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完善自己——兼致余杰先生

作者：李大立
前幾天(12月16日)在「議報」第385期看到了張三一言先生兩篇好文章：「反對把楊佳和劉曉波對立起來」和「黨內民主可能導致國家民主」，前者很簡短，闡述對人對事的客觀多元分析的正確態度，與中國大陸數十年來主觀化、絕對化、非黑即白、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思維方法及態度完全不同，我非常同意也非常讚賞，在此談談我的看法。後者是對拙文「質疑黨內民主推動國家民主論」(見11月27日「民主中國」)的討論，儘管觀點有些不同，但我贊同張先生的理論分析。因為屬於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系列，因此將在「民主中國」「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和前瞻徵文」作答。鑒於很欣賞張先生的這兩篇文章，即時通過「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咏梅小姐，聯絡上張先生，電話中相談甚歡，受益匪淺，有些心得很願意在這裏和讀者分享。
張先生「反對把楊佳和劉曉波對立起來」一文說：
……

当刘晓波以原始正义贬低杨佳时，我反对这个贬低；当他发起08宪章时，我支持他的正确做法。
当余杰把杨佳视作纳粹时，我反对这种歪曲行为；当他作一些有益自由民主的事时，我支持他的努力。

……
我支持的是他们的正当行为，反对的是他们的恶行。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步和民主进程不是任何一个派别或任何一个人的专利，而是全民的事业。…….所以，我认为杨佳们有杨佳们的作用，刘晓波们（在反专制不反民众时）有刘晓波们的作用，都应该支持。没有理由更没有必要把杨佳和刘晓波对立起来；有此无彼。

我主张，最低限度大家各做各的互不拆台、互不干预；最佳的是各方互相配合。

这是我支持杨佳义行和刘晓波与他人一齐发起08宪章运动的理由。


我覺得張先生說得很對，筆者也有些話早就想說，一直沒有說出來。前幾天(12月19日)看到了余杰先生「我們唯有勇氣和謙卑」一文(見海外各大網站)：劉曉波先生這次發起「零八憲章」簽名、余杰先生從美國趕回、很多大陸人士真名簽署都很令人感佩。我也不應該怕得罪人，像張先生一樣，看到了民主運動的缺點就要指出來，供大家參考，希望有助於民主運動。


筆者一直很喜歡看余杰先生的文章，觀點鮮明、分析透徹、有理有據、特別是文字水準很高。但最近看到余先生「莫將罪犯當英雄」一文(見「開放」１１月號)，感到余先生是有些走火入魔「聰明反被聰明誤」了。余杰先生用西方現代的法律和道德標準以及基督教義衡量楊佳案，認為「不可殺人」是上帝的意旨，「楊佳也沒有殺人的權利，在此意義上，那些讚美殺人行為的人，與殺人者同一類了。」筆者不敢苟同。竊以為楊佳案與其說是一般的刑事案，不如說是政治案。他和中國大陸無日無之的殺人案不同的地方，就是案發的原因不是一般的經濟糾紛，矛盾衝突，更不是情殺、劫殺、謀殺……，他是由國家公器濫用公權力侵犯人身，而國家公民正當權益得不到保護產生的，案發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公器已經淪為惡器。在西方民主法治國家，公民尚且有「公民抗命」的權利抵抗惡法；在專制人治的中國大陸，為什麼不容許楊佳「公民抗命」？如果要追究刑責，首先要追究的就是這些惡器惡法，其次才是追究楊佳；而在追究的過程中，必須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維護楊佳楊母的權益。可是，中國大陸對這兩點根本就做不到，完全本末倒置，這才是引起廣泛激烈民憤原因。關於此案，筆者已經發表了多篇文章，在此不贅，余先生有興趣討論的話，請查閱。筆者建議余先生不妨考慮一下，楊佳案發生後，網上數萬條跟貼、上海法院前近千人的集會、知名人士的聯名上書、海內外學者艾未未、何清漣、龍應台等的分析評論，難道都錯了嗎？人們譴責法律不公，不等於「讚美殺人」。令人驚喜的是，昨天(12月21日)看到余杰先生的新作「探訪劉霞受阻記」，文內說：「這些傢伙還算是人嗎？有這樣的警察，便會有楊佳那樣的反抗者。」如此看來，余杰先生是完全改變看法了。以余先生的聰明才智，本來不需要非要有切身之痛，才會有這樣的認識和感慨，若是真正的「人民的兒子」，想想中共統治六十年來死於無辜的數千萬寃魂，早就應該有此覺悟和認識了。
余杰先生「我們唯有勇氣和謙卑」一文，本來寫得十分正氣感人，可惜畫蛇添足地添了一段：「我在美國舊金山和洛杉磯地區訪問了若干華人教會……我認為憲章的最後定稿對於信仰與人權、憲政的關係未能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清晰的厘定，從而使得憲章“先天不足”」。「遺憾的是，在零八憲章中只有對現實政治狀況的建言與未來的政治格局的期望，而沒有對民主、憲政、人權、自由的根源作進一步探求，…….用無神論來反對無神論是不可能成功的。」「基督信仰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因被造而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奴役其他人；而唯物主義認為，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因此可以被當作實現某一偉大理念的工具，甚至被作為犧牲品。」「要徹底改變由人的罪性帶來的專制與暴虐，便需要從無神論和唯物論的泥沼中抬起頭來仰望蒼穹以及創造蒼穹的上帝。」

竊以為余先生又一次為宗教信仰走火入魔了，照余先生的說法，零八憲章就不是政治宣言而是基督教義了。沒錯，西方民主國家之所以能政治穩定、經濟繁榮，除了有法治之外，法律管制不到的地方，全靠人民大眾行善除惡的宗教信仰維持秩序，這正是中國大陸最缺乏的，也是現在毒貨泛濫的道德根源。但是，不能反過來說，只有全民都信仰基督教，才可以實現民主自由和人權。因為他們是普世價值，意思就是不分民族、階級、信仰……都普遍認同的，不是基督教徒的專利。人類社會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就會秩序大亂。毛澤東就是一個典型的惡例，他批判數千年來人類共同認為好的善行，宣揚人類共同認為不好的惡行，價值觀道德觀的混亂，造成了共產中國六十年來的社會混亂，至今不但仍未得到平息，反而越演越烈。事實上，人類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很多宗教信仰：天主教、伊斯蘭教、東正教、猶太教、佛教……他們所信仰的神聖、他們的教義各不相同，但都是教人行善除惡的正教。有很多以這些宗教為主、為國教的國家和民族也都享有民主自由，並非只有基督教國家才有權享有民主自由。


共產黨之所以不把人當人看待，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人是猴子進化而來，而是因為他們信奉所謂「階級鬥爭」，把人劃分成不同的階級，給某一些階級的人背上「原罪」，要從精神上肉體上消滅這些「敵人」。雖然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說：「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可是列寧毛澤東將「解放全人類」的過程發展成「無產階級專政」，於是才上演了余杰先生所說的「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和中國的勞改營」這樣的人奴役人、人消滅人的慘劇。至於余先生說的「納粹德國奧斯威辛集中營」，筆者認為那也是因為希特勒奉行類似共產主義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實質是極端民族主義所做成的悲劇。而這些人間悲劇產生的原因，似乎與基督教認為上帝造人以及唯物主義認為猴子進化成人的分歧無關。竊以為民主自由人權屬於社會科學問題、人類起源則屬於自然科學問題，「零八憲章」是一篇中國人的政治宣言，余杰先生指責他沒有解決無神論這個「根本問題」，實在有些強人所難，更有些風牛馬不相及。憲章指出要有宗教信仰自由已經足夠，本身已經包括了有神論和無神論的信仰自由，而有神論者的信仰也包括各種不同的宗教，余杰先生以基督教為「大一統」，無形中就已經從另一個方向重復了共產黨的宗教專制。


余杰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另一個更大的錯誤之處是將法輪功置於對立面，余先生說：「在文體、文風及思維方式上，“零八憲章”與海外法輪功群體所炮製的“九評共產黨”形成兩極狀態。……“九評共產黨”是毛時代語言方式與鬥爭哲學的殘留，是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儘管筆者完全理解余先生對“九評共產黨”在文體、文風及思維方式上的批評，但是余先生使用了「炮製」一詞，表露了一種敵對的情緒，如同將楊佳比作希特勒一樣，難道這就是余先生所說的「謙卑」嗎？(筆者揣測余先生的所謂「謙卑」僅僅是對耶蘇基督而言，對同樣是反專制爭民主的朋友就變成「驕橫」了)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站錯了立場」，這也是余杰先生經常與大多數反專制爭民主的朋友意見相左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筆者對余杰先生提出批評，同時也是為什麼非常贊同張三一言先生所說的：「中國社會進步和民主進程不是任何一個派別或任何一個人的專利，而是全民的事業。……我主張，最低限度大家各做各的互不踩台、互不干預；最佳的是各方互相配合。」，因為筆者認為，這才是對待民主事業的正確態度。

以上所說的其實都是不同觀點的討論，余杰先生有不同的觀點很正常，大家可以通過理性的討論找出正確的答案，為中國民主化出一份力。可是如果付諸行動，特別是代表一個組織，就會給民主化進程帶來了危害。一位香港作家曾經和我談起有朋友鼓勵和介紹他參加「獨立中文筆會」，但是他對余先生白宮拒郭行為非常不滿，所以婉拒參加；無獨有偶，前兩年我也遇到過同樣的事情，也是因為對余先生的行為很不認同，所以也婉拒參加，而選擇了「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前身是蔡元培、胡適、林語堂、梁實秋等先生在中國大陸創辦的「國際筆會中國筆會」)。因為我覺得，如果參加一個組織，不但意味著認同這個組織的章程，而且意味著認同其領導人的作法。竊以為布殊總統在白宮會見在華盛頓的大陸民運人士，是表達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是送給全中國人民的禮物，不是給余先生一個人的榮耀，余先生當時的行為以及事後文過飾非的強辯，給人的印象就是典型的毛澤東紅衛兵作風，「窩裏鬥」居然鬥到美國白宮，太丟臉了！令我覺得無法接受。當時一個美國朋友對我說：「They know what is undemocratic,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democracy is.」(他們知道什麼是不民主，但是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可見，余先生的行為已經影響到「獨立中文筆會」的信譽，如果有機會像毛澤東一樣處於權力頂峰，這種毛澤東式的作派就勢必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的禍害。


劉曉波、余杰先生等國內青年才俊，代表了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和未來，任重而道遠，所以筆者才不揣冒昧提出以上的個人看法，衷心希望中國民主化少走彎路，早日成功。無論如何，筆者十分贊同今天曾節明先生在「議報」第386期上「劉曉波的可貴精神和自我超越」一文所說：「余杰有些行為雖然很不好，但他畢竟是反專制的，他能夠在國內吸引大批粉絲，其啟蒙作用是不能抹殺的。」更加同意曾先生說的：「國內反對派才是反專制的主力軍。」筆者衷心希望余杰先生吸取深刻的教訓，大家一起共同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學習民主，完善自己，不知余杰先生以為然否？

(寫於08年12月2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