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25 11:37:38yuluoke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修訂本)
書 名：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修訂本)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电子书版）下载地址
http://chinaway.org/bbs/viewthread.php?tid=206
http://share.ovi.com/media/mdmailbo-57.111/mdmailbo-57.10025
（大陆网友在google海外版搜索引擎可检索到该书电子版下载）
書 號： 2014100001 出版社 ： 開放出版社
作 者： 宗鳳嗚 頁 數： 400頁
譯 者： 印刷方式： 黑白印刷
版 式： 25開 ＩＳＢＮ： 9627934216
裝訂方式： 平裝 商品條碼： 9789627934219
系列名稱： 初版時間： 2007/6/1
定 價： 500元
■作者/譯者/編者．簡介：
宗鳳嗚
河南濮陽人，生於1920年1月19日。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縣委書記、地委宣傳部部長、副書記，長期同趙紫陽一起工作。經歷日佔區五次強化治安運動，國共內戰。1952年任貴州安順地委副書記。同年調任北京航空學院政治輔導處主任。1953年入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學習經濟。1955年任北京工業學院黨委書記。1957年入北京航空學院學習飛機發動機專業。畢業後謝絕趙紫陽任湛江市負責人的邀請。1962年起任哈爾濱航空發動機製造廠主要領導兼總工程師。文革之後，回北京作企業改革探索，任北京航空學院主要領導，被評為高級工程師。80年代中期從事中原貧困地區農村調查和扶貧工作，後調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任常務理事。1990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離休。1993年從經改會任上退下。1991年7月10日至2004年10月24日，以氣功師名義探視軟禁在北京富強胡同六號的趙紫上百次。
離休後的著作 :
<<奮鬥篇 : 理想、信念、追求>>
<<反思篇 :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醒悟篇 :心靈之旅>> (尚未出版)
■內容簡介：
趙紫陽(1919-2005)，中國八十年代著名的政治領袖。曾任國務院總理、中共總書記。主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新政，中外矚目。但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反對武力鎮壓，而被罷黜，軟禁至死，成為張學良式的傳奇人物。在長達十六年嚴厲的禁錮中，幸有一位趙的老戰友宗鳳鳴可以入室探訪，和趙上百次的密談，記錄了趙對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真相的披露。包括鄧小平如何垂簾聽政、趙和胡耀邦的關係、趙下台的真實原因、上書十五大的經過、對中國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分析，以及對六四後執政的江、胡班子的批評。還有對共產黨專政理論和歷史的反省、批判，提出思想啟蒙、議會民主、聯邦自治等多方面改革中國政治的主張。對中美關係、蘇聯演變及台灣問題也有獨到見解……顯示胡耀邦、趙紫陽這一代領導人廣闊的視野和罕見的才能與抱負。本書描述趙紫陽在中國政治舞台消失的悲劇，也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權威的史料。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出版前言
趙紫陽（1919—2005），中共建國後第二代政治家。於文革之後進入中央領導層，先後出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社會空前的轉型期的領導人。在任十年，推行「改革開放」路線，奠定今日中國經濟崛起的基礎。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在一九八九年驟然結束。在當年的北京學運及六四事件中，他一反共產黨的傳統，站在學生一邊，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黨內元老派罷黜。那年他七十歲。
在其後長達十六年的晚境中，趙紫陽遭到嚴厲的軟禁，被剝奪一位公民和黨員應有的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直至病逝。在此期間，趙紫陽對他的經歷，國家和黨的歷史、政策乃至意識形態，作了深刻的回顧與反省。這些反思的成果，透過他的一位同鄉和摯友宗鳳鳴先生記錄下來。宗鳳鳴比趙紫陽小三個月，他們在日本入侵的少年時代，投身中共革命，長期在中原地區共同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宗轉入科技部門，曾任航空航天大學黨委領導，一九九○年離休。對八九學運和趙紫陽命運的同情，使他成為趙軟禁中的常客。他以「氣功師」的名義，從一九九一年起，至二○○四年，探望趙紫陽上百次。兩位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殘酷鬥爭的老戰友，在北京富強胡同的院子裏，解除心障，探討真理。每次談話由宗鳳鳴記錄整理。
回憶錄作為知名的從政者向歷史告別的一份交待，在封閉的極權體制中，尚未形成慣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位時緊張得天天吃安眠藥，自然無暇顧及；即使下台或退休後，也囿於主客觀的種種局限，很難提筆著書。蘇共在斯大林去世後失勢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都沒有寫回憶錄，赫魯曉夫在西方出版的口述回憶錄，生前也不敢認帳。中共情況更為嚴峻，不僅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一代巨頭，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遺言，毛後鄧小平、陳雲、彭真等強人，也都沒有留下可稱為回憶錄的文字。其他大量的「革命回憶錄」都由官方寫手製作，經審批而後出版，史料價值微乎其微。趙紫陽在軟禁中有意記下若干往事，不只一個人建議他寫回憶錄。他也曾向當局要求提供有關他任職期間的（非機密）檔案資料，以備參考，但遭到拒絕。因此，宗鳳鳴整理的談話錄，就成為回憶錄的一種替代方式。
這本談話記錄顯示趙紫陽內心自省的深度和廣度。八十年代激烈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特別是趙和鄧小平、胡耀邦的三角關係，是書中多次闡述的話題。趙對傳說紛紜的一系列事件提供證詞，進而交待自己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的角色。這是研究八十年代中國真相的一份具權威性的材料。在對中共體制的歷史回顧中，趙紫陽是毛時代以來，第一個毫不含糊地批判專政教條的中共領袖。他認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最有威望的領袖來實現的論斷，只會導致個人專政與專制制度。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民主與法治便沒有希望。但是，趙的一切判斷更多的是來自數十年的政治實踐，尤其在經濟領域，他對中外管理體制的熟悉與研究，處處可見。他主張政策的依據只能是實效和民意，而不是理論，更不是什麼終極的目標。他在軟禁中坦承，他已從過去「經濟的改革者，政治的保守者」開始轉變。趙紫陽晚年的世界觀，顯然已經很大程度地從中共正統轉向認同當代普世的價值標準，推崇民主、法治、人權，還政於民。對中共數十年的苛政，他有痛心的懺悔﹕「我們欠老百姓的太多了，我們在還債啊！」基於對國情的憂慮，他不贊成政治上激進的西方化。
宗鳳鳴不僅是趙紫陽談話的記錄者，也是趙與外部世界的聯絡者，他不斷地給趙提供最新的各種資訊，並聽取趙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趙對軟禁期間國內外重大事件及知名人物，包括中共各屆領導人的直率看法。趙紫陽一改身居高位時的謹言慎行，平靜而有條不紊地侃侃而談，經驗與睿智、膽略與習慣的話語分寸交織。這是歷史提供的一個僅存的空間，讓中共權力鏈接上，一個將永遠消失的世代——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有使命感也有國際觀的一代得以表露他們被扼殺的抱負。
對於出版者而言，這三十萬字的書稿記錄的趙紫陽，不僅是不計權力得失堅持獨立思想不屈服的前總書記，還是一位身陷囹圄、打破沉默，敢於背叛傳統的言者。出版這部談話錄對於言禁森嚴的中共體制更有突破意義，也為趙紫陽生平增添一段傳奇。
宗鳳鳴先生為了書稿的嚴肅性，以十餘年不懈的努力，處理素材，一稿再稿，終於成書。期間，書稿曾交予趙紫陽審閱。徵求過多位趙生前好友、同事的意見，獲得深切的支持。趙紫陽去世後，出版談話錄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致國內外廣泛關注和期待，甚至在香港出現風波。中共當局更是力圖阻撓談話錄的出版。
本書是著作者宗鳳鳴先生授權的最後修訂的完整版本，前四十七篇，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九月的諸次談話記錄。「續篇」是談話因趙上書中共十五大而中斷數月後，一九九八年五月重開，至二○○四年十月（即趙臨終前兩個多月）的三十四篇記錄。書中穿插數篇私下安排的對趙的訪問記，大部分都是首次正式發表。各篇均以時間順序編排。
金鐘 2007年1月9日 香港
（補記﹕本書初版時間緊迫，作者身體欠佳，對遺留之文字疏漏，在最近香港第五刷時作了一次全面修訂。 ——2007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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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號： 2014100001 出版社 ： 開放出版社
作 者： 宗鳳嗚 頁 數： 400頁
譯 者： 印刷方式： 黑白印刷
版 式： 25開 ＩＳＢＮ： 9627934216
裝訂方式： 平裝 商品條碼： 9789627934219
系列名稱： 初版時間： 2007/6/1
定 價： 500元
■作者/譯者/編者．簡介：
宗鳳嗚
河南濮陽人，生於1920年1月19日。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縣委書記、地委宣傳部部長、副書記，長期同趙紫陽一起工作。經歷日佔區五次強化治安運動，國共內戰。1952年任貴州安順地委副書記。同年調任北京航空學院政治輔導處主任。1953年入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學習經濟。1955年任北京工業學院黨委書記。1957年入北京航空學院學習飛機發動機專業。畢業後謝絕趙紫陽任湛江市負責人的邀請。1962年起任哈爾濱航空發動機製造廠主要領導兼總工程師。文革之後，回北京作企業改革探索，任北京航空學院主要領導，被評為高級工程師。80年代中期從事中原貧困地區農村調查和扶貧工作，後調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任常務理事。1990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離休。1993年從經改會任上退下。1991年7月10日至2004年10月24日，以氣功師名義探視軟禁在北京富強胡同六號的趙紫上百次。
離休後的著作 :
<<奮鬥篇 : 理想、信念、追求>>
<<反思篇 :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
<<醒悟篇 :心靈之旅>> (尚未出版)
■內容簡介：
趙紫陽(1919-2005)，中國八十年代著名的政治領袖。曾任國務院總理、中共總書記。主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新政，中外矚目。但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反對武力鎮壓，而被罷黜，軟禁至死，成為張學良式的傳奇人物。在長達十六年嚴厲的禁錮中，幸有一位趙的老戰友宗鳳鳴可以入室探訪，和趙上百次的密談，記錄了趙對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真相的披露。包括鄧小平如何垂簾聽政、趙和胡耀邦的關係、趙下台的真實原因、上書十五大的經過、對中國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分析，以及對六四後執政的江、胡班子的批評。還有對共產黨專政理論和歷史的反省、批判，提出思想啟蒙、議會民主、聯邦自治等多方面改革中國政治的主張。對中美關係、蘇聯演變及台灣問題也有獨到見解……顯示胡耀邦、趙紫陽這一代領導人廣闊的視野和罕見的才能與抱負。本書描述趙紫陽在中國政治舞台消失的悲劇，也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權威的史料。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出版前言
趙紫陽（1919—2005），中共建國後第二代政治家。於文革之後進入中央領導層，先後出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社會空前的轉型期的領導人。在任十年，推行「改革開放」路線，奠定今日中國經濟崛起的基礎。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在一九八九年驟然結束。在當年的北京學運及六四事件中，他一反共產黨的傳統，站在學生一邊，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黨內元老派罷黜。那年他七十歲。
在其後長達十六年的晚境中，趙紫陽遭到嚴厲的軟禁，被剝奪一位公民和黨員應有的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直至病逝。在此期間，趙紫陽對他的經歷，國家和黨的歷史、政策乃至意識形態，作了深刻的回顧與反省。這些反思的成果，透過他的一位同鄉和摯友宗鳳鳴先生記錄下來。宗鳳鳴比趙紫陽小三個月，他們在日本入侵的少年時代，投身中共革命，長期在中原地區共同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宗轉入科技部門，曾任航空航天大學黨委領導，一九九○年離休。對八九學運和趙紫陽命運的同情，使他成為趙軟禁中的常客。他以「氣功師」的名義，從一九九一年起，至二○○四年，探望趙紫陽上百次。兩位經歷了半個多世紀殘酷鬥爭的老戰友，在北京富強胡同的院子裏，解除心障，探討真理。每次談話由宗鳳鳴記錄整理。
回憶錄作為知名的從政者向歷史告別的一份交待，在封閉的極權體制中，尚未形成慣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位時緊張得天天吃安眠藥，自然無暇顧及；即使下台或退休後，也囿於主客觀的種種局限，很難提筆著書。蘇共在斯大林去世後失勢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都沒有寫回憶錄，赫魯曉夫在西方出版的口述回憶錄，生前也不敢認帳。中共情況更為嚴峻，不僅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一代巨頭，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遺言，毛後鄧小平、陳雲、彭真等強人，也都沒有留下可稱為回憶錄的文字。其他大量的「革命回憶錄」都由官方寫手製作，經審批而後出版，史料價值微乎其微。趙紫陽在軟禁中有意記下若干往事，不只一個人建議他寫回憶錄。他也曾向當局要求提供有關他任職期間的（非機密）檔案資料，以備參考，但遭到拒絕。因此，宗鳳鳴整理的談話錄，就成為回憶錄的一種替代方式。
這本談話記錄顯示趙紫陽內心自省的深度和廣度。八十年代激烈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特別是趙和鄧小平、胡耀邦的三角關係，是書中多次闡述的話題。趙對傳說紛紜的一系列事件提供證詞，進而交待自己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的角色。這是研究八十年代中國真相的一份具權威性的材料。在對中共體制的歷史回顧中，趙紫陽是毛時代以來，第一個毫不含糊地批判專政教條的中共領袖。他認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最有威望的領袖來實現的論斷，只會導致個人專政與專制制度。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民主與法治便沒有希望。但是，趙的一切判斷更多的是來自數十年的政治實踐，尤其在經濟領域，他對中外管理體制的熟悉與研究，處處可見。他主張政策的依據只能是實效和民意，而不是理論，更不是什麼終極的目標。他在軟禁中坦承，他已從過去「經濟的改革者，政治的保守者」開始轉變。趙紫陽晚年的世界觀，顯然已經很大程度地從中共正統轉向認同當代普世的價值標準，推崇民主、法治、人權，還政於民。對中共數十年的苛政，他有痛心的懺悔﹕「我們欠老百姓的太多了，我們在還債啊！」基於對國情的憂慮，他不贊成政治上激進的西方化。
宗鳳鳴不僅是趙紫陽談話的記錄者，也是趙與外部世界的聯絡者，他不斷地給趙提供最新的各種資訊，並聽取趙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趙對軟禁期間國內外重大事件及知名人物，包括中共各屆領導人的直率看法。趙紫陽一改身居高位時的謹言慎行，平靜而有條不紊地侃侃而談，經驗與睿智、膽略與習慣的話語分寸交織。這是歷史提供的一個僅存的空間，讓中共權力鏈接上，一個將永遠消失的世代——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有使命感也有國際觀的一代得以表露他們被扼殺的抱負。
對於出版者而言，這三十萬字的書稿記錄的趙紫陽，不僅是不計權力得失堅持獨立思想不屈服的前總書記，還是一位身陷囹圄、打破沉默，敢於背叛傳統的言者。出版這部談話錄對於言禁森嚴的中共體制更有突破意義，也為趙紫陽生平增添一段傳奇。
宗鳳鳴先生為了書稿的嚴肅性，以十餘年不懈的努力，處理素材，一稿再稿，終於成書。期間，書稿曾交予趙紫陽審閱。徵求過多位趙生前好友、同事的意見，獲得深切的支持。趙紫陽去世後，出版談話錄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致國內外廣泛關注和期待，甚至在香港出現風波。中共當局更是力圖阻撓談話錄的出版。
本書是著作者宗鳳鳴先生授權的最後修訂的完整版本，前四十七篇，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九月的諸次談話記錄。「續篇」是談話因趙上書中共十五大而中斷數月後，一九九八年五月重開，至二○○四年十月（即趙臨終前兩個多月）的三十四篇記錄。書中穿插數篇私下安排的對趙的訪問記，大部分都是首次正式發表。各篇均以時間順序編排。
金鐘 2007年1月9日 香港
（補記﹕本書初版時間緊迫，作者身體欠佳，對遺留之文字疏漏，在最近香港第五刷時作了一次全面修訂。 ——2007年4月18日）
李锐：珍贵的记录《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序
作者：李锐（前毛泽东政治秘书）
【大纪元2月9日讯】《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部书稿终于要出版了，可喜可贺。宗凤鸣同志嘱我为此书作序，当是义不容辞事。
我是湖南人，紫阳是河南人，都在湘豫两省之间的武汉读过书。我比他大两三岁，我在武汉大学时，他在武昌高级中学。“一二.九”运动时，我参加武汉秘密学联活动，他的同班同学密加凡和孙士祥同我关系密切。一九八○年，他到国务院工作，我们才常见面。
八十年代紫阳在位时，我同他有过两次重要接触。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谈三峡问题。他是比较赞成我的看法的，曾将我写的《对水利工作的意见》批转给当时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作为会议一号文件。
再一次是在一九八七年谈邓力群问题。我告诉他有人正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并谈了我对此事此人的看法，随后又写了一封致“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的信。紫阳很快就将此信转呈邓小平。邓也很快就作出“撤销邓力群的一切职务”的批示。前后仅三四天时间。
紫阳被软禁后，我同他有过三次直接接触，两次是在他的家里，一次是在他的病房里。
在紫阳家里的这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单独去的，一次是我同宗凤鸣一起去的。我们谈了许许多多问题。
．决意改变党垄断一切的状况
记得当时自己曾建议紫阳写回忆录，把他的重要经历尤其是“六四”经历写出来，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他是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要是不说，后人就有可能弄不大清楚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紫阳说，他会考虑我这个建议的。后来，他专门托宗凤鸣转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会把有关“六四”的材料留下来，把他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有关“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人。
还记得当时紫阳对吴江误写他的一件事耿耿于怀。吴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赵紫阳曾于一九八四年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告胡耀邦的状。紫阳同我说，当时的确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但信的内容是谈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状；幸好还留下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复印件。紫阳还说，自己处于被软禁状态，无法站出来说明情况，辨析真伪，曾希望吴江能够做一个更正说明；可是，吴置之不理，令他十分伤感。我听了他的这番说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觉得他讲的是实情。
在紫阳病房里的那次见面，是我与老伴一起去的。由于老伴的坚持，我们在门口磨了半个小时，才被允许入内探视。见面后，我首先代表许多老同志向紫阳问好，希望他多加保养。在随后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宗凤鸣写的《理想。信念。追求》，一本是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两本书都谈到了紫阳，谈到了他所提出的中国改革路线和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紫阳很关心这两位作者的处境，生怕这两位作者因替他说话而受到连累。我告诉他，这两位元作者所在单位的领导都找他们谈话了，查问他们为什么要出这两本书；不过，他们目前都还能正常生活。紫阳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是我同紫阳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在十余天后就去世了。我可能是他最后见到的一位老同志了。
在这个党的历任领导人中，赵紫阳是很难得的一位。他能够吸取这个党的历史教训，还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好东西，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普世规律，竭力要把中国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他主张中国不仅要搞经济发展，还要搞民主与法治建设，并因此而同邓小平发生分歧。这一分歧集中地表现在当代中国改革究竟包括不包括政治改革这一问题上。
邓小平只赞成搞经济改革，不允许搞政治改革，主张在强化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结果搞出来的只能是腐败丛生的市场经济，或说是权贵肆行的资本主义，其间充斥着大量的权钱交易现象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并因此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如干群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等等。如今这些社会矛盾仍在发展，有可能孕育成各种社会危机。
赵紫阳则主张不仅要搞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相结合的道路。
他决意要改变这个党的由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力主扩大党的民主，变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不设总书记的职务，采取中央常委轮流坐庄的方式，以防止个人专权。
他还决意要改变这个党在这个国家里垄断一切（包括垄断人的一切权利）的状况，力主扩大社会民主，变一党专政国家为民主法治国家。他主张要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级领导干部，差额选举省级和省以上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国务院各部委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部门；同时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实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给人们以言论自由。
紫阳还积极反“左”。一九八三年，他与耀邦联手制止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搞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闹剧，使得这场左派复辟活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戛然而止。
一九八七年，耀邦被逼辞职，左派再次反扑，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狂潮。紫阳及时发表“五．一三”讲话，坚决阻止这一狂潮的蔓延，随即拆掉邓力群的“左庙”即“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更名《红旗》杂志为《求是》杂志。
一九八九年，耀邦去世，学潮骤起。紫阳坚持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主张和平对话，反对军事戒严，不惜为此而丢弃权位，并失去自由，遭受漫长无期的软禁，直到去世。
在我们这个党的历史上，接连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任总书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说前者是这个党的“良心”，后者是这个党的“大脑”。
这两任总书记都积极推进改革事业，并且都主张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问题上超越了邓小平，并也因此触怒了邓小平，引发了历史悲剧。
不过，这两任总书记也有些区别。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阳则走得要远些，如为淡化党的领导而要取消国家机关党组。在个人政治结局上，耀邦最终做了违心检查，紫阳则拒绝做出违心检查，并为此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
我曾当面问过耀邦为什么要做那个检查。他答道，我还要顾及这个家。他是担心因自己的问题而连累家人。
后来紫阳也面临当年耀邦曾面临的问题，也要考虑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有可能连累家人的问题。为此，他召开了家庭会议，征求家人意见。家人都表示支持他，无怨无悔。
紫阳也就没有许多后顾之忧了，于是做出反对戒严和拒绝检讨的决定。他的这个决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一是为坚持真理而准备牺牲自己的决定──他当时已做好了要坐牢的准备；
二是改写了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史的决定──他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位拒绝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也是中共建党后继陈独秀后第二位拒绝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
总之，紫阳做出这个决定，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
．用心地看过初稿和二稿
受宗凤鸣委托，我看过这本书的初稿。后又受宗凤鸣和赵紫阳家人的委托，我又看过这本书的二稿。我每次看稿都看得比较用心，记得看第二稿前前后后看了很长时间，看得视力模糊。
我看得比较用心就是考虑到，由于紫阳本人没有留下回忆录，而其他人也不可能在这长达十几年时间里频频与他作倾心交谈并作详细记录；因此，宗凤鸣这本书就具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紫阳在软禁中的许多次谈话，许多次有关这个党、这个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谈话，尤其是有关当代中国改革问题的谈话。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本书，紫阳的许多重要思想就不会保存下来，至少不会保存得像这本书所记述得那样清晰。
当然，这部书稿所记述的，只能说是紫阳的一些重要思想，还不能说是紫阳的所有重要思想。
不过，这部本书稿从总体上看，还是非常珍贵的。可以这么说，这部书稿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续地记述了赵紫阳在被软禁十几年间的上百次谈话，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
．宗凤鸣是我们和紫阳的联络员
在同宗凤鸣多年接触中，我能感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很谦虚，也很实在。
我们许多老同志还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能够为探视被软禁的老战友，而敢以“气功师”的名义去闯戒备森严的赵家门卫，居然闯关成功。
也正因此，他在这十几年中，事实上成了我们这些老同志与赵紫阳之间的联络员。一方面，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我们对时局的看法带进去告诉紫阳；另一方面，又将紫阳的回馈意见带出来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十几年中，认真地记下了他同紫阳的许多次谈话，并把这些谈话集结整理成了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本书。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前文已说过，赵紫阳反对戒严和拒绝检讨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我在此处还要说，宗凤鸣写出这本书，不仅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而且是对赵紫阳个人及其历史负责。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都为紫阳交了这样一个侠义老友而感到庆幸。
总之，宗老写出这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偶尔地记下了紫阳的某几次谈话，而是持续十多年地记下了紫阳的上百次谈话。另外，他也不是写文章出身的，也没有做过记者，只是到了晚年才开始写书，并且一写就写很重要的书，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我们应当向宗老致敬。
听说有关部门已经找宗老谈过话，查问他写这本书的事，不知会查问出什么结果来。我想时代已经进步了，总要讲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吧。最后，我这个已九十岁的老头祝他这个快九十岁的老头，高高兴兴地写书，平平安安地出书。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作者：李锐（前毛泽东政治秘书）
【大纪元2月9日讯】《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这部书稿终于要出版了，可喜可贺。宗凤鸣同志嘱我为此书作序，当是义不容辞事。
我是湖南人，紫阳是河南人，都在湘豫两省之间的武汉读过书。我比他大两三岁，我在武汉大学时，他在武昌高级中学。“一二.九”运动时，我参加武汉秘密学联活动，他的同班同学密加凡和孙士祥同我关系密切。一九八○年，他到国务院工作，我们才常见面。
八十年代紫阳在位时，我同他有过两次重要接触。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谈三峡问题。他是比较赞成我的看法的，曾将我写的《对水利工作的意见》批转给当时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作为会议一号文件。
再一次是在一九八七年谈邓力群问题。我告诉他有人正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并谈了我对此事此人的看法，随后又写了一封致“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的信。紫阳很快就将此信转呈邓小平。邓也很快就作出“撤销邓力群的一切职务”的批示。前后仅三四天时间。
紫阳被软禁后，我同他有过三次直接接触，两次是在他的家里，一次是在他的病房里。
在紫阳家里的这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单独去的，一次是我同宗凤鸣一起去的。我们谈了许许多多问题。
．决意改变党垄断一切的状况
记得当时自己曾建议紫阳写回忆录，把他的重要经历尤其是“六四”经历写出来，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他是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要是不说，后人就有可能弄不大清楚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紫阳说，他会考虑我这个建议的。后来，他专门托宗凤鸣转告我，要我放心，他至少会把有关“六四”的材料留下来，把他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有关“六四”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人。
还记得当时紫阳对吴江误写他的一件事耿耿于怀。吴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赵紫阳曾于一九八四年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告胡耀邦的状。紫阳同我说，当时的确给邓小平和陈云写了一封信，但信的内容是谈其他的事，而不是告耀邦的状；幸好还留下这封信的底稿，送你一份复印件。紫阳还说，自己处于被软禁状态，无法站出来说明情况，辨析真伪，曾希望吴江能够做一个更正说明；可是，吴置之不理，令他十分伤感。我听了他的这番说明，看了他的那封原信，觉得他讲的是实情。
在紫阳病房里的那次见面，是我与老伴一起去的。由于老伴的坚持，我们在门口磨了半个小时，才被允许入内探视。见面后，我首先代表许多老同志向紫阳问好，希望他多加保养。在随后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宗凤鸣写的《理想。信念。追求》，一本是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两本书都谈到了紫阳，谈到了他所提出的中国改革路线和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紫阳很关心这两位作者的处境，生怕这两位作者因替他说话而受到连累。我告诉他，这两位元作者所在单位的领导都找他们谈话了，查问他们为什么要出这两本书；不过，他们目前都还能正常生活。紫阳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是我同紫阳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在十余天后就去世了。我可能是他最后见到的一位老同志了。
在这个党的历任领导人中，赵紫阳是很难得的一位。他能够吸取这个党的历史教训，还能够吸收西方的一些好东西，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普世规律，竭力要把中国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他主张中国不仅要搞经济发展，还要搞民主与法治建设，并因此而同邓小平发生分歧。这一分歧集中地表现在当代中国改革究竟包括不包括政治改革这一问题上。
邓小平只赞成搞经济改革，不允许搞政治改革，主张在强化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搞市场经济。结果搞出来的只能是腐败丛生的市场经济，或说是权贵肆行的资本主义，其间充斥着大量的权钱交易现象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并因此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如干群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等等。如今这些社会矛盾仍在发展，有可能孕育成各种社会危机。
赵紫阳则主张不仅要搞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走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相结合的道路。
他决意要改变这个党的由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力主扩大党的民主，变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制原则。他曾提出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不设总书记的职务，采取中央常委轮流坐庄的方式，以防止个人专权。
他还决意要改变这个党在这个国家里垄断一切（包括垄断人的一切权利）的状况，力主扩大社会民主，变一党专政国家为民主法治国家。他主张要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级领导干部，差额选举省级和省以上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国务院各部委不设党组，党委不设对口部门；同时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实行工人自治、村民自治，给人们以言论自由。
紫阳还积极反“左”。一九八三年，他与耀邦联手制止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搞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闹剧，使得这场左派复辟活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戛然而止。
一九八七年，耀邦被逼辞职，左派再次反扑，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狂潮。紫阳及时发表“五．一三”讲话，坚决阻止这一狂潮的蔓延，随即拆掉邓力群的“左庙”即“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更名《红旗》杂志为《求是》杂志。
一九八九年，耀邦去世，学潮骤起。紫阳坚持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主张和平对话，反对军事戒严，不惜为此而丢弃权位，并失去自由，遭受漫长无期的软禁，直到去世。
在我们这个党的历史上，接连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任总书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说前者是这个党的“良心”，后者是这个党的“大脑”。
这两任总书记都积极推进改革事业，并且都主张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因而都在此问题上超越了邓小平，并也因此触怒了邓小平，引发了历史悲剧。
不过，这两任总书记也有些区别。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耀邦走得要早些，紫阳则走得要远些，如为淡化党的领导而要取消国家机关党组。在个人政治结局上，耀邦最终做了违心检查，紫阳则拒绝做出违心检查，并为此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
我曾当面问过耀邦为什么要做那个检查。他答道，我还要顾及这个家。他是担心因自己的问题而连累家人。
后来紫阳也面临当年耀邦曾面临的问题，也要考虑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有可能连累家人的问题。为此，他召开了家庭会议，征求家人意见。家人都表示支持他，无怨无悔。
紫阳也就没有许多后顾之忧了，于是做出反对戒严和拒绝检讨的决定。他的这个决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一是为坚持真理而准备牺牲自己的决定──他当时已做好了要坐牢的准备；
二是改写了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史的决定──他是中共建国后第一位拒绝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也是中共建党后继陈独秀后第二位拒绝做检讨的下台总书记。
总之，紫阳做出这个决定，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
．用心地看过初稿和二稿
受宗凤鸣委托，我看过这本书的初稿。后又受宗凤鸣和赵紫阳家人的委托，我又看过这本书的二稿。我每次看稿都看得比较用心，记得看第二稿前前后后看了很长时间，看得视力模糊。
我看得比较用心就是考虑到，由于紫阳本人没有留下回忆录，而其他人也不可能在这长达十几年时间里频频与他作倾心交谈并作详细记录；因此，宗凤鸣这本书就具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紫阳在软禁中的许多次谈话，许多次有关这个党、这个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谈话，尤其是有关当代中国改革问题的谈话。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本书，紫阳的许多重要思想就不会保存下来，至少不会保存得像这本书所记述得那样清晰。
当然，这部书稿所记述的，只能说是紫阳的一些重要思想，还不能说是紫阳的所有重要思想。
不过，这部本书稿从总体上看，还是非常珍贵的。可以这么说，这部书稿最突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续地记述了赵紫阳在被软禁十几年间的上百次谈话，从而真实地再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
．宗凤鸣是我们和紫阳的联络员
在同宗凤鸣多年接触中，我能感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很谦虚，也很实在。
我们许多老同志还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能够为探视被软禁的老战友，而敢以“气功师”的名义去闯戒备森严的赵家门卫，居然闯关成功。
也正因此，他在这十几年中，事实上成了我们这些老同志与赵紫阳之间的联络员。一方面，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我们对时局的看法带进去告诉紫阳；另一方面，又将紫阳的回馈意见带出来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十几年中，认真地记下了他同紫阳的许多次谈话，并把这些谈话集结整理成了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本书。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前文已说过，赵紫阳反对戒严和拒绝检讨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我在此处还要说，宗凤鸣写出这本书，不仅是对这个党、这个国家、这段历史负责，而且是对赵紫阳个人及其历史负责。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都为紫阳交了这样一个侠义老友而感到庆幸。
总之，宗老写出这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偶尔地记下了紫阳的某几次谈话，而是持续十多年地记下了紫阳的上百次谈话。另外，他也不是写文章出身的，也没有做过记者，只是到了晚年才开始写书，并且一写就写很重要的书，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此，我们应当向宗老致敬。
听说有关部门已经找宗老谈过话，查问他写这本书的事，不知会查问出什么结果来。我想时代已经进步了，总要讲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吧。最后，我这个已九十岁的老头祝他这个快九十岁的老头，高高兴兴地写书，平平安安地出书。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鲍彤：序《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作者：鲍彤（前赵紫阳秘书）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点击数：1984 更新时间：2/10/2007
（一）
我和宗先生见面虽然不多，相识已二十年。1986年前后，紫阳夫人梁伯琪大姐告诉我：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宗凤鸣退下来了，热心改革，愿意义务劳动，体改委如果有什么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可不可以请他参加？安志文知道了，很高兴，聘请他兼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员.
后来，我有机会和宗老见过一次面，听他谈在濮阳油田所作的调查。他主张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应忽视社区居民和地方财政的利益。宗老所追求的，是全社会受益。我至今记得他的感叹：濮阳地区是抗日根据地，五十年了，群众很穷很苦；许多国营大企业过去与民争利，今后应该主动关心群众的利益；油田越替群众着想，群众也就越会爱护油田。那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心于改革，热心于社会公益，是一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者。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有过两次波澜壮阔的大普及，或者说，大异化。第一次，它被毛泽东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阶级斗争 + 消灭私有制”，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为官府和斗争爱好者们共同勇于实践的信条.第二次，它被邓小平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稳定压倒一切 +发展是硬道理 + 先富起来”，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权力和金钱爱好者们皆大欢喜的现实。经过这样两次大普及之后，仍然热心於以全社会为本位，不忘无势无钱的劳苦大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中国越来越少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二）
后来我没有机会和宗老再见面，重逢竟在我坐牢以后。
我家客人历来不多。偶尔，1985年一天晚上，突如其来邓小平的一位女儿光临，说，科委在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请她父亲后天去讲话，她父亲说，你们给我起草个稿子，写得好，我就讲，写不好，我不讲.虽然离开科委已经五年，禁不住小平女儿几句“十万火急”，我被动员到丰台一个招待所里加了个夜班。第二天她告诉我，小平看了稿子，说，“好，我明天讲.”这就是《邓选》中那篇《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由来。不过闲话还是少说，言归正传。
话说多少年来，不速之客屈指可数。我坐牢后，慰问者反而络绎不绝.过去在反右中挨批，文革中挨斗，那些时候，连本机关的同事也迫于形势，必须和我“拉开距离，划清界线”。这一次，是“坐牢”，当“刑事犯”，性质之严重可知，而且在全党全国“大清查”的形势下，却引来了好些相识和不相识的宾客。宗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比我年长，心脏弱，从航空学院赶到木樨地，路相当长，但八年如一日，坚持每隔几个月必来探问。宗老就是这样古道热肠.蒋宗曹探一次监，就向我传达一次“谁谁谁问你好”，“谁谁谁要你保重”。这使我感动，“世道”变了，独夫民贼不可能永远操纵人心，心中油然泛起了这样一句句子：“旧雨新知入梦来。”
（三）
知道我被判徒刑七年，应于1996年5月期满，他届时来看我，却扑了空。因为中共中央在指令法院判我七年有期徒刑之后，犹未餍足，决定再一次超越法律，再一次用警车前呼后拥地把我押进西山脚下一个职工宿舍大院，再一次把我囚禁在解放军全天候密集守护的围墙里.不管怎么样，又过了一年，1997年4月底，我终於回家了，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我全家也被同步扫地出门，从木樨地扫到了八宝山。宗老又赶到八宝山来看我。幸好，八宝山用於监视和控制的各种现代化装置来不及紧急配套运行，土法上马的设施如铁栏杆、大铁门、小铁门、岗亭等也还没有装，二十四小时站岗放哨的人员尚未配齐.因此侥倖得很，宗老居然进了门，上了楼。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我於是知道，紫阳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友好故旧隔离殆绝.这些年来，唯独宗凤鸣以“气功师”的身份，尚能出入富强胡同。每见，赵必谈。谈后，宗必追记。几年中，谈了许多次，追记了许多篇，已经汇成了一个集子。宗把这个集子送给紫阳，紫阳自己没有过目，说，将来让鲍彤去斟酌吧。宗这次来，就是和我商量这件事，希望我“修改修改”。
但是鲍彤不能受命。两位老者之间的谈话需要保持历史原样。何况鲍彤的身份早已变了，不再是邓小平女儿为起草她父亲讲话而夤夜光顾的鲍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议决鲍彤是反革命一个。倘若这个反革命居然和被视为头号政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有什么“联系”，中共中央的新领导人会在何种心态支配下作出何种反应？紫阳将进一步蒙受何种伤害？当时我用了一句不是客套的话答覆这位长者：“我不能修改。”这使宗老失望，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四）
紫阳去年逝世，再也没有人能加害于他。于是宗老准备出书，幷辗转提出要我写序。这，我当然义不容辞.
紫阳说过“斟酌”，大致因为他不想“藏之名山”。追记的公布，肯定会受到广泛关注，这位前总理、前总书记已被软禁十七年，他曾经为人民工作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大家自然希望知道这位改革老人的晚年。何况这本集子追记了两位老人的谈话，跟由旁人捉刀、由“作者”读熟而后背诵之的那些“台词彙编”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允许读者自由选择，我深信，想读这本书的人一定比自愿买《江泽民文选》的人多得多，尽管据说三卷江选已经印得汗牛充栋，崛起成为当今全中国（也许还是全世界）销量第一。
出版赵紫阳谈话集的合法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正同出版《江泽民文选》的合法性绝对没有问题一样。只要中国的宪法是真宪法，只要中国人的出版自由是真自由，只要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真平等，公民宗凤鸣的出版自由应该和公民江泽民的出版自由一个样。
赵紫阳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不比任何中国人少，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内，其他等而下之的名人更不在话下。我这样说是以邓小平自己的名言为根据的。请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邓小平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据我所知，党的历届大会报告人所作的报告，当得起被邓小平誉为“一个字都不能动”的，只此一篇，别无其他；而十三大的报告人正是赵紫阳。这就是赵紫阳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地位。
宗凤鸣先生告诉我，紫阳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成小平同志开创的（或託付的）政治体制改革”。（大意如此。）从措辞上，也可以看出紫阳的襟怀和风格。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着重指出政治改革曾经得到邓小平的支持，符合当初的实况，也有利于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六四以后，中共高层对政治改革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症。前总书记像一位慈祥的长者，教育那些谈虎色变的人说：年轻人，用不着害怕，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洪水猛兽，那是小平同志亲自提出用来救民救国救党的好事情哪！
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存在着争论。邓小平认为，不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赵紫阳认为，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共产党.赵紫阳向邓小平说不，说的是真理，靠的是勇气。十多年了，新的领导人总是说，十三届四中全会已经就赵邓之争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不能变。这种色厉内荏的话，我看连说这话的人自己，如果还有良心，也不会相信。中共中央1989年的决定，同中共中央1957年的决定、1959年的决定、1966年的决定……以及其他一切决定一样，都没有不受时间检验的特权，都应该由后人自由自在去进行审查和判断。
中国除了宪法，还有书报审查机构。书报审查机构的地位看起来比宪法低得多，但拥有的权力比宪法不知道大多少倍。在中国，书报审查机构有权和宪法对着干，有权规定哪些观点禁止传播，哪些事件不准报道，哪些人的名字不得在书刊上出现……。比方说，谈到香港回归的历史，只准提英国方面的签署人撒切尔夫人，不准提中国自己的签署人赵紫阳，这就泄漏了一个超级秘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名字，已经被本国当前的书报审查机构列在黑名单之中。因此，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版赵紫阳谈话录，存在着宪法无法克服的困难.好在除了大陆，还有香港。2003年7月1日港人反恶法大示威业已昭告全世界：港人治港必须兑现！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亲口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庄严保证，书报审查机构想公然抵赖，恐怕也难.所以，当宗凤鸣在大陆不能找到宪法所保证的自由时，在香港能！我庆幸此书终於得以在香港出版。我的心情和一切关心中国进步的人一样：希望先睹为快！
[ 附言：写到这里，听说国务院发布了加强对境外媒体管理的新规定。我不知道有关部门将就此作出何种解释，也不知道它将依靠什么手段去实施。不过，我想，不应该影响这本书从香港传入大陆。赵紫阳直到去世，一直是共产党的党员，中共中央主动在他的遗体上覆盖了镰刀斧头的党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书报审查机构不应该背着本党中央去查禁本党党员赵紫阳的书。我也不相信书报检查官精通无中生有的魔术，居然能从伟大的公民赵紫阳的谈话中找得出什么查禁的理由来。]
2006年9月10日
作者：鲍彤（前赵紫阳秘书）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点击数：1984 更新时间：2/10/2007
（一）
我和宗先生见面虽然不多，相识已二十年。1986年前后，紫阳夫人梁伯琪大姐告诉我：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宗凤鸣退下来了，热心改革，愿意义务劳动，体改委如果有什么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可不可以请他参加？安志文知道了，很高兴，聘请他兼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员.
后来，我有机会和宗老见过一次面，听他谈在濮阳油田所作的调查。他主张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应忽视社区居民和地方财政的利益。宗老所追求的，是全社会受益。我至今记得他的感叹：濮阳地区是抗日根据地，五十年了，群众很穷很苦；许多国营大企业过去与民争利，今后应该主动关心群众的利益；油田越替群众着想，群众也就越会爱护油田。那天他给我的印象是，热心于改革，热心于社会公益，是一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者。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有过两次波澜壮阔的大普及，或者说，大异化。第一次，它被毛泽东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阶级斗争 + 消灭私有制”，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为官府和斗争爱好者们共同勇于实践的信条.第二次，它被邓小平界定为“共产党领导一切 + 稳定压倒一切 +发展是硬道理 + 先富起来”，使“社会主义”得以成为权力和金钱爱好者们皆大欢喜的现实。经过这样两次大普及之后，仍然热心於以全社会为本位，不忘无势无钱的劳苦大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中国越来越少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二）
后来我没有机会和宗老再见面，重逢竟在我坐牢以后。
我家客人历来不多。偶尔，1985年一天晚上，突如其来邓小平的一位女儿光临，说，科委在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请她父亲后天去讲话，她父亲说，你们给我起草个稿子，写得好，我就讲，写不好，我不讲.虽然离开科委已经五年，禁不住小平女儿几句“十万火急”，我被动员到丰台一个招待所里加了个夜班。第二天她告诉我，小平看了稿子，说，“好，我明天讲.”这就是《邓选》中那篇《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由来。不过闲话还是少说，言归正传。
话说多少年来，不速之客屈指可数。我坐牢后，慰问者反而络绎不绝.过去在反右中挨批，文革中挨斗，那些时候，连本机关的同事也迫于形势，必须和我“拉开距离，划清界线”。这一次，是“坐牢”，当“刑事犯”，性质之严重可知，而且在全党全国“大清查”的形势下，却引来了好些相识和不相识的宾客。宗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比我年长，心脏弱，从航空学院赶到木樨地，路相当长，但八年如一日，坚持每隔几个月必来探问。宗老就是这样古道热肠.蒋宗曹探一次监，就向我传达一次“谁谁谁问你好”，“谁谁谁要你保重”。这使我感动，“世道”变了，独夫民贼不可能永远操纵人心，心中油然泛起了这样一句句子：“旧雨新知入梦来。”
（三）
知道我被判徒刑七年，应于1996年5月期满，他届时来看我，却扑了空。因为中共中央在指令法院判我七年有期徒刑之后，犹未餍足，决定再一次超越法律，再一次用警车前呼后拥地把我押进西山脚下一个职工宿舍大院，再一次把我囚禁在解放军全天候密集守护的围墙里.不管怎么样，又过了一年，1997年4月底，我终於回家了，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我全家也被同步扫地出门，从木樨地扫到了八宝山。宗老又赶到八宝山来看我。幸好，八宝山用於监视和控制的各种现代化装置来不及紧急配套运行，土法上马的设施如铁栏杆、大铁门、小铁门、岗亭等也还没有装，二十四小时站岗放哨的人员尚未配齐.因此侥倖得很，宗老居然进了门，上了楼。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我於是知道，紫阳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友好故旧隔离殆绝.这些年来，唯独宗凤鸣以“气功师”的身份，尚能出入富强胡同。每见，赵必谈。谈后，宗必追记。几年中，谈了许多次，追记了许多篇，已经汇成了一个集子。宗把这个集子送给紫阳，紫阳自己没有过目，说，将来让鲍彤去斟酌吧。宗这次来，就是和我商量这件事，希望我“修改修改”。
但是鲍彤不能受命。两位老者之间的谈话需要保持历史原样。何况鲍彤的身份早已变了，不再是邓小平女儿为起草她父亲讲话而夤夜光顾的鲍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议决鲍彤是反革命一个。倘若这个反革命居然和被视为头号政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有什么“联系”，中共中央的新领导人会在何种心态支配下作出何种反应？紫阳将进一步蒙受何种伤害？当时我用了一句不是客套的话答覆这位长者：“我不能修改。”这使宗老失望，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四）
紫阳去年逝世，再也没有人能加害于他。于是宗老准备出书，幷辗转提出要我写序。这，我当然义不容辞.
紫阳说过“斟酌”，大致因为他不想“藏之名山”。追记的公布，肯定会受到广泛关注，这位前总理、前总书记已被软禁十七年，他曾经为人民工作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大家自然希望知道这位改革老人的晚年。何况这本集子追记了两位老人的谈话，跟由旁人捉刀、由“作者”读熟而后背诵之的那些“台词彙编”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允许读者自由选择，我深信，想读这本书的人一定比自愿买《江泽民文选》的人多得多，尽管据说三卷江选已经印得汗牛充栋，崛起成为当今全中国（也许还是全世界）销量第一。
出版赵紫阳谈话集的合法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正同出版《江泽民文选》的合法性绝对没有问题一样。只要中国的宪法是真宪法，只要中国人的出版自由是真自由，只要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真平等，公民宗凤鸣的出版自由应该和公民江泽民的出版自由一个样。
赵紫阳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不比任何中国人少，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内，其他等而下之的名人更不在话下。我这样说是以邓小平自己的名言为根据的。请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邓小平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据我所知，党的历届大会报告人所作的报告，当得起被邓小平誉为“一个字都不能动”的，只此一篇，别无其他；而十三大的报告人正是赵紫阳。这就是赵紫阳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地位。
宗凤鸣先生告诉我，紫阳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成小平同志开创的（或託付的）政治体制改革”。（大意如此。）从措辞上，也可以看出紫阳的襟怀和风格。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着重指出政治改革曾经得到邓小平的支持，符合当初的实况，也有利于争取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六四以后，中共高层对政治改革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症。前总书记像一位慈祥的长者，教育那些谈虎色变的人说：年轻人，用不着害怕，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洪水猛兽，那是小平同志亲自提出用来救民救国救党的好事情哪！
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存在着争论。邓小平认为，不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赵紫阳认为，镇压群众的共产党一定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共产党.赵紫阳向邓小平说不，说的是真理，靠的是勇气。十多年了，新的领导人总是说，十三届四中全会已经就赵邓之争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不能变。这种色厉内荏的话，我看连说这话的人自己，如果还有良心，也不会相信。中共中央1989年的决定，同中共中央1957年的决定、1959年的决定、1966年的决定……以及其他一切决定一样，都没有不受时间检验的特权，都应该由后人自由自在去进行审查和判断。
中国除了宪法，还有书报审查机构。书报审查机构的地位看起来比宪法低得多，但拥有的权力比宪法不知道大多少倍。在中国，书报审查机构有权和宪法对着干，有权规定哪些观点禁止传播，哪些事件不准报道，哪些人的名字不得在书刊上出现……。比方说，谈到香港回归的历史，只准提英国方面的签署人撒切尔夫人，不准提中国自己的签署人赵紫阳，这就泄漏了一个超级秘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名字，已经被本国当前的书报审查机构列在黑名单之中。因此，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版赵紫阳谈话录，存在着宪法无法克服的困难.好在除了大陆，还有香港。2003年7月1日港人反恶法大示威业已昭告全世界：港人治港必须兑现！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亲口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庄严保证，书报审查机构想公然抵赖，恐怕也难.所以，当宗凤鸣在大陆不能找到宪法所保证的自由时，在香港能！我庆幸此书终於得以在香港出版。我的心情和一切关心中国进步的人一样：希望先睹为快！
[ 附言：写到这里，听说国务院发布了加强对境外媒体管理的新规定。我不知道有关部门将就此作出何种解释，也不知道它将依靠什么手段去实施。不过，我想，不应该影响这本书从香港传入大陆。赵紫阳直到去世，一直是共产党的党员，中共中央主动在他的遗体上覆盖了镰刀斧头的党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书报审查机构不应该背着本党中央去查禁本党党员赵紫阳的书。我也不相信书报检查官精通无中生有的魔术，居然能从伟大的公民赵紫阳的谈话中找得出什么查禁的理由来。]
2006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