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家、經濟學家在這場世紀全球大疫症之中的關懷※

                     撰文：01評論編輯室 2020-04-19 08:00

「二戰令人類明白國際合作之重要，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均誕生於1944至45年⋯⋯1940年代，英格蘭與威爾斯的男性預期壽命增加了6.5年，女性增加了7年，同類數字在1930年代分別只為1.2年及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在《金融時報》如此說，意思反映在其文章標題——〈封城可以帶來更美好的社會〉。 

經濟學家Amartya Sen與上世紀政治哲學巨人John Rawls一樣關心公平正義，但其角度被視為更「貼地」，關注具體如何減少不公、收窄貧富差距。1998年他更憑對貧窮和飢餓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這場世紀一遇之全球大疫症之中，Sen公開撰文，同樣以公平正義為核心關懷。 

Sen：必須幫助困境者 

封城、限足等措施是否過於高壓、剝奪自由，一、兩個月前已廣為討論。但印度裔的Sen以其祖國封城為例，直接指出了箇中造成的不公不義。「重點在嚴厲控制措施、突然間封城（包括列車和巴士），但很少人關心失業之工人或外勞，他們至為貧窮，離鄉別井。當然，社交距離可以阻截病毒傳播（這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措施必須配合補償安排，在收入、食物、交通、醫療需要方面幫助那些因封城而陷困境的人。」 

其實，這又怎會只是印度的情況？對於香港，我們同樣看見有人（當中不少是白領）在家工作，生計不受影響，但亦有人收入頓失，例如的士司機，甚至被放無薪假或裁員，例如酒店從業員。病毒當然「不認人」，但因為工作和生活條件的差異，有些人或會更大機會感染，甚至所得的醫療也有差別；封城或限制措施也影響所有人，但不少基層的確首當其衝，甚至被打破飯碗。所以，當政府推出救市措施，包括動用數百億公帑「救市」時，這些政策不只是經濟層面，更包含道德價值——它有多重視社會公平？它能否真正幫助弱勢？抑或如社會批判般，「肥水」只流僱主手中？ 

Sen指出，二戰令英國人更關注醫療普及，戰後更有了首間NHS醫院，以此他寄望這場世紀大疫也能促成人類進步，在疫後改革社會流弊，「帶來更美好的社會」。問題是，我們那常被嘲為「離地」的官員是否也認知社會當前的不公、不義，及是否有以人為本的關懷，在疫後革新制度？ 

Sandel：打工仔貢獻良多 

在疫症中寄望社會改革的，還有Sen的哈佛同事、以《正義》一書聞名的政治哲學家Michael Sandel。4月13日他在《紐約時報》刊登〈我們是否同舟共濟〉，指出他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作為公民，對社會上的其他人有何責任？」 

由美國醫療的付者能用，到頂尖大學的學生多數是富家子弟，Sandel指出在績效主義下，各人視一己所得為個人成就，對其他人的需要愈漸漠不關心，政客照顧的也是高學歷、較有經濟能力的選民。然而，一場疫症席捲全美，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在這場危機中，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不是需要大學學歷的，諸如貨運司機及工人、速遞、警察、消防、維修工人、水務渠務、超市收銀、倉務、醫護、醫院職工、看護。他們沒有在家工作、Zoom網上開會的奢侈。他們正如在超負荷醫院工作的醫護那樣，冒着健康風險，讓我們可以留在安全地方。除了感謝他們，我們也應重構經濟和社會，讓這些打工仔得到更多薪酬和認同，反映他們貢獻的真正價值——不只在危急關頭，也在日常生活如此。」 

誠然，社會貧富不公，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第一次分配失衡。行業和職位之間所賺取的當然會有差異，我們並非要一個「做又36、唔做又36」的社會，但差異是否合理，卻是值得疑問的。難道一個日做12小時、勞累得腰酸背痛的清潔工人，就不配得更多的收入嗎？為什麼半世紀前美國的企業高層收入是員工的20倍，近年卻已擴大至超過300倍？為什麼有些人能夠「炒樓收租」置富，賺得打工仔幾年加起來也沒有的收入？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而反思過後，如何令社會資源分配更公平、正義，政府責無旁貸。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場疫症中多番強調，政府必須保障勞工權益，摒棄「滴漏經濟思維」，更要以此為教訓，在勞工保障、工資工時甚至稅制改革上大刀闊斧，讓香港能夠成為更公平、正義的社會。經濟學家分析了，政治學家提醒了，從政者是否願意聆聽？

衝擊下哪些人當災？ 

2008年金融海嘯暴露了金融企業的貪婪，催生了奧巴馬政府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更嚴格監管非銀行金融機構，並成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但另一方面看，資本市場的修正仍然有限，所以出現佔領華爾街等大大小小的抗爭運動，梅朗雄在法國獲支持、桑德斯在美國受追棒，說明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對經濟不公的不滿。2020年新冠肺炎不但奪去了多人性命，也令許多人丟失飯碗，我們會否經一事而長一智，找出社會和經濟運作的結構問題？ 

疫情下生意減少，僱員總是被犧牲的一群。部份行業改為在家工作時，服務、餐飲、運輸等打工仔卻只能在失業和承受染病風險中二擇其一。當美國共和黨政府的救市方案以千萬億援助企業商家，便再一次提醒了我們雖然疫症和經濟衝擊有不幸成份，但如何調節各人的得與失卻是社會公義的問題。

英國政府3月23日宣布全國停工及停課，民眾如非必要不能離開家門。

英國代發八成人工 

與美國做法不同，英國財相辛偉誠（Rishi Sunak）宣布可向僱員代發薪金八成，上限2,500英鎊，維期三個月，以保障僱員不被裁走。在社會抱怨後，計劃更擴大至涵蓋自僱人士。事實上，也不只唐寧街繞過僱主或大企業，直接幫助有需要的勞工階層。加拿大政府向失業者每月發放2,000加元，為期長達四個月，有望助其度過這次中斷人流和經濟活動的疫情。 

值得留意的是，英加發放的金額遠高於我們一般理解的失業救濟。尤其是英國以上限2,500英鎊代為支薪，實際上已相當接近全民基本收入（UBI），讓民眾不用工作也有相當收入。UBI的理念原是基於社會公平原則，讓眾人皆有生活保障，因而更自由地選擇喜歡的職業，更多時間發展所長。如比利時學者Philippe van Parijs等已推廣這個理念多年，瑞士政府亦曾試行，早前退出初選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楊安澤也主張政府向每人每月派發1,000美元。 

雖然瑞士試行後無以為繼，楊安澤在上個月已鎩羽而歸，但UBI的理念卻在疫情衝擊經濟之際再次進入大眾視野。英國保守黨下議員Edward Leigh便稱其在戴卓爾夫人年代已提出UBI，現於疫情下再次希望政府能保障國民收入。過去兩星期，《金融時報》、《衛報》等亦不時可見評論文章支持UBI。 

隨疫情持續，大家都可以預視經濟活動未能短期恢復，各地政府不論以往的施政理念，均要採取擴張式開支，差別在於多少能直接進到僱員口袋。誠如人文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近日撰文指出，「這是最大的諷刺：經濟和政治上唯一有效的政策，將比起桑德斯主張的更為社會主義，而這些救濟方案卻是在特朗普支持下推出，大概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之名。」 

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紐約市人流明顯減少。

挺過疫情和經濟衰退，在政府和社會同心合力下，不是困難。真正挑戰是一時三刻的適應措施能否打開我們的新想像，構思不一樣的社會及經濟政策。應對疫情和疾病，我們需要怎樣的醫療保障，確保民眾不會因為財政能力而成為社會犧牲品？經濟公平方面，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建議向富人課稅，以讓法國全民年屆25歲時獲得12萬歐元，雖與UBI同樣看似天馬行空，但卻並非不可行。 

地球沒有停轉，但人類社會這台運轉迅速的機器卻逼不得已地大幅減慢了下來。當全球數以十億計的人正因為抗疫而放下手上工作，留在家中最少兩周，這種異常狀態或許正是契機，讓我們重新思考如何締造一個更公義的社會，給未來一代更好的世界。

彭博社的經濟學家制定模型，考慮到經濟狀況、金融市場和潛在壓力等因素，預測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美國踏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急增，主要反映出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增加，以及股市下跌。 

隨美國疫情漸趨嚴重，全國實施社交疏遠措施，經濟活動突然陷入停擺。有預測指，美國經濟將於第二季經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收縮。有分析員估計，美國7月將有近2,000萬人失業。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會改變世界秩序？目前似乎已經越來越難找到質疑的聲浪，但討論「前新冠」、「後新冠」的同時，常常被忽略的前題在於，究竟是肺炎一夕之間改變了世界秩序，還是世界秩序本就在改變，不過是受到疫情這個催化劑加速罷了？ 

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於《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指出：「新冠病毒之後，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基辛格的結論，多少帶着美國精英對現有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期許」。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究竟世界秩序的變化有哪些現象依循？其中，被點名「秩序破壞者」的中國是如何看待自己？與之相關的行動者又採取何種方式來應對世界秩序的變動？

基辛格眼裏的「後新冠」 

3月歐美疫情大爆發以降，眾多歐美知識分子驚覺世界竟然「停頓」下來，也紛紛發出了省思，討論「後新冠」世界秩序將與從前不同，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無疑是特別受矚目的一位，他4月3日於《華爾街日報》發表〈新冠肺炎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一文，看法仍可能比較偏向世界秩序因疫情而改變，而非本就在改變。

但以美國立場為出發點的基辛格，對「自由世界秩序」維護或重建工程的呼喚，主要訴諸的客群顯然乃是與美國有千絲萬縷血統和價值淵源的歐洲。基辛格提到，此後世界將不會如同新冠肺炎前那般了，美國防疫的同時也應預做準備、以求未來能夠發揮影響，如打破（無形的）圍牆、全球合作等，假如未能達陣，後果會如何？

他寫道，「如果全球從權力與合法性的平衡中退縮，將導致社會契約在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的瓦解」，換言之，其實也就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會隨之瓦解。 

世界變動劇情長片中的幾幀歐洲畫面 

單就基辛格着力呼籲的歐洲來說，歐洲難道從來都是一成不變的嗎？雖然花了四年才實踐了公投結果，但2020年1月31日英國脱歐終於成真；此前三天，英國政府也宣布將讓中國企業華為參與該國5G建設，雖然強調「有限度參與」，但也為歐洲投下震撼彈，繼英國之後，德國也傳出要讓華為參加，美國苦心孤詣的勸阻，似乎難有成效。華為在5G方面的技術與成本領先全球，這對於傳統上使用美國技術的歐洲和世界不少地區來說，確實構成很大的糾結。 

而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歐美之間的利益衝突也越來越大。G7之間的利益糾葛讓2019年在法國西南岸小城比亞利茲舉辦的年會，閉幕時竟破天荒未發表聯合宣言，舉凡伊朗核協議、伊斯蘭國戰俘、甚至是中美貿易戰等議題，都沒能得到一致的共識，反而特朗普（Donald Trump）還在結尾時大聲稱讚G7「團結」，諷刺的是，G7峰會結束不久，東道主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即在受訪時極具張力地坦言，北約組織（NATO）已瀕臨「腦死」，不能再依賴美國了。

到了2020年2月中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歐洲甚至將主軸放在討論「西方性缺位」（Westlessness），年度報告認為就連「西方」（當然是以冷戰期間的北約盟國為主體、奠基於自由主義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們）自己都已失去對西方性的共識，以至於西方自己都顯得「更缺乏西方」。隨後疫情大爆發，特朗普在3月12日無預警中斷歐洲交通，更讓歐洲一片錯愕，而他宣布將終止美國對世衛組織（WHO）捐款的前夕，英國才甫承諾捐款2億英鎊（約合2.5億美元）給世衛組織等機構，歐美殊途顯著。 

「突出部」記憶背後的自由主義霸權懷舊 

基辛格在疫情中的疾呼，矛盾之處也正在於並沒有真的如他所說的那般「糾纏於對過去的爭論只會讓我們更難去做該做的事」。他念茲在茲的1944年突出部戰役（Battle of the Bulge），也折射出對於此次盟軍復刻版「逆轉勝」的期待，背後顯然偏向加固社會契約、啟蒙時代價值觀以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世界觀，這無疑還是帶有某種傳教士的情懷，意圖要將西方發展的政治思想散佈到全世界。 

然則，當時主動進攻的納粹德軍早已戰敗，世界也已今非昔比，實踐意圖所需要的能力難尋，特別是國際體系由單極走向多極化發展的潮流難以抵擋。

誠如被中共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自己過去曾警告的，如果中美雙方不能達成和平共進概念，衝突風險可能變得難以控管，但是若要找到減緩衝突的方法，按照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話來說，美國必須要放棄持續實現自由主義霸權的這個大幻想（Great delusion），同時應該改為更着力於以現實主義、均勢思維（Balance of power）為基礎的國際政策。 

一方面是因為，自由主義的國際推展往往沒辦法蓋過民族主義的反彈以及現實主義的制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自由主義過度介入他國政治發展的脈絡往往會深陷泥淖，更不要說自由主義霸權往往還帶有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和高高在上的體制優越感，就算已經民主化的有色人種國家，仍未能真的與西方平起平坐。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它的電話號碼是什麼？ 

讓我們把視角移回到改變世界秩序的動力，與其說是因為新冠肺炎，毋寧更是濫觴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瀕臨瓦解，這才是「新冠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背後的温床。當然，在「後新冠」時代，各國合作仍然會是重要的議題，基辛格文中也不無透露希望美國再度帶領自由民主陣營之意，然則需要釐清的是，多邊合作並不能跟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劃上等號，若將兩者以因果關係掛勾起來，更可能對「後新冠」的國際合作模式產生思考上的盲點。 

多年前，面對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基辛格曾說出一句讓歐洲頗不舒服的話，「歐洲？它的電話號碼是什麼？」，如今那個讓基辛格睥睨的歐洲正在用它自己的方法，來為變動中的世界秩序探索自身的定位。認識未來的世界時，若仍將歐洲與美國綁成一塊硬梆梆的「西方」、甚至據以認為歐美在各個層面都還有一致的利益與行動，這個想象顯然會是幻覺。 

這樣的歐洲，如何還能成為美國自由主義霸權的「盟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