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彥廷/TEWA評論 2012.10.09

近日比利時和德國連續發起許多罷工活動，皆引起當地媒體的大幅報導，報導內容自罷工訴求、形式、時間、勞資雙方的談判過程…種種面向，不同於台灣社會對「罷工」議題的報導，西歐國家的主流媒體報導不著墨於民眾的訴苦和指控。兩相比較，突顯出西歐國家和台灣社會對「罷工」的理解不同。在歐洲，民眾本身作為「消費者」的意識前提是--「必須先是勞工／雇員，才有可成為『消費者』」，於是工會罷工，普遍不會引起社會大眾的反彈。在社會大眾皆有認知自己為勞工/雇員的身份之下，自然也能理解罷工的理由，也深知有一天自己也有可能會參與罷工。

—工會運作的西歐脈絡—

歐洲工會之所以能有足夠的力量，透過抗爭、罷工…等手段得以訴求成功，或是迫使資方不得不坐上談判桌，自有許多因素，例如工會結合政治力量、龐大的工會組織結構、團結的行動，使得一但罷工就會產生相當的影響。這些力量的集結，當然在西歐各個國家有其歷史和社會的形成脈絡。但是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形成脈絡：

《市場》

市場思考的中心，是將「勞力／人才」視為「商品」。一如商品在市場競爭之中，可能會有削價競爭（跳樓大拍賣）、或是出現替代性商品（米太貴，就改吃麵），「勞力／人才」 也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例如替代性勞力的出現（引進「外勞」），或者利用價格較低的「邊際性」勞工（如少數族裔、老年或年輕族群），即各種台灣慣稱的「非典型」勞動就業模式（如派遣、約聘僱等定期契約工），成了勞動力市場中「可剝削性」(exploitable)更高的勞工。

市場思考的論點是，「勞力／人才」價格不應該是資方、或是雇主說了算。勞工和雇員，作為這些商品的提供者，也應該參與這個談判過程，共同制定出合理的價格。這即是西歐早年的工會運動中「勞工不是商品」(Labour is not a commodity)的精神。

然而僅就勞、資雙方的關係，放在商業脈絡之中進行談判，仍不足以讓工會擁有足夠的談判籌碼與資方進行談判，亦即，勞資團體協商只能在個別的產業內發揮作用，但對總體經濟發展成本的分享，抑或是總體的政治制度性的安排，勞方依舊處於弱勢。於是，透過工會的基礎力量，各種相較社會化的政黨，如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荷蘭社會黨或工黨……便一一形成，讓工會在職場跟產業的談判協調，上升至國家性的政治層面，透過政策制定，讓勞動條件、生活有制度性保障，這之中又可再分為兩個主要脈絡--

《社會》

工會成員最後決定成為政黨，以勞工選票為支持的基礎，進入議會。以制定政策，將廣大社會底層的勞工納入社會福利體系之中(social inclusion)。避免在社會發展、工業發展可能帶來貧富差距擴大之時，這群勞工的權益被忽視、同時被排除於社會照護體制之外，成為社會邊緣人。

除了工會最後形成政黨，以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為例，則是政黨推出有利於、或是較照顧工人、弱勢者的制度方案、或是社會政策。以廣大的勞工作為民意基礎、進入國會。

《階級》

然而，許多工會運動更認為「階級」的分別，乃是資本主義的特殊產物，唯有透由更為激進的「階級」鬥爭，方能釜底抽薪地解決階級差異，以及據此創造出來的階級剝削，西方工會運動的政治性格中，有些又帶有發揚「階級」意識的運動性格，這個脈絡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心，採以較激進的手段以捍衛勞動人民的利益，以及工會權益與自由。

不論如何，傳統上歐洲的工會運動(trade unionism)，通常帶有干預市場價格制訂權、利用社會化措施弭平社會不公義、以及發揚階級意識的鬥爭三種特徵，至於每個國家的工會運動究竟傾向哪一種特性，則端看當地國家的政經社會與文化歷史發展脈絡。

—工會存在的社會功能—

不似台灣將「罷工」以及「工會」視為毒蛇猛獸的態度。歐洲社會傾向將工會視為建構穩定社會的支柱。

由於歐洲的工會，往往透過工會聯合會的形式，結合各分散的職業工會，有時是一個邦、有時則是進行全國性的罷工號召，對於社會帶來的影響則會產生相當的力量。這種聯合會的形式，使得工會的訴求、所爭取到的福利，往往不侷囿於單一公司、或是企業，甚至加惠於所有該職業的從對人員。

在工會的運作之下，工人的勞動條件、薪資、福利得以被保障，雇主無法任意裁人。工人不會輕易成為弱勢團體，不會成為社會的邊緣人。

而從產業發展來看，當雇主無法以「延長工時」、或是「打壓薪資」試圖提高生產力、或是降低成本時，雇主就必須透過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甚至是帶動產業提升。

—資本全球化下的挑戰—

雖然「自由化」或者「去管制化」在西方世界高喊三十年，由於西歐相較堅實的工會基礎，以及據此形成「親資方」與「親勞方」的政黨分野，西歐各種政策的社會化程度依舊比台灣高。舉例而言，荷蘭的商店下午五六點之前必須關門，理由是為了避免小商店間「惡性競爭」，導致商店開業時間不斷延長。因此一向被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方便性」--擁有世界密度第一的24小時便利商店--這種情形，實則導致商店經營或受僱者過勞之外，同時也剝奪了上夜班者的「家庭團聚」(family reunion)或者「社會交往」(social life)等等權利與權力。

因此將擁有世界密度第一的24小時商店作為誇口之詞，說明的正是台灣人絕對普遍過勞的情形，從西方文明觀之，更是文明生活低劣之表現。西歐國家縱使經濟自由化跟去管制化（鬆綁）高喊三十年，其社會保護制度依舊屹立挺拔。反觀台灣，這個欠缺社會保護制度跟措施的社會，鸚鵡學舌地跟高喊「自由化」，殊不知西歐是有堅強的工會干預市場價格的基礎，以及以政黨為表現的政治實力傳統，讓西歐工人依舊受到比起台灣勞工更為全面社會保護。

資本全球化的確對西歐帶來新的衝擊，包括工會組織基礎的鬆動、會員人數的降低、新工作型態帶來的組織困難度提升、原本親勞方政黨的往中間靠攏（即往資本方向挺進），但是相較厚實與堅強的工人組織實力，依舊屹立直挺挺地與一味向資本輸誠的政策鬥爭，這也是為何近來西歐各國家罷工層出不窮的原因。

資本全球化跟市場自由化的衝擊後果，其實是不均質的，絕非世界普遍現象。體質好，三天拉肚子挺得住；體質差，三天拉肚子就掛點。當今台灣的大學畢業生起薪停滯、甚至倒退至15年前，某種程度即是反應出台灣勞資結構、和社會制度體質不好，無法面對資本全球化和市場自由化的衝擊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