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邓小平怎样改变了毛泽东？—《也谈改革30年》之六（鲍彤）
2008-12-31
只要掌握了领导权，一切都不必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争论。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争论。党的领导有权决定一切：凡是党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


Photo: RFA

图片：2008年4月，在北京家中的鲍彤（RFA）

邓小平怎样改变了毛泽东？—《也谈改革30年》之六

（文章只代表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邓小平“四个坚持”和毛泽东的“六条标准”有所不同。问题不在于四个和六个这种数量上的差别。邓小平自己在1980年12月说过两句画龙点睛的话：一句是，“要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另一句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邓小平要求立法，毛泽东没有。邓的法制观念并不比毛泽东强，但是他缺乏毛泽东那种无法无天的实力和自信，不得不求助于法律，确保四个坚持拥有强制性的力量。他抓得很紧很紧，1982年就达到了目的，四个坚持入宪，从此步步进逼，把它体现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之中，驱使全部法律为这四根棍子服务。最值得玩味的，是所谓“四个坚持的核心”。这句话，学问很大，很不起眼，但是从根子上修正了毛泽东设计的疏漏。按照毛泽东， “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到了邓小平，变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两个变成了一个——党的领导权升值成为“核心”，社会主义到哪里去了？社会主义的身价一落千丈，从此不再“最重要”。

到底是共产党为实现理想而建立，还是理想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存在？谁为了谁，这是个根本问题。毛泽东从来不回答。邓小平总算回答了：党的理想不是最重要的，党的领导权才是最最重要的。权力压倒了理想，理想必须为党的权力和地位服务。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发明。凭着这个新发明，邓小平成了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家，使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昆虫在蜕变中摆脱了 “蛹”的束缚，凭借新生的翅膀自由飞翔；同样，共产党也在演变中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束缚，凭借领导权的翅膀，自由地决定方向。

只要掌握了领导权，一切都不必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争论。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争论。党的领导有权决定一切：凡是党的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凡是党喜欢的好东西，就叫“社会主义”。凡是党发号施令的打压，不管有没有填写和出示法律文书，不管是抄家还是软禁，逮捕还是冲锋枪扫射，一古脑儿都归到“无产阶级专政”名下，让马克思去承担责任。

天下有这种道理吗？有。这就叫中国特色的大道理。只要拿出“中国特色”来，一切都可以应对如流，迎刃而解。等额选举，就是中国特色的选举。黑箱作业，就是中国特色的监督。不给你言论信仰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就是中国特色的人权。无法无天，就是中国特色的法治。不准老百姓知道，禁止打听国家机密，就是中国特色的税收和财政。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共和国，可想而知，不说也罢。

一个无拘无束的核心，锻造三个称心如意的工具，配套成龙。搞计划还是搞市场，那是方法问题；四个坚持才是要紧的。果然，邓小平创造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个坚持，确确实实是心想事成的系统工程，是按照党的利益来管辖人民的系统工程，是驱动亿万群众遵循党指出的任何方向齐步前进的系统工程。不管面临什么任务，压倒一切也罢，展示丰采也罢，应对突发事件也罢，审讯08宪章也罢，无不指挥自如，永远是举世无双的绝对冠军。

新阶段也有新问题：这个绝对冠军，在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权的同时，有没有维护公民权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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