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魏策二》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戰國時代，魏國國君魏惠王(由於魏國首都在大梁，故《孟子》稱呼他作梁惠王)過身出殯，碰巧那幾天下大雪，積雪很高，連牛的眼目也被雪擋著。太子為了如期出殯，打算拆毀城牆、修築棧道。群臣皆認為這樣太勞民傷財，諫請太子延期。由於古時非常重視禮和孝，並把依禮侍奉父母生養死葬視為孝道的表現，所以太子反駁說：「做兒子的，因為不想破費而不出喪，是不義的行為。你們不要再說了！」

　　雖然群臣都不敢多言，但其中有一位犀首，拜託以辯才聞名的惠施勸諫太子。惠施求見太子，卻沒有直接阻止太子強行為父王出殯，而是告訴太子一個故事：「往昔周文王父親的靈柩曾被雨水衝擊至露出地面，文王說這是先王惦念百姓的表現。遂將靈柩取出供奉，讓臣民朝覲，三日後重新安葬。這就是『文王之義』。現在雪下得這麼大，想必是先王希望多留下幾天來扶護國家、安頓人民。若太子願意改期，則是行『文王之義』；若太子不願意的話，莫非是覺得效法文王不好嗎？」太子聽了後，點頭稱善，同意改期。

　　禮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強而有力的規範，人們更往往將之與道德拉上關係。事實上，只有某些禮俗具有道德意義，某些則不然。故事中，早一點或晚一點出喪，本身並無所謂義與不義；如果為了如期出喪而勞民傷財，則肯定是不義。太子最初倒行逆施，以強行出喪為義，正是出於對禮與道德之間的錯誤連結。或者，太子擔心的其實是自己會因耽誤出喪而蒙上不義之名(但這又變成私心，不是道德了)，惠施大抵看出了這一點，才以「文王之義」的美名解除太子的執著。

　　《孟子．離婁下》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禮、義、信都是世所稱頌的德行，但同一行為隨著動機、手法、結果及當時實際情況的不同，是非判斷可以完全相反！所以孟子說，言行不一定要合乎呆板的道德規範，最重要是合乎情理、合乎真正的道義。

　　《佛本生經》記載，佛陀過往生曾轉世作一商主，某次航行中，發現一惡賊欲殺死船上五百商人。商主為救回那五百人，並避免該惡賊犯上殺人重罪，先把他殺了。殺人本來是惡業，但商主為了救五百人而殺一個壞人，則功大於過。這說明了佛教的倫理觀點：是非意義不僅在於行為本身，還要看行動的實際情況和條件。

　　有些人會借著道德的理由，或者用看似道德的手法，去做其實不道德的事情，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有些人則因為拘泥於某一道德原則，在須要因時制宜的情況下仍然墨守成規，結果好心反而做了壞事。若我們判斷是非不夠精確，可能會影響甚至傷害自己或他人；不能如理取捨善惡，也難以隨順因果法則止惡行善，滅罪積福。故此，佛弟子或多或少都應該研讀一下有關因果的教法或戒律，因為它們充分表現了佛教的倫理觀。

　　例如，律藏中的每一條戒都並非只簡單地指出應做甚麼、不應做甚麼，而是把一件行為分開動機、行動方式、後果、行動者對該行為的了解情況等眾多部份，就各部分是否具足或與該行為的定義是否互相呼應來橫量得失。譬如一件完整的殺人惡業須具備以下五項因素：

一. 被殺的是人。包括男女、非男非女及人胎，而非其他生物。

二. 確認欲殺的對象是人。即沒有認錯對方是其他眾生，或因欲殺其他眾生而誤殺人。

三. 有殺人的發心。即蓄意殺人，非因其他原因錯手誤殺。

四. 使用直接或間接殺人的方法。包括親手殺人、設計置人於死地、指使他人殺人或教唆他人自殺等。

五. 對方的確被殺而死。包括即時死亡及後來因事件致死。

　　若不同時符合上述五種條件，該行為仍然是惡業，唯不如完整的殺人罪般嚴重，果報也較輕，較容易透過懺悔、修持還淨。至於嚴重程度則視乎缺少哪一項條件及實際情況而定，例如欲殺人且曾嘗試殺人，卻未能成功，算是犯了惡業，但較完整的殺人罪為輕；明知有危險卻不加防備，終致誤殺他人者，也是惡業，但罪又輕一點；純粹意外的誤殺，及因病而迷失心智以致殺人者，無罪。凡此種種，戒律均有明文闡釋。

　　當然，經論無法羅列所有事件，一一指出其對錯及原因，何況世上有很多事情是說不清是非的，但透過思考因果及戒律的細節，我們可以明白道德判斷的關鍵所在，幫助我們分析複雜多變的世事，盡量做到如理如法。

　　「文王之義」的故事不僅啟示我們要反思自己的價值觀，更引起了筆者對漢傳佛教改革的感觸，因為改革的開展與進程，和主事者的價值觀有密切關係。

　　雖然近年漢傳佛教改革呼聲四起，教界亦已有一定程度的革新，但相比起外教的現代化、生活化，仍有很大的距離。筆者以為，改革進度緩慢的原因之一，便是掌握資源的人對改革太多成見，缺乏遠大的識見及胸襟，固守某些無關對錯的慣性規矩、傳統、儀式，盲目排斥新的做法。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人們都有安於現狀的延續(continuity)及趨穩(certainty)傾向。延續可讓人蹈常習故，省時省力；趨穩可避免變動、冒險，帶來安全感。較為年長的「當權者」，經歷過許多變動，思路自然以延續及趨穩為主；而依既定的禮習行事，除可令人心安理得外，有甚麼閃失也可以之作擋箭牌。尤其是禮俗以道德包裝後，更是一個堂煌的藉口。循俗不一定不好，但時局大勢不斷變遷，舊習一定會有過時之處。完全循俗則必致弊病叢生，何不擇善固執，考慮變革或新舊手法並行？

　　唯願當權者莫再因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抱殘守缺、固步自封。切記義與不義，僅在一念之間。



☆ 本文發表於《菩提月刊》第2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