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英雄

■　王树人


《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　　党　　政-史海折枝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地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英雄将永远铭记在各族人民的心中。这里撷取其中的一组作以简介。
　　张志新：女。１９３０年生于天津市。１９５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开始时为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化处干事。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后，她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多次阐明自己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认为林彪的“顶峰论”是错误的；指出“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审查了没有?”“这个特务，那个叛徒，她自己怎么样?”她认为江青不是什么“旗手”，而是破坏文化艺术的“祸首”；还认为彭德怀上书言事，是党的纪律允许的，不应定为“反党问题”。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虽多次遭到审讯，但从不“认罪”，并写了上万言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为自己的正义行为辩护。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４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１９７５年４月３日，被改判为死刑。４月４日凌晨，张志新被强行割断喉管，以免她呼喊口号。当日上午１０时１２分，这位年仅４５岁的优秀共产党员为了捍卫自己所追求的真理，壮烈牺牲。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两千多人的平反大会，为张志新彻底平反，并追认其为革命烈士。１９７９年《红旗》杂志第７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张志新同志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精神》。同年５月２５日，《人民日报》以《要为真理而斗争》为题，报道了张志新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舒赛：女。１９１７年生于湖北江陵。１９３７年参加新四军。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６年２月４日，这位在战争年代被称为“巾帼英雄”的老干部，经过反复思考后，化名“王咏”，在北京的闹市和重要机关门前贴出了１８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成为“文革”时期第一个公开反对林彪的人。同年１２月７日，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１９６９年，作为重要政治犯，被押出北京，关进山西临汾第三监狱。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９日，这位受尽折磨的优秀共产党员含冤死于狱中。直到１９８７年，舒赛才被平反昭雪。
　　陈寿图：“文革”开始时为福建省福清县城头公社党委委员、公安特派员。１９６８年９月４日，他上书党中央，恳切陈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了，我的思想一直不通。……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同年１１月，被冠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关进县看守所。在被关押的１４个月里，陈寿图写下了一篇篇赞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情揭露林彪、江青一伙滔天罪行的文章。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５日，也就是在被宣布“逮捕”后的第三天，这位年仅４７岁的共产党员便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共福建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分别作出决定，追认惨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杀害的陈寿图为模范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
　　刘秀英：女。１９５０年生于河南省濮阳县一户农民家庭。１９７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７３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３日，她把一张震动上海的《呼吁书》张贴在复旦大学的食堂门口。上面写道：“张春桥是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政治骗子。他在篡改和歪曲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以达到他们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并呼吁：“剥开张春桥、林彪一类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画皮。”同年４月２日，经江青死党马天水批准，刘秀英被戴着手铐关进上海监狱。在２９次的审讯中，在１３个月的关押中，她遭受严重摧残和肉体折磨，始终不屈不挠，坚持战斗。１９７６年６月，刘秀英被开除党籍、学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押回原籍劳动。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为其平反。刘秀英后来担任河南省安阳农业学校团委副书记。在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责任》的长篇通讯，介绍了刘秀英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英勇事迹。
　　舒启慧：“文革”开始时为四川省德阳县公安局秘书股长。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６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从此就成了“反革命分子”，被连续批斗了８０多次。当审讯者问他“刘少奇是什么人?你还保不保?”时，他从容地回答说：“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我就是要保!”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舒启慧被逮捕入狱。狱中，他虽经多次审讯，但一直为刘少奇辩护，从不改口。后被送到金堂县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４日，在学习会上，舒启慧仍认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是黑决定。”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遭到“四人帮”残酷镇压的消息传到狱中后，他曾公开说，要“请邓副主席出来主持工作”。就这样，舒启慧被金堂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上报省里后，省委政法委党组有关负责人要省高级人民法院酌判成缓期两年执行，从而改变了金堂县的判决。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６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刑事判决书，正式撤销对舒启慧的原判，宣告他无罪。接着，德阳县委和有关部门恢复了舒启慧的党籍和公职，并为其彻底平反。
　　窦守芳：１９４６年生于一个工人家庭。１９７６年２月中旬，这位曾在人民解放军军营里锻炼过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大修队的政工干事。为了号召人们起来同“四人帮”作斗争，他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和东单等地方张贴了１００多张小字报。小字报上写着：“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同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同年２月２４日被逮捕。虽然被审讯了几十次、被游斗了３９次，但他却从没有停止过斗争。他曾公开申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我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周总理的!”粉碎“四人帮”后，窦守芳被释放出狱，平反后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韩爱民：１９３９年出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父母都是八路军老战士。“文革”时期，在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担任领导工作。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为了戳穿江青的丑恶嘴脸，在北京给小靳庄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从几年来她的所作所为看，足以证明她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资产阶级政客。”接着又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及他们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委的死党写了信，严厉警告这伙丑类：反党反人民绝不会有好下场。７月１７日和１８日，还写了７０多份标语和传单，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王洪文”。８月３日，他离开北京，一路撒下了一张张声讨“四人帮”的檄文。同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工作单位被带上手铐。１０月２５日，被押到北京。在被审讯的３０多次中，从没有屈服。当审讯人员要他交代“黑后台”时，他自豪地回答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后台就是人民。”粉碎“四人帮”后，获得自由并被平反。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在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贺延光：北京市人。１９７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７５年底，担任北京市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只有２４岁的他，就反对“四人帮”诬陷老干部，曾在厂党支部会议上说：“邓小平同志有什么问题?”“是谁在搞倒退?不搞生产才是倒退!”１９７６年４月１日，他率领８０多人组成的队伍，抬着自己做的花圈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并跨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朗诵悼词。４月３日，他在全厂大会上怒斥了清明节是“鬼节”、不准送花圈、不准去悼念周总理的禁令。４月４日，又写了一份小字报，提出４个刺向“四人帮”心脏的问题，贴到天安门广场。同年５月６月，被逮捕入狱。在狱中，虽然被审讯了４９次，但从没有屈服。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４日，被释放出狱。１９７８年８月４日获彻底平反。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２日，《人民日报》以《暴风雨中的海燕——记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为题，发表了长篇通讯。现为《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
　　李西宁：１９５２年生于广西南宁市。１９７２年被推荐到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在校期间，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担任数学系团支部书记。１９７６年３月５日，当上海《文汇报》删去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后，为了反抗“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３月１８日，他集合了４００多名同学和教师到梅园去悼念周总理，由此拉开了南京人民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活动的序幕。后又在校园里张贴声讨“四人帮”的标语，并带领同学到南京火车站，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刷写大标语，声讨“四人帮”。“南京事件”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后，他于同年４月２１日被逮捕，并受到疯狂迫害。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李西宁被释放出狱，并被平反。后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并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出席了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天德：１９３９年生于四川荣县李子乡。１９５６年考入重庆大学。１９５８年被错划为“右派”。１９６５年写了五幕话剧剧本《和平里的战争》。“文革”开始后的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４日，被以“借剧本反党”的罪名判处６年有期徒刑。１９７２年刑满释放。１９７５年１月，写了《献国策》的万言书，对当时“左”的一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同年８月１２日到达北京，欲亲手把《献国策》交给邓小平。同日，因无法见到邓小平，就把《献国策》交给了中央接待站。当晚，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８月２８日，被押回四川。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４日，被以“反革命罪”判处２０年有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被无罪释放。１９８４年７月获彻底平反。同年１１月２１日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１９８５年１２月转为正式党员。１９８５年４月，《献国策》作为“珍贵革命文物”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集并展出。后调四川省自贡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史云峰：原名史正宝。１９４８年生于长春市一个工人家庭。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６日傍晚，他把２５张传单投寄给吉林省革委会政治部等１４个单位。几天后，又把传单贴在了长春市胜利公园交通岗楼等地方。传单上写的是：“江青，还我８亿人民的文艺生活!不能全盘否定建国１７年来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我们信任周恩来同志。刘少奇是我党优秀革命家、优秀理论建设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部好书，刘少奇并不是全错，功大于过。”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４日深夜，史云峰被秘密逮捕。在狱中，他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一再陈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举国欢庆的时候，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吉林省委主要负责人于１２月１日不顾长春市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主张不杀的意见，匆忙决定将史云峰处以死刑。１２月１９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１０个星期日，这位最有资格享受胜利美酒的人，却被惨杀了，牺牲时年仅２８岁。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４日，吉林省暨长春市召开大会，为史云峰彻底平反昭雪，并恢复其团籍，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２日，《中国青年报》刊登题为《丹心照汗青》的长篇通讯，介绍了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可歌可泣的事迹。
　　李连兴：河北省吴桥县人。“文革”期间为吴桥县机械厂工人。１９７５年，《红旗》杂志抛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一文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透了这篇文章的反动实质，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同年７月１５日，他把批判文章寄给吴桥县委负责人。在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姚文元和林彪是一丘之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安定团结，阻碍国民经济发展，他的下场将比林彪更可耻。批判文章寄出不久，李连兴就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入狱后的第四天，李连兴在牢房的墙上写下了“悼念陈毅、贺龙，打倒姚文元，保卫邓小平!向革命老前辈致敬!”２４个大字，还在《红旗》杂志上写下了“打倒姚文元，保卫邓小平”的标语。在狱中，李连兴还写下了几万字的批判文章和一本诗集，愤怒声讨姚文元，热情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还把审判庭当作揭露姚文元一伙的讲坛，理直气壮地说：“姚文元的文章就是反动的。”“姚文元就是政治上的教唆犯。”他还一次又一次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要为真理、正义而斗争!”在无数次的游斗中，他都昂首挺胸、正气凛然。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７日，李连兴获释出狱回厂，之后不久被平反、恢复名誉。
　　

　　汤玲英：女。“文革”开始时为湖南省醴陵县红旗陶器厂会计。１９６８年６月３日，她在厂内张贴大字报，针对林彪、“四人帮”掀起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逆流，用大量事实说明建国１７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歌颂党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她曾说：“谁反对刘、邓、陶，我就坚决反对谁!”被审查后，她仍在批斗会上和书面“反省”中说：“我认为刘、邓、陶不是叛徒。”１９６８年８月，汤玲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在参加“劳动改造”期间，她始终没有屈服，仍然坚持“刘少奇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１９７０年３月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１９８０年５月，汤玲英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王立山：“文革”开始时，１４岁的王立山正在北京一所中学的一年级读书。１９６９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在北京百万人民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已在山西省太原市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建筑处当工人的王立山，也勇敢地加入了这一伟大行列。４月５日，他手捧嵌在镜框里的自己含泪写成的悼念周总理的七言诗，来到天安门广场，把镜框放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西侧。当他在广场转了半个多小时后，发现镜框不见了，就挤出人海，在前门外一商店买了笔和纸，写下这样一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他把这首诗贴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４月７日，广播里传出了被歪曲、颠倒了的“天安门事件”，他的这首诗也被当作重要的“罪证”加以引用。于是，这首诗很快被传遍四面八方。而追查此诗作者便成了所谓“００１号反革命案件”。为了躲过“四人帮”的缉捕，王立山化了装，从北京跑到太原，才免遭迫害。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８年，“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王立山不肯张扬的那一页光荣历史也被人们广为传颂。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王立山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７９年４月５日，在纪念“四五运动”３周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发扬“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的社论，同时还发表了介绍他英雄事迹的题为《扬眉剑出鞘》的长篇通讯。
　　郭维彬：女。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时为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图书馆管理员的郭维彬写了一篇题为《到底谁错了》的文章，并在群众大会上勇敢地公开了自己文章所阐明的观点：刘少奇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央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而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当天，郭维彬被逮捕。在狱中，虽然受尽种种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并无所畏惧地高喊“打倒林彪”、“把江青从中央赶出去”等口号。由于捍卫真理宁死不屈，曾于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６年两次被呈报判死刑，因黑龙江省司法机关有关同志的抵制，才使她幸免于难。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郭维彬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无罪释放，结束了长达１１年的狱中生活。１９８０年秋，郭维彬获彻底平反，并被增补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０年９月３０日，《黑龙江日报》曾发表了介绍她英雄事迹的题为《她在诉说……》的长篇通讯。
　　庄辛辛：出身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文革”开始时仅１４岁。１９７３年，他在日记中写下了《给江青的一封信》，历数了江青以“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煽动武斗、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颠倒敌我的罪行。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和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基础》后，庄辛辛敏感地意识到：这帮家伙又要向革命干部和群众挥舞屠刀了。于是，当时为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电工的庄辛辛，于１９７６年４月８日写了一封信寄给《人民日报》，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舍得一身剐，敢把阴谋家拉下马”等革命口号。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７日，庄辛辛被“四人帮”一伙逮捕。同年９月２９日，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在狱中，他没有向“四人帮”屈服，而是一连写了三份申诉书，阐明自己的观点。因“四人帮”流毒的影响，他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半之后才被彻底平反。
　　董秀芝：女。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唐山矿冶学院，“文革”开始时为河北省承德矿山机械厂技术员。“文革”开始后，面对着许多老干部被诬蔑为“走资派”，反复受到批斗的怪现象，她给承德大批判组写了一封长信，无情地揭露了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的反革命伎俩，指责他们“以专政为名，封革命者之口”。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３日深夜，董秀芝被抓走。８月１２日，她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认为林彪、江青是反革命分子，中国不能让他们做政治舞台的主角。”这封没有寄出的信，使她的问题升了级。后来，她又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长达２万字的《建议书》，建议党中央审查林彪、江青等人的历史，纯洁“无产阶级司令部”。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董秀芝被逮捕。在审讯室里，她大义凛然，在回答审讯人员的问话时说：“我认为林彪、江青代表资产阶级。”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董秀芝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犯”的大牌子游街示众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７日，被关押了长达７年的董秀芝获释出狱。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１日，中共承德市委、市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为董秀芝彻底平反。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真理而斗争的女战士董秀芝》的长篇通讯，介绍了她为捍卫真理而斗争的事迹。
　　石仁祥：安徽省和县人。１９６８年４月，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和县水利局工作。“九大”前夕，他觉察到林彪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不由怒火心中烧，日夜奋笔疾书写下了《致党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并自己刻版，油印７份，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６日毅然寄给党中央，同时发往武汉军区、济南军区以及南京、西藏的空军领导机关。在信中，他历数了林彪的种种罪状，揭露林彪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指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对人民危害太大。坚决打倒林彪!”在信的末尾，他无所畏惧地署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此后，他还写了《对林彪要全党全国全军共讨之》等文章，锋芒所向直指林彪：“林彪是万害祸根!”“林彪做的坏事愈多，失败愈惨!”寄出信后，他于１９６９年１月８日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继续战斗，从没有放弃反对林彪的观点。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２日，这位年仅２９岁的勇士被诬以“罪恶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等罪名，惨遭杀害。临刑前，他慷慨激昂地说：“你们可以杀我，但若干年后，会证明我是对的!”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９年春，中共安徽省委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８日，《人民日报》以《灿烂的红花》为题，发表长篇通讯，介绍了他反对林彪的事迹。
　　遇罗克：１９４２年生于北京。“文革”前因父母被错划为“右派”，两次参加高考都未被录取。１９６６年９月，撰写了批驳“血统论”的文章《出身论》。在文章中他剖析了流毒甚广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指出：“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并认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同年１２月，《出身论》被广为张贴、散发，传遍全国。由于《出身论》偏离了陈伯达、江青等人赞同的“血统论”的本意，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面对来自有“至高无上”权力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遇罗克始终坚强不屈。１９６８年１月初，他被逮捕，罪名是“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在狱中，面对频繁的审讯，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林彪、江青反革命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面对死亡，他昂然挺立，不肯低头，为坚持真理壮烈献身。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他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５日，《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介绍了他的英雄事迹，题为《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