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是人民自己的事

作者：胡唐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数：52 更新时间：2008-4-6 13:51:39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张朋园著,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1月版,40.00元。


选举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却是民主政治的初步。一如约瑟夫。熊比特所说，没有选票就没有民主。职是之故，检讨中国民主政治的曲折进路理所当然要从选举开始，张朋园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书就展示了“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本书副题）的情况，由此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所在。

这四十年间的议会（国会）选举其实只有四次：清末咨议局和资政院选举（1909）、第一届国会选举（1913）、第二届国会选举（1918）和国民大会选举（1947）。第一次是在君主立宪时代，后三次是在民主共和时代，中间发生了一场革命。第三次和第四次相隔近三十年，乃是由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即停止了议会选举，虽然按理在1936年即应实行宪政（议会选举自是不可或缺），但由于抗战军兴和国共政争，一直拖延到1947年才举办了一次并非全国范围的选举，两年后国民政府丢掉大陆，其国会选举只能到台湾去继续演练。

观察议会选举主要应着眼于以下诸端：什么人选（选民资格、人数），怎么样选（选举程序、方式），选什么人（议员背景、品质）。选举的第一步是确定选民人数。由于中国直到1953年才有第一次人口普查，这四次选举都没有完整的人口数据，选民调查只能敷衍了事，甚至于完全凭空造报。清末的选举几乎限于功名绅士阶级，第一、二届国会的选民人数有所增加，但仍有性别和财产等诸多限制，国民党时代放弃了这些限制，选民人数因而大增，但投票率也不可能像传说中的那么高。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非常之长，民众的权利意识非常之弱，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选举为何物，因此对议会选举态度冷漠并不奇怪。反观西方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制度之良否与经济发展（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及教育四项）成正比，即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下层社会或市民阶层必然热心于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对照中国当下，民众的权利意识确实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大为增强，所缺的只是制度化的表达渠道。

这四次选举，大体上遵循多数决制度，获得较多的票数即为当选。前三次都采用复式选举，先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选举人，再由选举人互选产生定额议员。这一制度之实行似受梁启超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人的教育程度太低，“惟有间接（选举）制，可以略矫此弊”，另外中国幅员辽阔，两次投票有大小区域之分，运作较为容易。复式选举虽有上述好处，可也容易被人操纵，互选时往往贿赂横行，当选者大多数为富人。贿选自然是腐化的表现，但对于初试选举的中国人来说实属无可避免（英国消灭这一顽症也用了很长时间），而且有贿选就说明有选票，这总比暴力胁迫投票要好（因为贿赂带有认同的意味，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认同才有安定），也比“名为民选，实为官派”要好。第二届国会（也称安福国会）选举和国民大会选举的官派现象就非常严重，特别是国民党操纵下的选举（一次决）提名即当选，未经提名竞选成功也无效，这样一来其实根本无需选票，所谓选举不过是个谎言。

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代议政治，出任人民代表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教养，能为人民的福祉着想。从这四届国会议员来看，他们大多来自殷富的家庭，其中以绅士阶级及地主阶级为主，都属于社会上层结构。革命党人多数没有科举功名（没有赶上科举考试之故），但他们大多是绅士阶级或地主阶级的子弟，具有新式教育背景（或者留学海外或者就读新式学堂）。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决定了这些议员大多倾向保守，即便有心改革，态度亦较为温和。当然，这些精英在国会中的表现是否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并非本书讨论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他们所形成的政策可能有利于人民，也可能不利于人民。因为国会选举的实质是精英分子让他们自己中选，而非人民要选举他们。可以推想，由于下层社会的冷漠和某一派系的操纵，这些议员的代表性及其与人民的联系程度都非常可疑。

张朋园认为，这四届国会选举一届不如一届，由此可说中国的选举试验是失败的。对于中国民主政治迟迟不得发展的原因，张氏在引述了黎安友的十点归纳（民主政治没有共识，国家不安定无暇行民主，政权总是操在军人手里，中国人不容纳异己又害怕冲突，没有公民社会，宪法不好，道德不振，精英不下台，帝国瓦解后不易建立新制度）之后，特别强调了威权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三、四两次国会选举就是在威权主义的作用下而大大变形的。段祺瑞、徐树铮都是留学德日回来的军人，脑子里没有民主观念。国民党北伐成功后，法西斯主义袭来，遂以训政为由终止了地方议会选举。殊不知地方议会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了地方自治，1947年的国会选举归于失败又何怪之有？萧公权当时在《论选举》一文中就指出：“与其举行一次残缺仓促的全国性选举，不如实事求是，举行一次比较踏实的地方性选举。前者不免为宪政之累，后者可以作宪政之基。”惜乎当局不予理睬。“威权主义下的选举”没有公开、自由、公平的实质，统治者一手操控，大把的选票由他们分配，让自己的人当选，排斥异己。有学者指出，选举在威权主义下是一个谎言，统治工具。威权主义以选举取得合法性，严加控制，长保权力，看似民主，实质极权。诚哉斯言！试看今日之宇内，威权主义的幽灵不是依然在徘徊吗？吾人不可不深长思之。

威权主义之外，张氏也有提及公民社会问题。公民社会对民主政治是一种支持和稳定的力量，也是民主性格的基础。有了公民社会，人民与政府之间就有了一个缓冲体，极权与暴政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没有公民社会，下层群众参与社会改造的激进行动，就会导致上层丧失对社会变革的控制，其结果是天下大乱，血流成河，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就是明证。清末以迄民国年间，中国的公民社会有所发育和成长，但显然非常羸弱，其原因主要是人民贫穷愚昧，阶层之间缺乏沟通和配合。晏阳初发起平民教育运动，正是痛感下层民众为贫弱愚私四大病症所苦，其中针对“私”病而施的公民教育就是要把民众从臣民改造成公民。相对而言，当下公民社会已有相当规模，但还不能作为一种平行的结构对官员阶层施加应有的影响，即让执政者感受到竞争压力和舆论压力。

中国的选举试验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西方的民主制度经过了几十数百年的发展才臻于完善，中国虽然试行宪政也近百年，但中间荒废的时间太长，真正的操练并不算多。如今迈步从头跃，只要上了正轨（民主的法治），假以时日终会修成正果。这不是盲目乐观，萧公权先生写于1944年的《宪政的心理建设》一文专门提到要扫除疑虑。他说：“宪政是人民自己的事。宪政是否成功，最后的关键系于人民自己是否要宪政。所以我们不要问政府有无实行宪政的诚意，而只要反躬自问人民是否有实行宪政的诚意。”只要人民自己有诚意，选举终会完美，宪政终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