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隨著香港回歸，英國國旗在香港最後一次降下。 POOL PHOTO BY KIMIMASA MAYAMA

                     ☆☆在中國手中，香港未來何去何從？☆☆

          -HANNAH BEECH-翻譯：Cindy Hao 2020年5月26日

香港誕生於帝國交匯之處，是英國與中國的混血兒。它可能也將在此處衰落。

這個曾被維多利亞女王的一位使節稱為“不毛之地”的地方，變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幾座真正的全球城市之一，這裡的國際金融業蓬勃發展，人們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身份。

即便是香港目前的政治體制，也受制於一項經磋商得出的和解方案，它被稱為“一國兩制”，儘管存在種種分歧，有著一個不算優美的名字，但辦法似乎是奏效的。

為了培育地球上最繁華、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香港在東方與西方、米飯與麵包、自由主義和專制秩序之間開闢出一塊中間地帶，但是就在本週，香港發現了這種做法的局限性。

香港的命運再次由遙遠的權力殿堂決定，北京正計劃剝奪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50年內應有的部分自治權。

自香港回歸以來，喪鐘已經敲響了很多次。但擬議中的國家安全立法可能會對它產生毀滅性的影響。這個地方如此執迷國際商業語言，以至於產生了一種不帶任何修飾的本土英語形式。

Can, no can?（能，不能？）

如今，答案往往是“no can”。

在上週五的全國人大年度會議上概述的新國家安全法，可能會限制一些令香港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的公民自由。這項立法把矛頭對準了去年發生在這裡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它向全世界展現出香港人願為保護自己的混血家園而不惜一切。

週四，北京的士兵。中國推動的新安全法可能會削弱香港自回歸以來一直享有的自由。 NICOLAS ASFOUR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說到底，我們必須接受我們只對一個國家負責，”現年33歲、出身香港富商家族的何力治說。“而這個國家越來越強大。”

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一些人將香港的未來之戰描述為一場更根本的文明衝突中的小規模衝突。

北京認為乾預香港事務是維護國家主權的必要舉措，而華盛頓則認為這是對香港自治的直接攻擊。

在這兩種世界觀中，香港再次被夾在中間。

要么香港回歸抗議政治——這種持續不斷的巷戰破壞了這座城市作為有序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要么接受北京最新的國家安全政策，而它只會趕走香港的蓬勃發展所需的商業和資本。 兩種結果都是可能的。

去年12月在香港舉行的一次支持民主的遊行。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是整個體系崩潰的和平預演，”香港街頭藝術家、藝名MC Yan的說唱歌手陳廣仁說。

“世界必須關注這裡發生的一切。” 在“融合”這個概念還沒有流行的時候，香港就已經很擅長融合了，如今這裡的人民也不能達成妥協，這種可能性打擊了對香港人概念的本質理解。 

楊志超創立了一個名為住好啲(GOD)的家居裝飾和時尚品牌，活用西方的東方主義觀念，頌揚香港生活的圖騰：融合粵語和英語的雙關語，通心粉湯早餐，給好萊塢帶來活力的功夫片。

他承認自己是典型的香港大雜燴。儘管他有著優雅的英語口音、無可挑剔的禮儀、寄宿學校出身，但54歲的他仍然記得在英國統治下的生活，那時香港華人無法輕易進入某些會所。

但楊志超也為民主的試金石而擔憂：法治、言論自由和獨立的司法體系，他說正是這些東西讓香港與眾不同。一些人擔心，根據中國政府提出的國家安全立法，這些公民自由正面臨風險。

去年平安夜尖沙咀的抗議者，遠處是香港獨特的天際線。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擔心香港人會再次成為我們自己城市的二等公民，”楊志超說。“總是感覺被殖民，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命運？”

身份政治

自從180年前的鴉片戰爭中，英國人的砲艦奪取這片岩灘以來，香港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地方：一個被西方的理想圍繞卻又居住著中國人的飛地，這裡的中國人說著被認為比在中國大陸普及的語言更古老的粵語。 

根據香港大學的一項民意調查，去年，超過90%的香港年輕人表示，他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是該調查自十多年前開始以來的最高比例。

“我是百分之百的香港，百分之零的中國，”18歲的青年民主運動成員米奇·梁(Mickey Leung)說。米奇·梁在距大陸與香港的邊界線只有15分鐘車程的一個粗曠郊區長大，她的祖母仍住在大陸。

米奇·梁說，公民教育課使她對政治敏感，中國政府擔心公民教育已經毒害了香港年輕人，因此想把這些內容從學校教程中刪除。

今年1月，香港的防暴警察驅散了一場抗議活動。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還年輕，”米奇·梁說。“我將為保衛香港的特殊地位戰鬥到底。” 儘管他們為自己的香港身份感到自豪，但這裡的人並不總知道如何自稱。

在英語中，有些人用Hong Kongers，也有些人用Hong Kongese。還有些人用“Hong Kong people”這個笨拙（也許與事實相符）的術語。（三者的中文都是“香港人”——譯註。）

不管他們如何自稱，很多人有排斥中國的同感，這種感覺體現了北京軟實力的失敗，它無法贏得這裡本該自然地同情中國的民眾的心。

英國人一直不願意在香港進行政治改革，直到他們統治的末期。與此同時，共產黨將中國落後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從中受益。 

北京在2008年舉辦夏季奧運會時，香港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隊，這與香港按“一國兩制”模式治理的身份相符。

但是中國的五星紅旗自豪地高掛在這座城市裡。逃到加拿大或澳大利亞等國避難的香港居民又回來了。 十多年過去了，失望的情緒也積累了起來。

就像在殖民統治時期一樣，香港人民既不能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也無權充分影響政府的運作方式。承諾的政治改革從未成為現實。批評中國領導人的書商在香港街頭遭綁架後，最終在中國大陸再現。

去年大規模抗議活動的催化劑，是一項現已撤銷的引渡法案，該法案凸顯了北京隨時都能威脅香港自由的能力。

去年11月，抗議者與警察在香港理工大學附近發生了衝突。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從去年6月開始，出於對未來的強烈焦慮，數百萬人走上街頭進行和平遊行。警察對假日購物者和學生不加區別地使用橡皮子彈和催淚彈的行為，激起了人們的憤怒，引發了隨之而來的每次集會，儘管前線煽動者投放燃燒彈的行為也引起了人們的不安。

“這場運動不是關於年輕人或老年人的，”前銀行家、現為民主派政治人物的林浩波說。“而是為了確保香港保持讓其成為香港的東西。否則我們就完了。” 

對北京的失望情緒已蔓延到一些不太可能的批評者身上。 邱汶珊由一位單身母親帶大，她們住在一套很小的公寓裡，香港就是由許多這樣擁擠的、俄羅斯方塊般的公寓建築組成。邱汶珊念的學校採用的是親中課程，她當過11年警察。去年夏天，隨著抗議活動愈演愈烈，她辭掉了警察工作。

邱汶珊去年從香港警隊辭職，成功地競選了公職。“我小時候每天都在學校裡升中國國旗，但我對國旗沒有一點感情，”她說。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們被命令對普通人使用催淚瓦斯，好像他們是罪犯似的。我無法面對這種工作，”她說。“這違背了香港的核心價值觀。”

去年11月，36歲的邱汶珊參加了區議會競選，擊敗了親政府的現任議員。雖然區議會議員的權力不大，但選民對民主派候選人的壓倒性支持反映了香港的憤怒情緒。

來自中央的壓力繼續加大。今年1月，中央政府換下了駐港最高代表，接替者是一個在安全問題上以強硬立場聞名的高級官員。

上個月，香港幾名最受尊重的民主派人士被逮捕。最新的打擊——中央政府推進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讓邱汶珊毫不意外。 “共產黨，”她說。“最後都係咁㗎啦（最後都是這樣的啦）。我覺得都係爭在幾時啫（我覺得只是時間的問題）。” 

香港回歸時，其經濟規模差不多占到中國的20%，如今不到3%。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小時候每天都在學校裡升中國國旗，但我對國旗沒有一點感情，”她補充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我只是香港。”

用腳投票

把香港從20世紀中葉開始建設起來的那代人，為那裡的工廠提供了勞動力，把那裡的摩天大樓蓋了起來，但從未在香港紮根。

許多香港居民是逃離中國的動盪來到這裡的，尤其是在1949年共產黨革命勝利之後。

即使在1997年英國最後一次降下了米字旗之後，大陸人仍繼續流入。自香港回歸中國以來，已有100多萬大陸人為享受香港對商業、法治和教育的保證移居香港。

儘管在這座城市裡獲得了財富，但精英仍保持著難民心態。大多數小有名氣的香港人都持有外國護照，以防萬一。

但許多他們的子女，尤其是那些在香港回歸後長大的孩子，卻有不同的感受。這裡是家，不是加拿大，不是澳大利亞，當然也不是中國。

此外，對於香港五分之一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來說，沒有逃到另一個國家的出路。他們買不起外國國籍。

對他們來說，保衛香港就是捍衛他們唯一的未來，一個看起來越來越黯淡的未來。

中央商務區。香港經濟目前處於衰退之中。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甚至在新冠病毒疫情關閉邊境之前，香港的經濟就已經陷入衰退，大陸游客因為抗議活動而遠離香港。

香港現在更需要中國，而遠非中國需要香港。香港回歸時，其經濟規模差不多占到中國的20%，如今不到3%，儘管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仍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香港引進的。

而且，香港看起來愈發要把自己最大的財富輸送給新的統治階級，而不是工廠里幹活的人。

就像英國人曾佔據了香港的高級職位一樣，中國大陸的人現在正悄悄走上特權職位，讓一些本地人在自己的家園裡有被排斥的感覺。

羅家聰在香港出生長大，父親是一名清潔工，他本人後來晉升為中國國有銀行交通銀行香港分行的首席經濟師。

但羅家聰說，在去年動亂震撼了香港的金融區期間，他把一篇被認為是支持抗議活動的文章傳給他人後，遭到解職。交通銀行沒有回复記者的置評請求。

去年年底，香港人口出現了近20年來的首次萎縮，本地人和外籍人士都在逃離這座城市。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和政治擔憂加劇，香港今年不太可能出現新的移民潮。

羅家聰說，他也想離開。

“雖然我只是一家小銀行的一個小人物，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代表了兩種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衝突，”羅家聰說。“我們過去曾說，香港處於東西方之間很幸運。現在一些人說，'這也許是符咒。'”

Hannah Beech自2017年起擔任東南亞分社社長，現駐曼谷，她此前在上海、北京、曼谷和香港為《時代》雜誌報導20年。Elaine Yu對本文有報導貢獻。

2019年6月，在香港舉行的紀念天安門事件罹難者的燭光守夜活動。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做出了迄今為止最大膽的政治舉措之一，他把賭注押在自己能夠靠著國家安全立法馴服香港，儘管可能再次引發那裡的動盪，並成為與美國衝突的新爆點。

週五在延期舉行的中國年度立法會議上公佈的這一安全提案，令人不再期望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令習近平變得謙卑、謹慎或願意妥協。相反，他選擇在全球應對危機、中國努力擺脫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一時機，向香港發起進攻，並激怒西方大國。

習近平用熾烈的色彩描繪出後疫世界的輪廓，在這個世界裡，比起看起來四分五裂、優柔寡斷、被病毒削弱活力、面臨經濟危機的西方國家，中國將負起更多責任。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式上，中國領導人流露出信心，認為中國比世界上許多國家更快、更好地擺脫了大流行危機。

“經過全國上下和廣大人民群眾艱苦卓絕努力並付出犧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李克強總理在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工作報告中表示。

對香港的行動與習近平擺脫國內分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勢願景是一致的。他似乎已經做好準備，無視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的警告，迎接任何經濟、政治和外交上的反擊。

週五，二十幾名抗議者聚集在香港遊行，抗議北京提議的新國安法。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來自美國的批評接踵而至。

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警告，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停止將香港作為獨立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實體來對待，這是香港與美國進行方便貿易往來的重要基礎。此舉可能對香港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獲得通過，這樣的國家安全提案“將為北京承諾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敲響喪鐘”，龐皮歐在電子郵件聲明中說。“美國強烈敦促北京重新考慮這一災難性的提案。”

通過實施國家安全立法，習近平拋棄了其前任對香港獨特法律地位的尊重。相反，他採取一種毫不掩飾的干涉主義做法，限制在回歸中國後為香港賦予廣泛自治權的“一國兩制”框架，批評者稱這是對該框架的扼殺。

為了證明這項立法的合理性，中國領導層稱各方勢力在香港作亂，並且得到了試圖分裂中國的外國幕後力量支持。

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晨週五解釋了這項安全立法計劃，譴責要求獨立並衝擊中央政府辦公室的抗議者。該法案將允許大陸令人畏懼的安全機構首次在香港公開行動，而不是在有限範圍內秘密進行。

“反中、亂港勢力公然鼓吹'港獨'、'自決'、'公投'等主張，從事破壞國家統一、分裂國家的活動，”王晨在談到立法計劃時說。“必須採取有力措施依法予以防範、制止和懲罰，”他說。

這番話贏得了會場近3000名戴著口罩的代表們雷鳴般的掌聲。

成長於國力日漸強大時代的民族主義外交官、新聞記者和社交媒體評論員在放大中國人的憤慨。他們將香港的抗議活動描繪成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2019年的香港就沒有一個和平的日子，”廣受歡迎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在周五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誇大了去年為期六個月的騷亂。“這就像是一個陷入動蕩的經濟落後國家的城市。”

在習近平實施安全立法的同時，中國正面臨嚴峻考驗。

疫情后的經濟復甦仍然佈滿陰雲。即使在國安法立法影響的籠罩下，這一點仍然得以強調——李克強總理宣布政府今年將不會設定年度增長目標，這是25年來的第一次。

3月，在新冠病毒使中國經濟停擺後，北京一家購物中心幾乎空無一人。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