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03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的纪念。二十年前的6月4号，无数个逝去的年轻生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悲怆的一页。二十年过去了，由于中国当局一直掩盖历史真相，很多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事件”几乎一无所知。下面，就让我们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一起，回到二十年前的6月4号。

1989年6月4号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天。

这一天，一场长达50多天的学生民主运动最终以中国政府血腥镇压而落幕。20年过去了，这个震撼全世界的事件，在中国仍是不能触碰的禁忌话题，仿佛这一天在历史上是一页空白。

但对当年亲身参与这场民主运动的年轻人来说，1989年6月4号这一天，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流亡是精神酷刑。哪怕是在旅游、在休息，似乎脑子里面根本没有在想这件事情的某一天，其实每天我的情绪之中都有三样东西，一个是负罪感，一个是愤怒，一个是对未来希望的焦虑。”

他是吾尔开希，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一位重要的学生领袖。天安门事件后，他一直被中国政府通缉，现在旅居台湾。

二十年前的吾尔开希，心中并没有那么多的复杂情绪，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他，和同年龄的大学生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单纯的期盼。

“可以说从改革开放1979年11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上台以来，一直给了中国一个很强烈的希望的感觉，但是一直都不够，所以作为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从1979年开始，每一年都会有游行，我们把它叫作学潮。”
最大的一次学潮是在1986年年底，当时安徽大学生发动大规模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的高校。中国当局指控这次的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要企图「否定社会主义」。

学潮最终导致属于改革派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

但这次学潮却为89民运埋下了导火线。

“经过两年之后，胡耀邦去世，对于中国推动政治改革的渴望仍然非常强烈的大学生们，在压抑了两年之后再次爆发。”

1989年的4月15号，被视为改革派领袖的胡耀邦猝然去逝。4月21号，几十万学生开始罢课并聚集到天安门广场，连夜等待第二天举行的胡耀邦追悼大会。这就是八九学运的真正开始。

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员的杨建利，当年特意从美国赶回北京参加了八九民运。

“人民大会堂门口聚众的学生很多，而且井然有序，提出了很多口号，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学生递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成为八九民运早期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图像。”

这三名学生代表在请愿书中除了提出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外，更借此机会提出反贪污，反官 僚、解放报禁等要求。

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王丹当时在北京大学就读，王丹曾经出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主席。

“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到一个瓶颈，这个主要的瓶颈就是腐败问题，已经开始呈现。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通过推动政治改革来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但是“下跪请愿”并没有得到中国当局的理睬。于是，学生们决定以非暴力、不抵抗为原则进行无限期罢课抗议，当天晚上，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超过20万人。


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呼吁应该 与学生展开多层次对话。但在学生请愿后的第二天，赵紫阳便出访朝鲜。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军涛，当年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而被中国当局拘捕、并称其为八九民运“最大的幕后黑手”，他说：

“赵紫阳访问临走时和政治局开了个会，决定先维持这个现状，李鹏他们当时也同意，结果赵紫阳一走，李鹏他们马上去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马上讲这个事情是一场动乱，4月26号人民日报就把这个讲话发表出来，说那场事情是动乱。”


这篇426社论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吾尔开希说，他们听到这个社论的时候正在开会，大家情绪非常激动。

“当时我们就决定要有所反击，于是在当时几十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就作了决定，4月27号全市学生大游行。”

426社论引发了新一轮的学生抗议高潮。社论发布后的第二天，北京约5万名学生上街示威。王军涛说，从这次游行开始，学生的诉求转变了。

“从悼念胡耀邦，变成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爱国运动。”

赵紫阳4月30日回到北京，对426社论提出了异议。并在几天后举行的“五四运动70周年”会议上，发表了五四讲话，表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问题。赵紫阳的言论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吾尔开希回忆说：

“五四赵紫阳出面讲话，主张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出现的所谓的政治动荡，那就给了这场学生运动很大的希望。”

王军涛说，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开会同意了赵紫阳的说法：

“但是教育部不干了，教育部长说之前说是动乱，我们都已经布置党委、教师按这个口径去做工作，你现在中央一变，我们怎么办？这样教育部就抵制，还说要 继续记下参加学潮的学生的名字。这样学生感到不安全，5月13号，一批学生 、主要是北大学生为主，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

杨建利说，学生绝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戈尔巴乔夫要来中国，所以当时国际媒体都齐聚北京，准备报道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访问，这个是中苏关系搞坏以后，苏共的总书记第一来中国来访问，是个很大的新闻，当时有人策划了绝食，因为这可以引起最广泛的注意。 ”

5月13号，由学生领袖柴玲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最高峰。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 426社论。

绝食学生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北京很多医院自行组织救护队，一些市民也加入了募捐和抢救活动。全国近20个城市的学生游行响应，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支持绝食。舆论也开始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导。学运终于演变成全国各界大示威。

可是，学生们绝食一个星期后，政府并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学生们决定进行517大游行。

王丹说：“因为学生实际上提出了非常非常温和的要求，但是政府始终拒绝。这在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学生。”

杨建利说，517大游行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就是以严家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公开参与89民运，提出很多激进口号，严家祺写了一个517宣言，公开地把邓小平称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没有皇冠的皇帝，等于说给现代政府作了一个最彻底的定性。”

517宣言是象征性的一刻，它导致中国领导层的矛盾日益突显。517宣言发布的两天后，主张与学生对话的赵紫阳突然出现在天安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

吾尔开希说，赵紫阳当时或许已经知道当局决定要镇压学生了。

“21：15 我在想他意识到错过了很多历史时机，到天安门广场来是为他自己的所做所为留下一个记号，留下一个注解，可惜就象他到天安门广场所讲的前面两句话就是，我们来晚了、太晚了。”

这也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5个小时后，北京戒严令正式下达。

5月20日，李鹏在电视上颁布了戒严令。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开往天安门，王军涛说：

“当时有十多万军队进北京，大概在两个小时内被市民全部堵在北京市外头。很震撼人，堵住之后就给他们做宣传，这样军队就都不前进了。”

大多数军队停留在北京市郊，有不少民众还向解放军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民众超过十万，学生们大多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王军涛说：

“这样呢，邓小平、杨尚昆领导的戒严部队指挥部就把部队撤下来，开始封闭式教育，进行欺骗式的宣传、教育，然后把部队的杀气弄起来了。”

6月3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并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当晚，留守在城郊的解放军开进北京城。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入城后的军队开始向民众开枪射击，王军涛说：

“在6月3号那天晚上，当时有人对老百姓使用了暴力，完了这人就跑掉了，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个阴谋，是要调查的，结果，老百姓火了，还击过程中砖头全砸到部队当兵的身上了，于是在北京西郊那条路上，军队就开始开枪了。你知道部队只要一开枪，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杀过去，死伤无数。我一看马路边上躺了一个人，脑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么叫死不瞑目，眼睛看着天呢。”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军队已经开始镇压，但起初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后来才知道，军队是用真枪实弹。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就是在木樨地被枪杀的。丁教授说，当年她儿子17岁，是北京市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六月三号夜里，和他一个同班同学，两个骑车，他们想去天安门广场，但是从人民大学出发以后，到了木樨地被人潮堵住了，木樨地戒严部队也开枪了，木樨地你知道是人死最多的地方。他就死在木樨地。”

6月4号凌晨，还有许多学生留在广场上。当时担任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秘书长的王有才说，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要把所有学生撤出广场并不容易。

“当时也是很想把学生撤下来，当然不希望有学生死去，这是肯定的。”

1989年6月4号凌晨，天安门广场附近发生了六四镇压中最惨烈的一幕。杨建利说，当时一共有四辆坦克车从天安门广场上开出来：

“前面第一辆坦克车向人群扔催泪瓦斯，第二辆坦克向两面的人群机枪扫射，后面的两辆坦克向最后撤除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压去，当时压过去以后，有11具尸体被收回来。”

六四镇压事件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死难人数，王有才说：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当时北高联派学生、实际上是学生自发去的，去各个医院调查，当时的数字有两千多吧。当然我也没有能力证明这个，因为我后来也被关起来了。”

六四镇压的一个星期后，中国领导层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民运分子。

被中国政府指称为八九民运“幕后黑手”之一的陈子明就是通缉犯之一，陈子明说：

“第一个通缉令是方励之夫妇的，第二个通缉令是北京高自联的21个学生领袖的，第三个通缉令是对北京工自联的三个人。 第四个通缉令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七个人，这里面有包遵信、严家祺。。。。还有我。 ”

除了陈子明、王军涛等知识分子外，王丹、王有才、马少方等学运组织者也纷纷被捕。吾尔开希经香港逃离大陆，最后定居台湾。柴玲、封从德则流亡到法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唐琪薇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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