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儿
学渊注，这是一篇根据藏学家戈尔德斯坦的一篇论文，和另一位女藏学家米勒与他的一篇争议编译而成的好文章，研究的是旧西藏农村制度的属性。西藏农村的旧制度当然不是先进的制度，但是它的民众的‘从属’和‘自由’的两个方面，可以与汉族地区进行比较，汉族农民的权利更多，还是更少？还有，达赖喇嘛是想改造这种制度，还是坚持这种制度？我想西方学者的可能要比较公正一些。还有，藏学家戈尔德斯坦著有《藏英词典》，与中国关系良好。

云儿 我们村的“农奴们”——写在第一个“农奴解放日”

我（不是云儿，而是戈尔德斯坦，学渊注）要讲的这个村子（Samada村），在当年西藏第三大城——江孜的东南，离城约六十五公里，地处拉萨通往不丹和印度的交通要冲，是一个半农半牧地区。村子里共有八十三户人家，人口约二百五十人。[注一]

西藏的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划分成大大小小的庄园，由三大领主（政府、贵族和寺院）分别领有。领主和庶民都分属于不同的庄园。根据中国官方的一项调查，旧西藏土地占有结构，38%归政府，37%归寺院，此外25%归贵族。

我们这个村（戈尔德斯坦研究的Samada村，学渊注），归政府，藏语叫“雄居巴”，即政府差地。用当今东土官府的话说，所有村民都是政府这一领主的农奴。但是在藏语中，村民们统称“米萨（miser）”，也就是属民、庶民、百姓的意思。本村的社会结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传统社会——即中国官方所称“农奴制”——的某些基本特征。

一、身份制度

一切属民，均有不同身份。这种制度，跟当今中国大陆的户口身份制度，非常相似。本村的属民，大体上分为两种身份，差巴和堆穷。仅就本村而言，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本地正式户口（法律上是否属于本地庄园），是否承担向领主交公粮、出工差等等正式义务。

差巴共有八户，将近四十人。差巴的意思就是“支差的人”，他们是登记在册的正式居民，全权占有和支配全村所有的土地，同时必须支应领主（在我们这个村，也就是政府通过其代理人）下达的大量纳税和差役。

如同大陆的户口身份是世袭的，西藏的差巴身份也是世袭的。差巴的子女，生下来也是差巴。女孩跟母亲，是母亲所属庄园的差巴；男孩跟父亲，父亲是所属庄园的差巴。这一点，跟中国大陆不同，后者子女户口一般跟母亲，倘若母亲身份是农业户口，生下子女也归农口。

差巴们要随时支应差使，所以，除非他们雇到别人来完成这些义务，否则就无法单方面长期离开村子。另一方面，只要他们完成明文规定的义务，领主也不能另外再加重负担，更不能单方面夺走他们占有的土地。如果领主违法，他们可以到拉萨去告御状，制止领主的违法行为。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最后是属民们赢了。

八户差巴占有土地多少不等。最少的一户掌握一百二十亩，最多的一户有一千八百亩，平均约六百亩。虽然名义上不能出卖土地，差巴却拥有高度自主权，领主无权干预。他们可以自主决定哪些地种庄稼，那些地休闲，那些底作牧场，决定雇人来种，还是长期出租给别人，自己只收租子，甚至还可以拿土地去抵押典让，等等等等。这么说吧，差巴的土地权利，不仅丝毫不亚于当今中国大陆农民，他们在抵押质典方面的权利，甚至还超过了后者。

作为正式居民，差巴不仅掌握着村子的全部土地财产，也掌握着村子的行政管理权和纠纷裁决权。除他们外，住在村子的其他人，是无权参与村庄管理的。这就象在中国大陆，没有式户口的外来人口，长期以来都没有当地投票权，自然更不能参与当地的行政管理了。

堆穷的意思是“小烟户”、“小户人家”。本村堆穷共有七十五户，二百一十余人，都是交“米波”的属民。所谓“米波”，就是人头税的意思，只要他们自己或通过亲属，每年给自己领主缴纳固定数额的税金，就可以自由流动，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给任何人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用当今中国来打比方，堆穷约摸相当于流动的“农民工”。

堆穷的身份也是世袭的。堆穷的子女，生下来也是堆穷。本村的大部分堆穷，上辈子就来了，其实也可算永久居住在本村的居民，但是他们在法律上不算本村的正式居民，只是由于得到了本村差巴们的许可，才能住在这里，所以无权参与村庄事务的决策。还是用中国来打比方，他们相当于没有本地正式户口的人。

堆穷提供了村子里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资源。他们或者当雇工，或者从差巴户租赁土地经营，此外也从事各种特殊职业，从铁匠一类的技术行当，到经商贩卖，再到背尸人这样的职业，都是他们在干。

再作个类比，这个村子的结构，有点象中国的南街村。外来打工的人口，大大超过了本地村民。但是外来人没有什么政治地位，行政管理权由本地村民独占。

二、差税负担

税金和徭役，藏语里统称为“差”。西藏的差，既繁且重，但不是随便定的。每一种差税义务，都起源于一定的“差地”，也叫“税基”。

基本上，要缴纳什么税金、支付什么差事，就要先给属民一份相应的差地，作为其经济基础。没有差地，就不支差。差地按土地（耕地或牧场）算，一定数量的差地，对应着一定的差。差地数量，一般在某次清查时确定。

本村的差地数量，是百多年前即一八四七年那次清查时确定的。当年的土地清册，是分配差税负担的根据，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所以村庄里专门留存有一个副本。

领主下达给本村的差税，并不到户，一般是把指标和任务下达到村，再由村集体决定如何分配到户。这些差税，包括货币税、实物税和徭役。所有差役，主要都由差巴负担，按掌握土地多少好坏来分配，但是某些次要的、临时的差役，如修理灌溉渠道等等，也分摊给堆穷户。

货币税按藏银计算。实物税则种类繁多。本村的差巴有义务缴纳的物品，包括青稞面、青稞、干草、草药、肉、酥油、羊毛等十几种。

有些实物税也可以用货币缴纳，比如一种朱差，计青稞一百三十克，获准折钱缴纳。本村掌握一份由政府颁发的文书，规定折算率为每克六钱藏银，不得提高。后来在 一九四○年代出现争执。当地行政官通知本村，由于通货膨胀，藏银贬值十几倍，每克六钱已不合适，要求改交实物。本村差巴不服上诉，指出此项差税并无相应差地作为基础，他们只是出于信仰，才额外缴纳，请求政府审查他们的土地登记簿，并提出了当年议定不得改变折算率的文书。结果，政府收回成命。

税之外，又有徭役。本村负担的差役，大约有四种。

第一种是兵役，本村差巴每年必须出六个人去甲琼兵团服役。对这项义务，差巴们自家并不出人，由村集体雇用六人去当兵，支付被雇者的费用和工资。一九三三年前，他们给每个人九只绵羊和九两藏银。

一九三三年后，士兵要求给现金，改为每人四百两藏银。此数不断上涨，到了一九五○至五一年，年工资长到了二千两藏银，此外村里还供应衣服和卧具等等。

二千两藏银看似很多，其实不然。一九五○年代后期，大陆中央政府规定的藏银钞票对人民币官方兑换率，是五十比一。二千两藏银，也就相当于四十元。折算起来，当年西藏士兵的月工资，也就是三块多而已，并不高。

第二种是交通役，也叫“乌拉差”。西藏地处世界第一高原，交通极为不便，政府便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交通制度。每条交通线上，每隔半日路程，都设有一个驿站。每当政府需要运送人员或者货物经过，象本村这样的政府差地，差巴们必须提供牲口脚力，雇用搬运工人，将人员和货物从一个驿站，送到下一个驿站。驿站的距离，正好使得他们可以当天打个来回。

这是本村最主要的差役，繁重且不定时。政府发给差巴大量差地，就是为了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得以拥有足够的牲畜、车辆和粮食，一方面能够应付支差之需，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自家生计。这样，政府无需出一分钱，就可以实现全藏地的交通。

第三种是“冒烟差”，意思是凡是生火做饭、向天上冒烟子的人家，都得出人应差。此差分配给所有人，不分差巴与堆穷。这通常用于支应若干非经常性的劳务，如修缮水渠之类，要求规定时间，每家出一人。

第四种所谓“尊差”，征差权力归于寺院。本村附近有一座至古寺，是当地百姓进行信仰崇拜的场所。当自愿出家的僧人人数，未能维持一定水平时，至古寺有权从所在地方征集小孩出家。惯例上，差巴家庭若有三个男孩，中间那个得出家；堆穷家庭若有两个男孩，大的须出家。

名义上，僧人属于西藏的统治阶层，不承担任何差税且享有特权。所以，小户人家自愿送子女出家的，也有不少。不过，尊差作为应付出家人员不足的一种补充手段，有时也会被使用。此差在规则上对堆穷更具强制性，由于家境较差，堆穷相比于差巴也更难躲避义务。

三、村社管理

本村人人有固定的身份，身份又决定地位等级。堆穷可以自由来去，但是在村里处于从属地位；差巴缺乏这种自由，却处于支配地位。堆穷从属于差巴，而差巴之间一律平等。本村的事务，由八户差巴实行集体领导。前面已经说过，这有点类似于大陆社会主义典型，南街和刘庄等等地方的村庄政治结构。

有关本村事务的重大决策，包括支应分配差税任务等等，由八户差巴户的家长，开会讨论决定。最后的决定，一般需取得所有差巴户的一致同意，才会执行。如果意见分歧，则须呈报给村外的宗本（县官）或其他有声望的人物，由他们调解仲裁。用现在的话说，这八户的家长，相当于村委会。

村子里的日常事务，由村委会指派两位“根保”来负责，任期不定，而村委会有权随时撤换根保。两位根保，一位负责内部事务，象交通役这样不定时的差役，如何组织、调度和管理，就是他的职责。另一位代表本村跟外面的官员和人物打交道，维护本村的权益。两位根保都算是村委会雇用的工作人员，领取通行的工资。

差巴自然也要经常监督根保的工作。当根保到县府交涉事务时，差巴们会另选派几位代表陪同前往，名义上是帮助根保交涉，但是差巴也公开表示，最要紧的还是确保根保代表了差巴的利益，为他们争取最好的条件。

对差巴，根保只算是雇员。但是对堆穷，则是拥有行政权威的上官。他有权裁决堆穷之间的争端，对他们处以罚金，有时候甚至处以体罚。对此，堆穷若不愿忍受，可以申诉，或者干脆用脚投票，离开此地。——毕竟，他们的“米波证”赋予了他们自由行动的权利。

堆穷们除了从事非农行当外，主要是从差巴那里租佃小块土地，或者给差巴打零工，以维持生计。有时候，村集体也在支付工资报酬的基础上，将堆穷强制分配给指定的差巴户，要求他们帮助其完成差税义务。当劳动力缺乏时，差巴们还请求农务局调配堆穷为他们打工，支付给后者通行的工资。

四、“农奴”争论

在中国大陆，一九五九年前的官方公开出版物，把藏族传统制度描述为“神权政治的封建社会”，很少称之为农奴制。但是一九五九年以后，凡是涉及藏族传统社会制度的官方出版物，均一律称其为“野蛮和残酷的农奴制”，是悲惨的人间地狱。除了三大领主以外，所有属民，包括差巴、堆穷，还有一种朗生（相当于家仆），都是领主的农奴，他们在这个人间地狱里苦受煎熬。此种描述，成为五十年一贯的官方宣传口径。

藏人方面，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著作《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则把藏族传统社会描述为“封建制”。他认为，虽然过去有过宁静与幸福的岁月，该制度却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变得与现代社会发展极不适应了，尤其是财产分配的巨大不平等，违背了佛家教导，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和平改革方案，包括减债减息减差，逐步取消人头税和差役，建立现代政府，最后用赎买方式将大庄园土地收归国家，再分配给农民私人所有，自由经营。

一九五○年达赖亲政。第一条减债减息减差，他的政府已经于一九五三年颁布法令实行。一九五四年情况有所变化，达赖在北京和内地呆了大半年。回来后不久，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成立。

这是一个由中共西藏工委控制的机构，一切重大决定均须经过它。在它的领导下，由于种种原因，达赖的和平改革计划被搁置。相反，一九五六年以来中共在康区等地方实行的暴力土改，诱发了不断的武装反抗。各种矛盾会合，最终于一九五九年爆发了拉萨事件，达赖出走印度。

中共镇压了武装反抗，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一九五九年起进行“民主改革”，将传统身份制度改造成为“户籍身份制度”。此后，又相继实行人民公社化。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中，藏族农民受到了比传统社会更严厉的束缚：他们不仅被束缚在土地上，毫无迁移自由，不仅丧失了传统上拥有的土地权利，甚至连最基本的生产自主权都被剥夺了。这导致藏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直到一九八○年代，才进行了包产到户等改革。

到今天，虽然公社没有了，户籍身份等级却被沿袭下来；藏民享有的土地权利，仍然不如传统社会中许多地方的差巴。面对现实，中共大力宣传旧西藏为“残酷与黑暗的农奴制”，其实跟文革中忆苦思甜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现实统治需要，跟历史真相关系不大。

（下面似乎是云儿的评论文字，学渊注）

探讨历史真相，是学术界的职责。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藏族传统社会，确实有少数藏学家把差民描述为农奴，其中包括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这样的重量级学者。从学术上看，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

第一，差民的身份是世袭的；第二，虽然差民占据着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但在法律上都从属于庄园和领主，无权单方面退回土地以解除从属关系；第三，领主可以合法地支使差民，并拥有某种司法权力。

比如，差民们若想合法地自由流动，必须向领主申请米波证，将差役变成缴纳人头税，才能离开庄园。领主有权决定批准与否，而且在名义上还有权追缉私自逃跑的差民。这些显然是农奴的特征。

但是更多的藏学家，不同意将“农奴”一词用于藏地差民。一个原因是，领主受到拉萨中央政府管辖，不能随意增添差民的差税义务，后者是在法律上、契约上或惯例上固定下来的。领主任意妄为，差民们可以上告中央政府，加以制止。这种相对于领主的独立法律地位，使得差民们不同于农奴。此外，藏族社会内部的巨大流动性，也与农奴制有别。差民们不仅可以横向流动，而且，也有机会可以通过当兵立功、出家等等方式，摆脱差民地位。

（下面是米勒的意见）

一九八○年代后期，就西藏农奴制问题，戈德斯坦曾经跟另一位学者米勒（Beatrice D. Miller）有过几个回合的争论。戈德斯坦认为西藏差民就是农奴，米勒不赞成此种看法，可以说双方都有理由。米勒坚称农奴标签不应滥用。她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按戈德斯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社是不是也该算一种农奴制呢？

“不知戈德斯坦是否同意如下看法：直到邓小平改革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民，都是被束缚在公社这一‘庄园’上的农奴？戈德斯坦的农奴定义中，引用另一位学者（Richard Hellic）的说法，称农奴是‘以一种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从属于其领主的行政权威和司法权威’。显然，对农民，党领袖和各级干部的权威，丝毫不下于任何‘领主’。”[注二]

因为有这些争议，本文的标题和内文，给“农奴”二字打上了引号，用意在于提请读者注意，所谓藏族“农奴制”有多个复杂侧面，建议读者自己判断这个词的意义究竟为何，还可以将它跟共产制度做个比较，或许可以更好地探讨历史经验与教训。

注释：

[一] 本文的村庄详情数据和资料，均根据戈德斯坦的村庄调查综合写

出，原文见 Melvyn C. Goldstein, "Tax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 Tibetan Villag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5（1）:1127. 1971.

[二] Beatrice D. Miller, "Last Rejoinder to Goldstein on Tibetan Social System", The Tibet Journal, XIII No.3:64-67.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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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1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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