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富足後應回饋全民
*經濟日報╱社論 2014.03.15
全面檢視財政健全方案系列三之三
增稅、減支,這些勒緊人民與政府褲袋的財政重整計畫,短期是為度過財政緊絀危機;長期則是要藉調整收支結構,達到財政穩健的目的。在財政窘迫時期,全民理應共體時艱為國奉獻,政府亦應思考預立一套「反饋」機制,好向全民宣告,當財政得以從困窘走向健康,再由健康邁向富足時,財政紅利不會只留在國庫,將會還富於民。
實施「財政分紅」最有經驗者莫過於新加坡,香港也曾一度仿照。新加坡自2001年起幾乎每年都會自財政盈餘中,提撥部分「紅利」發放給全體國民,至今總額已逾百億新加坡幣(約新台幣2,500億元)。
財政盈餘相當於我國所稱「歲計賸餘」,國人毋需羨慕新加坡「年年有餘」,中華民國自1950年起至2012年為止,共計63個年度決算,有歲計賸餘者多達33個,財政豐足年多過短虧。國庫帳上累計的歲計賸餘,最高水位曾經接近3,500億元,時間就在2007年。
歲計賸餘等同國家的儲蓄,多數來自景氣好年超徵的稅收,因此也如同是全民的集體存款。與新加坡慣例發放財政盈餘不同,我國歲計賸餘依法只能用來彌補收支不足,調劑國庫盈虛。近年因為經濟低迷,加上歲入結構弱化、歲出結構僵固,歲計賸餘亦飛速流失。依據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2012年國庫帳上累計的歲計賸餘僅剩18億元,名為可動用之款,實則所剩無幾。
顯見,國家財政從富足走向衰敗,不過幾年光景;同理,只要有心扭轉,方法得當,要從衰敗重回富足,也不會是天方夜譚。重點是,政府召喚全民支持財政健全,增稅若是全民付出的「前金」,財政分紅機制就是國庫應有的「後謝」。如此一來,穩健財政才不會只是國民義務,而是全民所望。
此次,行政院版財政健全方案,增稅800億元收入,亦設有120億元回饋措施,包括釋出73億元調高薪資與身障者的特別扣除額各2萬元;43億元用於鼓勵企業研發減稅,另外7億元則為促進就業,提供增聘員工的企業做為營所稅加成減費之用。財政主要獲益者,為受薪者與身障弱勢族群。在財政極度匱乏之際,政府仍願從有限財源中,分撥部分照顧弱勢並帶動經濟,誠屬不易。
然而,這些特別減稅措施,一來並非全民受惠,二來不是常態,當國庫空虛時,自然無從奢望;縱使國庫豐盈,亦是可遇不可求。因此,政府在敲響財政警鐘之後,要讓全體國人產生共鳴,進而正視財政健全有其必要性,光是附帶式或隨性的減稅措施,實難喚起人民的集體共識。
當然,國家財政要能夠走向長期穩固,並非誘使國民冀望往後「分紅」即能竟功。「反饋」的目的,也有節制浪費,避免政府濫徵的用意。許下財政盈餘適度回饋的承諾之後,代表政府每年的收支就得攤在全民眼皮之下,接受更嚴格的檢驗。唯有當徵已徵、當省已省,國家財政利害共享,財政穩健也才會昇華為政府與人民的共同理念。
行政院長江宜樺已將健全財政納為任內重要的施政之一,財政部所提財政健全方案即將訂入法律全力推動,方案中有增稅、有減支,也有活化資產、控制債務,在在都需要舉國上下支持去實踐,「健全財政,集體共識」的理想才能開花結果。
財政重整這段過程,必然要有所犧牲。不過,我們應該相信,增稅或為健全財政削減人民福利,都只是一時之舉。國家財政艱困期若能因此安然度過,重回財政豐足年代亦指日可期。屆時,政府依約分享財政盈餘的果實時,全民自然就能理解,「健全財政」不是抽象的追求目標,而是分擔財政責任之後,也能驕傲分享的美好果實。重整財政最終受益無他,只有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台灣人。
增稅不必諱疾忌醫
*經濟日報╱社論 2014.03.14
全面檢視財政健全方案 系列三之二
財政健全方案即將執行的800億元增稅計畫,扣除照顧弱勢等減稅所需120億元財源後,淨增700億元收入,分別來自股民、全年淨所得超過千萬的富人,以及銀行、保險業者。政府將增稅定調「以富濟貧」,提出取之於少數,用之於多數的訴求,社會評價偏向正面。由此可見,增稅只要師出有名,即無需諱疾忌醫。
細觀政府所擬的增稅方案,估計國庫新增稅收中,將有八成來自股利回饋的所得稅。不管是調降兩稅合一的股利可扣抵稅額比率,還是對年收千萬以上的富人新增一級45%的綜所稅累進稅率,結果都是股利所得愈高者貢獻愈多,合計國庫準備從他們身上回收的稅款約600億元。
台灣平均租稅負擔率12.8%,幾乎是全球最低,賦稅收入占歲入比重不及七成,致使財源穩定度不足。財政結構健全,原應人人有責,但近年因貧富差距擴大,各方追究國家財政分攤比重時,多數民意指向應由富人與非勤勞所得者,例如資本利得負較大責任。正因如此,健全財政所需的短期救急財源,政府亦毫不猶豫選定富人與股民,也是回應主流民意。
不過,政府動用增稅工具籌措穩定財源時,應該要有更加全盤的布局。「取之於少數、用之於多數」固然正確,但僅由股民、富人與部分金融業者擔負健全財政重責,未來難保因經濟變動、避稅等因素影響財源穩定。同時,增稅對象過度集中少數族群,亦容易衍生社會貧富對立、或將股市當成提款機的誤解。
長遠而言,一套全面性的稅制調整方案仍有其必要。舉例來說,長期居高不下的房價,國人莫不殷切期盼政府採取稅制手段調控,但房產稅卻未納入短期健全財政的配套措施,未來也沒有明確檢討時間表,實屬財政改革的重大遺憾。
依據政府稅收結構分析,目前各類所得繳出的綜合所得稅,以受薪階級負擔的比重占六成最大,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的49%;財產交易所得稅則僅0.5%,對稅收貢獻微小,並遠低於OECD的平均值
1.8%。
與股票交易所得相同,房產交易利得也非屬勤勞所得,政府為健全財政所需,將籌措財源之手伸向富人與股市,且多數來自長期投資產生的股利所得,就更沒有理由獨漏靠房產致富之人。何況背後還有一層隱憂,必須提醒政府注意,房產稅若未併同改革,勢必誘使資金更向房市靠攏,一旦用於炒作房價,亦非政府所樂見。
全盤翻修房產稅固然有其難度,非一蹴可幾,但局部性改革並不難。例如,選擇調高非自住房屋的持有稅率、限縮自用住宅合理設籍戶數;解除實價交易登錄資料不可做為課稅之用的限制等等,都是短期即能有所作為,並且合乎租稅正義的大方向。
此外,當政府檢討各項收入,也應一併就特定政務支出,規劃相對穩固且專屬的財源,尤其是日益膨脹的社福經費。
例如,現有勞保、公教退輔與國民年金等三大保險基金,財務缺口已超過9兆,絕無可能仰仗政府一力承擔。以國民年金為例,隨著人口老化,政府財務負擔漸增,開辦之初原僅62億元,六年已跳升至365億元。年金屬社會保險的一環,人民欲受其惠,理當先擔其責。與回復銀行業營業稅率至5%的精神相仿,國民年金法授權調升營業稅率1%的機制,政府亦應考慮動用,以備年金財務得以永續。
增稅並非易事,無法年年上演。政府為重整財政,增加人民租稅負擔,雖有民氣可用,更加不能為德不卒。應為財政永續分攤義務者,不只股民、富人與銀行、保險業。既要強健國家財政體質而增稅,就該放大格局,凡是符合法理情、講究社會公義的事,就要勇於承擔去落實。
重整財政要先節流減支
*經濟日報╱社論 2014.03.13
全面檢視財政健全方案系列三之一
舉債上限觸頂的壓力,迫使政府正視財政窘迫的危機,已是近在眼前的難題。因而,行政院長江宜樺在立法院新會期提出施政報告,主動打開「財政健全」的藍圖,宣示將以增稅、減支、活化資產與控制債務四大策略,填平每年約3,000億元的財政缺口,達到逐年減債目的,讓國庫脫離債台高築的軌道,重回健康之路。
我們欣見政府不再以鴕鳥心態,面對左支右絀的國庫;更樂見政府願意拿出勇氣,正面迎戰增稅、減支的重重障礙。重整財政是一場長征,要避免承諾變成口水,落得毫無作為收場,振衰起蔽的關鍵,仍在人民之手。因此,當政府鳴槍起跑之後,國人尤需展現共識,以民意支撐政府跑完全程。
羅馬非一日造成,財政敗壞亦來自長期累積,加速衰敗則是2008年那場全球性金融海嘯之後。歐美等國在海嘯期間,選擇擴張性財政與寬鬆貨幣政策,意圖刺激經濟成長,同時也催化出財政急速惡化的苦果。台灣當然也不例外。
1990年台灣的赤字占GDP比率只有1%,金融海嘯後年年上升,2009年達3.5%、2010年為3%。其後,加速借債導致累積債務逼近舉債上限,借債金額被迫下降,2013年縮小至1.2%, 但可舉借金額亦僅剩3,000億元,估計104年就會用罄。國家再無融資空間,代表財政已無退路,除非放任政府調高債限,繼續舉債度日禍延子孫,否則重整財政就是唯一的出路。
政府提出總規模2,700億元的財政健全方案,以2015年為實踐「元年」。依照重整計畫,明年起,赤字不再全數靠舉債填補,秉持債限不破原則,每年保留2%舉債額度不用,新增債務壓縮至1,200億元,剩餘1,500億元財政缺口,則靠增稅、活化資產與調整政府支出籌措。
這套涵蓋開源、節流的財政重整方案,的確有助國家財政免於持續惡化。然而外界高度聚焦於增稅「開源」的利害得失,反而模糊問題的核心,忽略監督政府有效「節流」,才是健全財政的根本之道。
增稅,就是要從人民的口袋掏錢,當然有切身之痛,但當國家財政困窘,增稅實是無可奈何的必要之惡。然而,財政重整目的畢竟不在「求財」,比增稅更值得關切的事,應是政府有無切實提升財政資源運用效率,保障增稅財源不被行政官僚濫用。
以正在執行的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為例,1.9兆元歲出預算中,社福支出為大宗,其次則是教科文與國防經費,三者合計總額逼近7,000億元,占歲出比重67%,經建支出獲配比率則不及15%。法律義務支出多達七成,意指人民繳進國庫的稅捐,多數被用於生產力極低的人事、福利、退撫等法定預算,而非促進經濟發展。
由此可知,扭轉支出結構的急迫性不亞於增稅,政府呼籲國人支持增稅的同時,更應將矛頭指向自己。明年既是財政健全的實踐元年,取信於民最好的方式,即是以行動展現減支的效率,嚴謹編列年度預算;立法院則應善盡把關責任,盯緊每一塊政府花用的錢,給國人一新耳目的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避免支出失控的辦法無他,首先要從落實零基預算精神做起,各項收支均應重新審核,一切歸零,免於年年堆疊編列。而在分配資源時,自償性與資本門預算理當優先,人事、福利津貼則需盡力縮減。
其次,則是要將錢花在刀口上。控制年年膨脹的社福支出,為首要之務。特別是少子化與老年化社會已至,未來繳稅人口減少,財政壓力勢必逐年加劇,政府尤需量力而為,調整散財角色,不再濫開社福支票,轉由社會保險制度取代福利政策,儘早建構自助人助的社福體制。
財政健全旨在長期救窮,而非短期救急。增稅帶進財源,還需政府懂得善用,否則無效率的支出,甚至浪費,再增多少稅,亦無助財政健全。
緬懷錢純 何時再有輕稅豐收…
*聯合報╱刁曼蓬/資深新聞工作者(臺北市)2014.03.16
財政部前部長錢純過世消息傳來,慨嘆引領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專業菁英又一逝去!
錢純為國內最早一批「歸國學人」,後受知俞國華先生。一九六七年俞國華任財政部長,錢純任賦稅研究小組執行秘書。
後獲美國艾森豪獎學金,赴美考察。回國即至央行服務,其間輔佐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建立現代化制度。
一九八五年八月行政院長俞國華派錢純出掌財政部。旋於次年四月,推出加值型營業稅。由於時機得當、準備周延、稅率定為五%等因素匯集;上路後,不但未發生物價波動,反而稅收成長,為成功實施加值稅國家之一。
相較南韓、越南等失敗案例,我成為各國考察的典範。錢先生決策智慧—「輕稅豐收」,實為成功關鍵。
錢純掌理財政部時內外交迫:內有煤礦災變、十信風暴夾擊的景氣低迷;外遭美國三○一法案威逼、要求全面開放市場。
當時對國庫衝擊最大的是:一、美國要求新台幣升值;二、進口貨品大幅降低關稅;三、開放美菸進口,造成國庫大失血。錢部長從國防軍備購置、盈餘高的國營事業找財源,順利補足國庫不足的缺口。
他的箴言:「依照職權、逕行辦理」—不必動用立法開徵新稅、也不必發公債遺留負擔,在職權內解決問題。
當年受十信風暴波及,股市低迷,行政院停徵證券交易稅。後經政府刺激景氣方案,景氣漸復甦。錢部長建議復徵證交稅,並藉美國要求開放市場機會,要求券商交易電腦化等多項配套。一舉破除人為操弄弊端、建立市場監理機制,創造多贏。其順勢造勢、開創多贏的決策智慧,為「拔鵝毛最多、鵝叫聲最小」的徵稅典範。
錢純接掌財政部之初,連年財政赤字;一九八八年轉任行政院秘書長時,國庫有近四百億元盈餘。
一九八九年五月,錢純隨俞國華離開行政院。自離開公職以來,行事極其低調。相較於時今之政風,錢先生淡泊致遠的風範,格外令人感念!
趙揚清:追思錢純部長 穩健財政典範
*經濟日報╱趙揚清 2014.03.16
民國74年8月間,錢純部長臨危受命處理台北十信案,率同何顯重次長與陳思明金融司長同赴財政部上任,於年底快速平息嚴重影響金融穩定的風暴,並由合作金庫概括承受台北十信。
在錢部長任職不到三年間(74年8月至77年7月),除正值我國經濟成長率由73年的9.32%驟降至74年4.07%外,另因中美貿易談判結果,使經濟衰退雪上加霜,嚴重衝擊政府財政,包括:(1)新台幣兌換美元匯率,由75年的37.82大幅升值至76年的31.77與77年的28.59;(2)調降3,000多項進口貨物關稅,平均幅度達25%;(3)開放美國菸酒進口等。
錢部長上任不久,即因新台幣升值讓中央銀行原編「繳庫盈餘」歸零,加上關稅調降等,使74年度財政收支產生巨大缺口;經多方折衝,由國防經費超編匯差繳回國庫、增加國營事業盈餘繳庫等弭平缺口。然因經濟持續衰退,為刺激投資意願,外界減稅呼聲四起,使籌編75年度預算更加困難。當時錢部長以私人便箋致經濟部長李達海先生,強調「穩健財政基礎、支援經濟發展」乃國家永續經營的理念,期盼財經二部共體時艱通力合作。
同時,他向行政院建議:在支出面,調降國防支出占中央政府歲出規模比重,並要求多家國營事業的擴廠經費改由自籌;在收入面,檢討國營事業增加繳庫盈餘。為弭平財政收支差短,錢部長也不反對增加發行公債,認為減少稅收而多發公債,雖是觀念性突破,但也是實際需要,並堅持多用在經濟性建設支出。這些措施終使政府財政自76年起由虧轉盈,在任期間財政盈餘合計高達1,000多億元。
在賦稅改制面,錢部長接續前任部長徐立德先生(率同當時財訓所所長王建煊先生、稅制會執行秘書林振國先生與賦稅署署長薛家椽先生等)所規劃的加值型營業稅藍圖,選在新臺幣升值與進口貨物關稅下降、國內物價平穩之際,於75年4月1日實施加值型營業稅,其後既未發生物價巨幅波動,且使十年間稅收增長達5.99倍,不僅改善當時北高兩市與臺灣省政府的財政狀況,尚因進、銷項稅額相抵的勾稽效果,間接防杜營利事業所得稅源頭逃漏問題。
另於76年1月1日復徵證券交易稅之同時,全面開放證券商設立,讓證券商除向證券買賣雙方收取手續費,也為政府向賣方代徵證交稅,並規範證券商與證券交易所系統介接,掌握證券交易訊息,建立完善監管機制。由於復徵證交稅的縝密規劃與相關配套,不僅帶動股市蓬勃發展,並為政府在無稽徵成本負擔下帶來豐沛的稅收。
當時,有同仁提出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土地增值稅改按實價課徵等「租稅正義」建議,錢部長雖曾任財政部賦稅研究小組與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執行秘書等職,但認為任一稅制變革須有縝密規劃與妥適配套,還稱自己大學未研修稅法課程,更何況部長任期有四年嗎?因而堅持應先徵得曾任賦稅署署長13年半之金唯信先生的首肯,再做研議評估,顯現「充分尊重專業」的態度。
我在財政部服務21年,歷任十位部長,錢部長是我大二必修「貨幣銀行學」的老師,一直到他離開公職時的78年教師節前夕,藉謝師卡報告,曾是他的學生。我自財政部稅制會調至國庫署服務,有幸能在錢部長的睿智領導下,多次參與政府預算籌編與執行問題等的處理與學習,受益匪淺,至今難以忘懷。
錢部長41歲時即任中央銀行秘書處秘書長,歷任業務局長、副總裁等要職,長達15年,堪稱金融界翹楚;在財長任內推動實施的加值型營業稅與復徵證交稅,對財政貢獻卓著;錢部長還引用法國財政學者名言:「課稅的藝術,就在拔鵝毛時能夠取得最多的鵝毛,而那隻鵝卻不喊痛。」來面對立委的質詢,深植人心。曾有財政部同仁指出,因錢部長熟識立法委員的姓名背景,甚至直稱立委「字號」,還使得當時的國會聯絡人無用武之地!
錢部長對學生、朋友、長輩,都是誠誠懇懇「言必由衷」,待人處事的態度是我們的楷模。有位熟識他的朋友認為,錢部長圓熟收斂的個性,卻不外露才華,或可稱他是位「淡泊致遠」的財政部長;當然,他也替國家「存」了不少「錢」!
(作者是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前財政部國庫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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