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事評論 - 客座評論："地攤經濟"與習李暗鬥 ※

                  德國之聲中文網-作者:鄧聿文 2020-06-09 

“地攤經濟”的話題在中國熱起來，點“火”者是李克強。不過，沒有看到其他中國領導人附和他，鼓吹“地攤經濟”。政治時評人鄧聿文認為，這一現象體現了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的高層權力較量。

 （德國之聲中文網）“地攤經濟”尚未在中國“火”起來，就迎面被澆來一盆涼水。澆水的是中國首都北京市，《北京日報》6月7日發表評論員文章，稱“'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而在前一天，該報也引述北京市有關部門負責人的話，表達了同樣意思。在北京日報潑涼水後，央視也在同日表示地攤經濟並非靈丹妙藥， 一哄而起就會適得其反。 

北京市的舉動被敏感的媒體聞出了異味，認為是習近平和李克強的內鬥，大概因為這次“地攤經濟”的鼓吹手乃李克強，而北京是天子腳下，向來聽從和維護的是“天子”權威。 

“地攤經濟”的話題在中國熱起來，點“火”者是李克強。李在前不久的兩會記者會上談到如何保就業的問題時，舉了兩個例子——改革開放初的“大碗茶”以及成都設置3.6萬個流動商販攤位安置10萬人就業的事。他雖然沒有用“地攤經濟”這個詞，但官媒顯然捕捉到中央政策轉向的信號，加上中央文明辦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明確要求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成都設置流動商販攤位就是利用了這個寬鬆政策），於是紛紛報導中央重新開放“地攤經濟”，一些嗅覺靈敏的地方也積極行動，放鬆對“地攤經濟”的控制。李兩會後的首次考察，一個重點也是“地攤經濟”。

不過，沒有看到其他中國領導人附和他，鼓吹“地攤經濟”，三個主管經濟的副總理韓正、胡春華和劉鶴沒有這方面的報導，其他政治局委員更沒有。習近平也未就“地攤經濟”發出指示。看來確實是李一人在唱獨角戲，但這並非是他“一個人的共識”。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就業部分，有一句“合理設定流動攤販經營場所”，這在過去的政府工作報告裡是沒有的。政府工作報告雖由總理來作，但寫什麼不寫什麼，如何表述，卻不僅僅反映總理的意見，而是中國領導層的集體看法，尤其習近平的新時代，毋寧說更多體現習近平的意圖。 

具體到“地攤經濟”，不會所有的領導人都讚成或反對，其他中共要員不談“地攤經濟”，可能出於兩個原因，一是李克強推動“地攤經濟”最堅決，其他領導人包括李的國務院同僚不願掠他之“美”，於是不談該話題；二是在習近平的一人領導體制下，習沒有對“地攤經濟”發話——不論他是不同意重開“地攤經濟”還是覺得這個問題最好要李去管——其他人也就識相地避開這個問題。兩種可能性中第二種更大。因為在中共領導層，雖然每個人的分管領域不同，但如果作為中央的政策或意見，尤其是當務之急要處理的問題，其他人多少是要涉及該問題的，特別是若自己的分管領域與此有關。譬如三峽工程是已故總理鵬李鵬的遺產，在李作總理和委員長期間，其他中共領導人包括江澤民有時也會在公開場合談及三峽工程，客觀上替李鵬背書。原因在於三峽工程已成中央決策。其他中共領導避談“地攤經濟”，很可能是習沒有對此表態，故不能替李克強背書。這也顯示出今非昔比。

北京市公開反對“地攤經濟”也印證了這點。中國不像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可以反對或者不執行中央政府的決策和政策，好比這次美國騷亂，很多州公開反對特朗普動用軍隊鎮壓抗議人群。中國的政治傳統是，下面對上面的決策尤其中央決策，理解和不理解的，都要堅決執行，若抗命不遵，是犯了大忌的。有沒有地方反對中央或某個領導的情況？當然也有，但罕見，多半發生於中央權威的衰落（針對一把手）或者上面有實力人物的支持。北京敢公開叫板李克強，不會是前者，而是上面有人支持，這個“上面”，至少是作為政治局委員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至於蔡自恃與習近平的特殊關係而不把李放在眼裡，或者他得到習的明示或暗示，則不好確定。 

表面看，北京沒有直接反對“地攤經濟”，只是強調不適合北京，理由是北京作為全國首個減量發展的超大城市，有著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不應也不能發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不利於營造和諧宜居環境的經濟業態。但這個理由很牽強，因為人們也可以反駁，世界上其他大都市，如紐約、倫敦和巴黎，人家就不代表各自的國家形象？另外，以北京在中國政治文化的風向標作用，它如果表現出哪怕些微的反對意思，其他本來對放開“地攤經濟”三心二意的地方也就有藉口不開放，如上海已明確表示，未放開個人擺攤，怕一夜回到解放前。北京完全清楚這種政治示範效應，但仍然要公開“打臉”李克強，顯然是李對“地攤經濟”的號召觸動和損害了蔡奇的利益。因為“地攤經濟”的回歸是對蔡過去實行的清理“低端人口”政策的否定。

地攤經濟的從業人員和服務對像一般是低收入階層，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就是“低端人口”，而蔡在北京的做法就是把他們驅趕出北京，為此不惜發起一場強力清理“低端人口”運動，引發輿論海嘯，差點惹出大禍，如果因為經濟困難再次允許這些“低端人口”回來，在北京擺攤設點，那這個“惡人”就真正白做了。此外，他也不得不考慮，一旦允許地攤經濟在北京存在，如果以後出現惡性事件，會不會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而這種概率總是很大的。所以蔡奇有動機反對在北京重開“地攤經濟”。 

以蔡的習家軍身份，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習近平在背後支持他這麼做，《北京日報》的文章傳達的其實是習的意思。上次蔡對“低端人口”的驅趕，據說秉持的就是習的旨意，習要將北京打造成一個“高大上”的代表中國形象的國際一流大都市，不允許北京有過多的低端人口。可是否能由此斷定習也反對“地攤經濟”，則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

前面提到，今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合理設定流動攤販經營場所”，假如習不喜歡“地攤經濟”藉著經濟困難捲土回歸，那麼他至少也清楚，要讓老百姓有條活路，對“地攤經濟”就得開個縫，不能完全斬盡殺絕。否則，他也就不會同意把這句話寫進報告。而既然接受了“地攤經濟”——雖然態度可能勉強——再要蔡奇反對，邏輯上很難說得通。  再看文章的寫作形式和版面安排。

《北京日報》此文不是以社論形式出現，作者“京平”雖然提示眾人文章乃本報評論員所寫，但畢竟沒有直接冠名本報評論員。該文也不是發表在頭版，而是在三版二條。熟悉中共文宣套路的人都知道，文章放在哪個版面，是否以社論或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都是非常有講究的，越重要的文章，或者官方越是要外界引起重視的文章，一般都會放在頭版或者某個重要的版面。而這篇文章從版面和作者的安排看，讓人不會認為是重要文章。假如真是習近平在背後支持蔡奇，相信對蔡來說會如獲至寶，在上次清理“低端人口”中，儘管外界反應激烈都奈何不了他，那麼這次他應該會大張旗鼓地公然反對，而非像現在這樣帶點“含蓄”。 

當然也有可能習近平雖然同意政府工作報告寫上那句話，但現在官媒和社會對“地攤經濟”的關注和反應讓他反悔；又或他在挺蔡反李時特意交代，在版面和作者安排上不要那麼顯眼，以免外界知道這是他部署的作業。到底哪種情況符合事實，還需有更多材料披露。但假使習反對“地攤經濟”，不會因為是李克強搶了“頭功”，他完全可以把這個輿論權從李手里奪過來，讓官媒把重開“地攤經濟”的功勞算在他頭上，就像他在抗疫中做的那樣；更可能的是，現在外界對“地攤經濟”的過分關注，讓他認識到這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意味著中國到了需要讓“地攤經濟”來救駕的地步，從而對他宣稱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直接打臉，他不想看到輿論炒作這個話題。 

我傾向認為北京反對“地攤經濟”乃蔡奇的自選動作，與習沒有直接聯繫。但蔡也很可能認為他這樣做會得到習的認可。習或許在內心裡不希望這個“功”被李搶走，但他也不想佔有它，如上所述，開放“地攤經濟”畢竟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事，反讓外界聯想到中國經濟的艱難。蔡揣摩到了習的這個心思，他要讓“地攤經濟”的宣傳降溫，於是不惜得罪李。這可以解釋北京日報把該文放在較不重要的版面卻提前半天在報紙的客戶端刊發。從此角度看，也可把北京的舉動說成習李圍繞“地攤經濟”暗中較量。 

地攤經濟的重啟與中國改革的宿命

中國政府希望以"地攤經濟"緩解就業壓力。政治時評人鄧聿文指出，"地攤經濟"的重啟以及市場改革的部署，表明中共也在被危機推動求變。而此事也說明，環境倒逼變革。

在總理李克強推動下，中國官媒正在為"地攤經濟"正名，恢復其活力。  我用正名和恢復，而非用激活，是因為後者意味著"地攤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態存在於中國的現實，只是活力不行，但事實是，"地攤經濟"只是曾存在於中國，主要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初，在本世紀開始後尤其近十多年來，隨著各地開展城市文明創優爭先工程，要把城市打扮得光鮮亮麗，以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等為代表的"地攤經濟"在中國的大中城市基本絕跡，可能在夏天城市的一些街道還能見到。官方對"地攤經濟"的打壓和掃蕩，不僅僅是地方官員的面子問題，也是政績需要。

壓力所致 

此番重啟"地攤經濟"，當然是當下經濟形勢的壓力所致，用李克強的話說，"前所未有"。今年四月，中國政府在之前"六穩"工作（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外，新提出"六保"任務，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六穩"、"六保"也出現在剛剛結束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這已成為中國今後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重點。但無論"六穩"還是"六保"，就業都位居首要，說明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到，在新冠疫情和美中關係惡化的狀況下，經濟急劇萎縮給大眾就業和民生帶來的影響很可能造成社會動盪從而衝擊中共統治。 

中國經濟因新冠疫情在第一季度史無前例地下跌了六個百分點，第二季度也難以實現正增長，後兩季經濟可能會好轉，但這是在假定疫情不會出現第二波的情況下，再加上美中關係持續走壞，此乃中國政府首次在今年不設經濟增長指標的原因，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特別是外部市場無法控制。經濟困境使得中國政府預先張揚的兩大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脫貧--很可能無法完成。根據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透露的數據，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尚不足一千元人民幣，雖然他之後解釋這六億人包括沒有工作的老人和小孩等，卻也讓外界一窺中國貧困的真實狀況比人們想像得更為嚴重。這兩個彰顯中共統治合法性的目標任務若不能如期完成，中國政府固然有解釋的理由，民眾可能也會理解，但多少有損中共的統治和習近平的權威。

讓中國政府憂慮的不只是這兩個目標任務，更有疫情對就業的衝擊及由此可能導致的對社會秩序的危害。李克強日前在對山東的考察中坦率承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一般服務業從業人員等低收入人群在這次疫情中受衝擊明顯，他們中很多是貧困戶、失業人員、低保和臨時救助對像等困難群眾，涉及幾億人。他在兩會記者會上舉了幾例，一個農民工在外打工30多年，今年還沒找到工作，全家陷入困境；一些個體工商戶，已經歇業幾個月；一些外貿企業現在沒有訂單。另外，今年還有874萬大學畢業生進入市場。

擔心流民生變 

無疑中國政府害怕出現疫情造成大量失業的現象，在城鄉製造大批流民。歷史經驗表明，中國一些王朝直接亡於大災出現的流民生變。雖然中共現在比歷史上的多數王朝都顯得更為強大，而且有民族主義支撐，不可能出現歷史上一再出現的流民起義，然眼下畢竟是多事之秋，哪怕是小規模的社會動盪，也可能釀成海嘯，就像美國此次騷亂一樣。所以中國政府警惕這種事情的發生。 

當務之急是穩和保就業。只要人們有一份事可做，即使收入縮水，但總強過失業。要穩、保就業，就必須善待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和個體戶，因為它們是提供就業的主體。而恰恰也是它們，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傷害最大。 

中國政府一方面將解決中小微企業的困難作為紆困重點，另一方面，鑑於外需的不確定性，必須讓人們自力更生、自謀出路，這就需要廢除過去束縛民眾自謀生路的許多政策、規章和做法，解除官員為了自身政績和利益而捆綁民眾的雙手。故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中央文明辦明確要求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的原因，正是這個文明城市測評考核窒息了大中城市曾經繁榮的"地攤經濟"，在考核的排名壓力下，城市政府以"地攤經濟"影響市容治安、阻塞交通及環境衛生問題為由，用自己的權力意志蠻橫地扼殺了它。 

"地攤經濟"是人類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業活動之一，許多國際化大都市如紐約、倫敦、巴黎、羅馬，都有小攤販、集市、夜市、週末市場、跳蚤市場等各種不同的地攤個體經營形式，但中國的城市政府在向國際化城市看齊的過程中，單純追求城市管理的潔淨、整齊，採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驅趕封殺小商小販等地攤經濟，由此也常常造成流動商販和城管的矛盾，甚至發生血案，引發群體事件。關於這方面的報導很多。 

環境倒逼變革 

中國政府這回看中的當然是"地攤經濟"能夠幫助政府緩解就業壓力，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一定的經濟保障，成都放鬆對"地攤經濟"的控制，創造了10萬人的就業，已經作為典型被官媒宣傳。其實，"地攤經濟"還能極大增強社會創造力，豐富城市的文化結構，營造一種特殊的城市街頭文化。某種意義上，中國的改革也是由"地攤經濟"逼出來的。李克強在記者會上舉了一個"大碗茶"的例子，當時中國政府為解決幾千萬回城知青的就業，不得不默許他們在城市街道巷尾擺攤設點，突破了那時在理論和政策上還屬禁區的個私經濟。改革的大背景無疑是解決普遍的貧困問題，但幾千萬知青返城後的生計及其騷動對城市社會秩序的現實威脅，則是更直接的觸發因素。 

此事說明環境倒逼變革。現在又到了這個關口，重啟"地攤經濟"就是內外環境的倒逼結果。事實上，這種倒逼，不光體現在"地攤經濟"上，也體現在對市場經濟的再強調和更大力度的開放上。

習平上台後，儘管有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雄心勃勃的經濟改革規劃，但由於政治上的保守倒退以及強化經濟統制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改革確實一度停滯，其後遺症至今還在輿論發酵。但我認為，習近平不是不要改革，或者主觀上要扼殺改革，否則無法解釋他為什麼要成立中央改革委這一機構並親自主掌。另外，在中共最高層，也存在以李克強和劉鶴為代表的市場改革派一直在牽制著習，雖然這個牽制的力量還很弱。習最近在兩會代表團的討論中，也稱不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假使他以前確實有這個想法，那麼現在表明他明白在中國走過改革40年後，任何力量，哪怕它看起來一時特別強大，都無法再使中國回歸計劃時代。 

習的真正問題在於，他認為在強化黨領導一切的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可以推進經濟改革，兩者能夠做到並行不悖。但這一認知是有問題的，是對中國改革歷史的誤讀。 

儘管如此，我們不能否認，在他主政的這些年，中國出台的冠之改革名號的政策和舉措比胡錦濤時代多得多，這當然有外界主要是美國逼迫的因素。在去年為因應美中貿易戰而在一些領域實行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的開放的基礎上，最近中國政府又出台了海南自貿港建設方案，要把海南建成全球高水平的自貿港，中國政府稱此乃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根本要求。海南自貿港將在部分產品中實行零關稅，並且外籍人士可以在自貿港內的部分法定機構、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擔任法定代表人。在官方的宣傳中，自貿港被說成是習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改革開放重大舉措。 

如果說海南自貿港的建設是要對抗美國實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以顯示中國高舉自由貿易的形象，那麼今年4月和5月中國政府出台的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和關於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兩份文件，則意味著當局非常清楚，假如不在經濟體制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尋求突破創新，釋放民間和企業的活力，中國就無法建成內需型經濟體和消費型社會，無法擺脫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從這一角度看，"地攤經濟"的重啟，也是其中一環。 

然而，政治控制下的改革，前面說了，已為中國自身的改革歷史否決了，硬要把黨的全面控制和經濟改革捏在一起，邏輯上兩者不是互補和融合，而是出現排異反應，因此其結果要么是改革壓倒了黨的政治控制，讓黨的全面領導邊緣化、面具化；要么是政治控制扼殺了改革，使改革徒具形式。從目前的形勢看，中國的外部壓力還會進一步強化，全球去中國化的趨勢會進一步明顯，這對改革很可能是有利的，假以時日，會削弱黨對全局的控制，從而削弱習近平的權力。 

"地攤經濟"的重啟以及市場改革的部署，表明中共也在被危機推動求變。只要外部壓力足夠大及由此造成的內部經濟足夠差，中共放鬆對中國社會內部的政治控制，乃至政治開放的可能性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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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在河北衡水市棗強縣，有城管在勸籲年邁小販離開商廈停車場不果之後，初則口角繼而動武。自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親自推銷地攤經濟，他們有的同僚早就意識到風向轉了，自己都要跟著適應和轉型，至少在傳媒報之中，城管居然由過往驅趕街邊小販，搖身一變為打電話鼓勵他們擺檔，內地民眾紛紛群呼難以置信，想不到城管和小販這對「天敵」會有一天大和解，不是因為互相打殺而一同登報。 

暴力執法本身大錯特錯，無爭拗餘地，但如果涉事城管有留意到近日新聞，他們又會不會明白到當下最好還是對小販客客氣氣，避免觸發衝突呢？

官媒：一線城市不宜推行 

很難說，因為到底風吹向哪一邊仍然講不清楚，官媒和央地之間似乎都有不同看法。先是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刊登〈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一文，說要保障首都和國家的形象，繼而有深圳市委機關報《深圳特區報》亦刊文稱，發展「地攤經濟」要因地制宜，而深圳是「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不宜一哄而上。

央視財經更刊文總結：「我們認為，在我國的一線城市，不宜推行『地攤經濟』。」作為一個留意家國天下事的城管，看到今天是一線城市不奉行「地攤經濟」，難保不會再過一兩星期就到二三線城市要顧及「形象」，繼而連小縣城都不再放寬管理了，政策來得快也去得快，最好還是先觀望一下，有指示就跟進。

從消極一面看，中外政體都一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年初疫情高峰，地方政府便互相截取扣留醫療物資，先保障本地供應，衛健委專家則批評武漢的醫衛負責人瞞報漏報撒謊騙人，所以自己才被誤導。官僚有自己的機關要看顧，有自己和上司同事的利益要兼及，難免會與「外人」有分歧。

因地制宜屬地方官僚份內事 

從積極一面看，於權力、職能、地域各層面，各級黨政機關各有分工，政策由提出到執行，本來就應該存有辯論、調整和因地制宜的空間。地方政府根據轄區的失業率、消費習慣和土地價值，決定是否及如何推行地攤經濟，原本就是前線官僚的份內事。

政策辯論是否蘊藏「紅牆秘辛」，沒有人說得準，而比較能說得準的是，地攤經濟牽涉利益再分配：市民可能要承受較惡劣的交通、衛生和治安環境；其他土地使用者可能被迫讓出原有資源予小販地攤；入鋪商戶及地主可能面臨突如其來的強力競爭。上述都是常理考量，地方政府需要平衡各方需要。 

毋可否認，政治運作不是單講「權衡利弊」就可以完全拆解，因為關鍵在於利弊的定義，以及誰有權去定義利弊。可是在揣測內幕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個別政策的爭議所在，以及箇中有甚麼持份者，那麼在進一步猜度更深層次矛盾的時候，都可以有一個較為紮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