁版修法前即已上任、財政部長沒有換、證交所董事長與閣員職位對調但人還是沒換、現在的金管會主委原任財政部次長、現在的總統參選人也都可以參加立法院朝野協商。從甲版到戊版，每個版本立法定案前都向總統、行政院長報告，都經過財經閣員號稱專業的仔細討論，也都經過各黨立委宵旰憂勞的逐字琢磨。我們不明白，既然過程如此周延，為什麼不能預見大戶的反應？為什麼一到選舉就倉促畏縮？為什麼一遇股市不振便歸咎為證所稅造孽？同一批人從甲版改到戊版，法案還沒有真正實施，又為什麼要依券商公會的意見而反反覆覆？

當然，朝野政黨都有選舉的算計，認為股市表現影響選情、得罪股民就是流失選票。但是，今天台灣的股市不振主要是受到國際經濟的影響所致，而「ＩＰＯ課稅會影響企業外移」，也與以往所有抗拒加稅的論點並無不同。證所稅究竟扮演了什麼「拖垮台灣經濟」的妖魔鬼怪角色，恐怕不能只聽大戶片面之詞，而要踏實地檢證。

如果每次打著「維護租稅正義、改善貧富差距」的美好訴求，最後都在少數人的壓力下無疾而終，那麼背後所流失的中間選民，恐怕會更多。遺憾的是，我們只聽到立法委員雜沓的降稅吵鬥聲，當初聲言改革的總統與如今主導施政的行政院長，卻如同在看戲般寂然無聲。這樣的情境，真令台灣人民無言以對。




 

聯合／戴季全 士可辱不可殺

古諺：「士可殺，不可辱。」但事情到了戴季全頭上，卻成了「士可辱，不可殺。」

波卡風波鬧到今天，已可確定，台北市政府已經確認這是一件錯事，也是一件醜事。柯文哲說，「此事陷長官於政治危機」，並決議「不得公開發售」，又決議戴季全及悠遊卡員工都要上二小時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柯文哲更令戴季全送上檢討報告，並預告將要他寫幾次，據知已送上二次，皆被柯文哲Ｋ，退回命他重寫。這些處置皆證實，台北市政府確認戴季全做了錯事及醜事。

既已到了要上性平課及寫檢討報告的地步，足證波卡事件是一件戴季全認知偏差的事件。但柯文哲竟寧可要悠遊卡全體無辜員工與戴季全齊受性平課的「連坐懲罰」，又兩次退回戴季全的檢討報告，卻迄不對戴季全作出處分。柯文哲「不殺」戴季全，卻是羞辱他；而戴季全的不知進退，則是活脫脫演出可辱不可殺。

過去警備總部套取口供，會要求關係人一遍又一遍寫供詞，寫到警總滿意為止。豈知柯文哲自己不肯對波卡醜聞表示見解，也命戴季全的報告寫到他滿意為止。比照柯文哲對信義分局長李德威的下馬威「我把你換掉」，及李德威的不甘受辱立馬辭職；柯文哲已非柯文哲，戴季全更不如李德威。

波卡風波的是非黑白十分清楚。神主牌放在客廳，馬桶置於浴室；皆是住宅的一部分，但不可倒置。柯文哲留下了洪智坤，說詞是「殘障人士求職不易」，但有何理由迴護戴季全？

這是一百篇檢討報告也拗不過來的事。柯文哲及戴季全如果以營造這種「士可辱，不可殺」的政治文化為能事，那真是台灣政壇的大悲劇！




 

經濟／通縮vs.通膨--不對稱的經濟問題與對策

全球經濟似乎正進入又一個巨大金融風暴前的詭譎氣氛之中。主要國家經濟指標普遍出現了三個下挫：1.PMI（採購經理人指數）下挫；2.股市下挫；3.物價指數下挫。市場不安，人心焦慮，企業裁員，決策當局進退維谷，幾乎已無策可施。

就在此時，美國前財長桑默斯在《金融時報》撰文表示，美國聯準會如果在短期內升息將會是一個「嚴重錯誤」，他認為聯準會應推出第四輪量化寬鬆政策（QE 4）。桑默斯是一個學養深厚的經濟學者，何以出此具有相當爭議性的建議？因為，根據資料，自2008年9月爆發世紀金融海嘯以來，美、日、歐三大發達國家輪番實施QE，八年累計，已高達7兆美元，如再加中國、俄羅斯、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大量印鈔，全球央行增加的貨幣供給已達10兆美元之巨。

而所有這一切，對於全球的實體經濟而言，均如泥牛入海，絲毫起不了明顯作用，但卻可能因此埋下巨大的金融危機。

桑默斯不可能不明白此中道理，卻仍作出再進一步擴大QE的建議，推測不外兩個解釋：1.對於他自己指出的全球經濟已進入「長期增長停滯」的狀態，美國當局的確已無計可施了。印鈔票沒用，但不印鈔票，立即產生的危機會很麻煩；2. QE後遺症基本不在QE國發生，而是輸出到其他國家。1971年美國單方面毀諾布列敦森林協議時，當時的財長康納利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早已點出了其中的要害。

撇開國家間的利害算計不談，國際社會特別是經濟學界現在最應關注的問題，應該是：1.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QE，對各國及全球的經濟起不了振衰起敝的作用？2.為什麼大印特印鈔票，不但不產生通膨，反而出現令各國最擔心害怕的通縮？3.如果財政政策用不了（各國多債台高築），貨幣政策又沒有用，又該如何是好？

要索求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必須先從通膨與通縮這兩個問題的本質的比較談起。

通膨與通縮，分別指的是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與持續下跌，看來是兩個截然不同、互為對稱的現象，但這兩個現象背後，卻其實存在著兩個性質完全不對稱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就不能僅僅依靠單一的政策操作而產生效果。

具體展開來談，通膨，是總需求大於總供給的必然結果，通常是一種貨幣現象，也即是過多的貨幣供給，過多的流動性，形成了過大的需求，從而導致通膨。所以，對付通膨，從源頭著手，控制及緊縮貨幣數量即可，也就是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以奏效。但與通膨相反的通縮，卻不能用貨幣政策，因為通縮，是總供給大於總需求的結果，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在一個巨大泡沫破滅之後，虛的需求被打回原形，但在巨大泡沫發展過程中被拉動起來的龐大產能卻不會消失，於是導致了供給遠大於需求的產能過剩現象，此時，實體經濟需求過於疲弱，利率就是降到再低，也刺激不了投資意願，在這樣的情況下想用QE以維持超低利率是無濟於事的。換言之，要對付通膨，可以用貨幣政策，緊縮就可以了，但要對付通縮，用再擴張的貨幣政策也沒有用。所以，「通膨經濟學」與「通縮經濟學」是兩回事，不能只靠一個貨幣政策解決兩個在本質上不同的問題。那麼，面對通縮又該怎麼辦呢？答案是：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

很明顯，無論財政政策還是產業政策，目的都是要拉起總需求。財政政策的操作在公部門是擴大公共支出，在私部門是通過減稅降低企業成本；至於產業政策，則是通過金融及租稅政策，誘導企業與個人行為，朝向能提高生產力及創新力的經濟活動，中國大陸則透過深化改革，讓民企與中小企業能在民生產業領域中得到更開闊的發展空間，從而提高投資與消費。

俗稱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經濟學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