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利伯上週離開波士頓聯邦法院。他被指控就自己參與千人計劃一事向聯邦官員撒謊。 KATHERINE TAYLOR/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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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執法部門緊盯中國“千人計劃”☆☆

                       《紐約時報》2020年2月7日

從事有機化學研究十多年後，喬恩·安蒂拉(Jon Antilla)找到了一個辦法解決籌措資金的艱鉅任務，這個任務正日益擠占他在實驗室做研究的時間。

他放棄了南佛羅里達大學的終身職位，來到了中國的天津大學，在那裡，他通過中國的一個人才招聘項目——千人計劃——獲得了一筆資金。

這麼做的不止他一個人：在天津大學化學系的同事中，有的人就是受中國唾手可得的資金吸引，放棄了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和得州農工大學等名校的終身職位。

“在這裡我們有時間思考，”安蒂拉說。“把精力放在研究上。”

隨著安蒂拉繼續他的學術生涯，美國官員改變了對中國人才招聘計劃的看法，他們說這些計劃被用來竊取美國實驗室的敏感技術。

2019年，美國能源部禁止本部人員參與幾個國家的人才招聘計劃，其中包括中國。幾個月後，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宣布，中國的招聘計劃對美國利益構成了威脅。

成千上萬的資金領受人引起了美國執法部門的密切注意，司法部授命讓這些部門剷除從美國實驗室竊取研究成果的科學家。像大多數領受人一樣，安蒂拉目前並沒有受到懷疑。

上週，聯邦檢察官指控哈佛大學的著名化學家查爾斯·M·利伯 (Charles M. Lieber)就自己與千人計劃的關係向聯邦當局作出不實陳述。利伯被許多人認為是諾貝爾獎得主的熱門人選。

美國馬薩諸塞州地區檢察官安德魯·E·萊林(Andrew E. Lelling)將該計劃描述為“中國政府精心謀劃的行動，旨在填補它認為的戰略空白”，其中就包括納米技術，這是利伯的研究領域。 

萊林說，利伯與中方合作，等於就是“向中國人傳遞敏感信息”。“他在武漢理工大學工作，向中國同行傳達信息，於是中國政府就獲取了研究和專業知識，因為這就是中國的做法。”

利伯被控對聯邦調查人員撒謊的重罪。他尚未認罪，也未公開回應指控。利伯的律師彼得·萊維特(Peter K. Levitt)拒絕就本文發表評論。

中國的一系列人才引進計劃以及申請這些項目的外國科學家正引來安全分析人士的審視。 “

一個問題是，與諜報活動的關聯，究竟算是這些項目的漏洞，還是它的功能？”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技術與國家安全項目兼任高級研究員埃爾薩· B ·卡尼亞(Elsa B.Kania)說。她希望美國能做出“手術式的”應對。

她說：“重要的是，在不會對全球研究和創新的關鍵領域造成附帶損害的情況下，糾正這些活動和行為中有問題甚至非常惡劣的地方。”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方虹表示，“千人計劃”與其他國家的人才引進項目類似，旨在促進科學領域的國際合作。 

“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違背科學誠信和倫理道德的行為，”方虹稱。她說，美國政府發現的違規現象反映的是個別科學家的行為，而不是中國政府的行為。

“把個人行為與中國的人才計劃聯繫起來是極不負責任和惡意的，”她說。

中國神經生物學家饒毅的反應則更加激烈，在美國生活22年後，他回到中國，並稱自己是提出“千人計劃”的學者之一。

“經歷科學家人才流失數十年之後，中國經濟現在有能力徵募科學家並支持他們開展對人類有益的基礎科研，”目前擔任北京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Chinese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主任的饒毅在對問題的書面回答中寫道。 

北京大學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教授饒毅稱，關於“千人計劃”被用來竊取知識產權的指控是一個“大謊言”。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說，關於這個項目被用來竊取知識產權的指控是一個“大謊言”。

“千人計劃”於2008年啟動，旨在吸引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將他們的研究帶回國，它幾乎沒有引起多少關注。 

許多科學家受到可能有他們現有工資三到四倍的起薪吸引，加入了這個項目。據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高級情報局(Senior Intelligence Service)成員威廉·漢納斯(William Hannas)稱，有超過一萬人加入這些項目。

漢納斯現在是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的首席分析師，他稱自己與人合著的一本即將出版的書講的就是中國的“非正式”技術轉移。

不是所有人才項目科學家都在大學里工作。大約有300人是政府科學家，約600人為美國企業工作。私營國防承包商國際SOS(SOS International)的情報整合主管詹姆斯·莫維農(James Mulvenon)表示，其中四分之一在生物技術公司。

直到最近，關於“千人計劃”的很多信息都是公開的。

莫維農稱，大學大多不願意對研究人員展開調查，他們擔心會被指控種族歸納和威脅學術自由。

一些人才項目合同中的規定，比如要求知識產權歸屬中國，甚至也沒有引起警覺。 

2018年，在幾起科學家向中國非法提供由聯邦機構資助的技術和研究成果的案件曝光後，時任司法部長的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了一項“中國倡議”。其目的是加強對中國在美經濟間諜相關犯罪活動的調查和起訴。中國很快就從互聯網上刪除了“千人計劃”的名單。最近，該項目被更名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

不過，美國的調查會帶來一個麻煩：由於學術領域交流和開放的傳統，來自中國的研究人員已經被納入了美國的實驗室。科學家是可以在其他國家進行合作和舉辦研討會的。大多數大學對校外就業和收入的規定都很寬鬆。直到最近，大多數聯邦機構還沒有禁止員工加入中國人才隊伍的規定。

漢納斯表示，假設一位在大學實驗室或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科學家掌握了有價值的技術。再假設該科學家簽署了一份合同，在中國的一個實驗室研究類似的技術。

哈佛大學化學和化學生物學系。 KATHERINE TAYLOR/REUTERS

“這是違法的嗎？可能不是，”他說。“這是不道德的嗎？當然是。”

莫維農稱，到目前為止，檢方主要關注的是個別違規行為，而不是認定這些項目可能是某種間諜活動。他們指控研究人員有違規行為，比如在聯邦撥款要求他們披露外部資金的情況下，仍沒有披露來自中國的大筆酬勞和研究資金。

在去年聯邦檢察官提起的訴訟中，有一位名叫遊曉蓉（音）的研究員，她辭去了在亞特蘭大的工作，在那裡她研究可口可樂公司所使用的飲料罐上的不含BPA塗層。起訴書稱，又名珊農(Shannon)的遊曉蓉憑藉“竊取機密”而獲得了千人計劃獎項。她被控轉移價值1.2億美元的商業機密，將公司文件上傳到自己的谷歌云盤，並拍下工業實驗室設備的照片。遊曉蓉拒絕認罪。

許多針對學術界的調查仍在進行中，但一些指控已經公開。例如，休斯頓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簡稱NIH）的官員稱，他們發現的一些電子郵件和文件揭示了一些學院科學家的違規行為，比如有評審人員向中國同事發送了詳細介紹研究計劃的機密撥款申請書。NIH還表示，在其他案例中，還有研究人員在中國申請專利或創辦公司，而他們的研究卻是在聯邦政府的支持下、在美國的大學裡進行的。

莫維農說，明確的違規行為被認為只是保障美國高價值技術安全的問題之一。

他說，這是一個灰色地帶。“這不是他們潛入電腦竊取技術的案例，”他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他們通過不一定非法的手段，搶奪世界其他國家的技術。”

他還說：“而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想和中國人一起做研究。'”

代表24名被調查的中國和美籍華裔科學家的律師彼得·蔡登博格(Peter Zeidenberg)指出，在大多數案件裡，檢察官沒有指控任何技術轉移，而是把重點放在了科學家沒有披露資助的問題上。

“他們採取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強硬手段，”蔡登博格說，他是華盛頓律所Arent Fox的合夥人。“根本沒有填表的合規培訓。這種表格每年都有。直到最近，才有人注意到這件事。而現在他們揮舞著鞭子，把這些人當作罪犯一樣對待。”

多年來，大批西方科學家申請了“千人計劃”的資助。在接受采訪時，一些人非常直截了當地陳述了自己的原因：因為中國有資金。

“到了博士後這個水平以後，所有人都會向世界各國申請，”紐約大學物理學助理教授蒂姆·伯恩斯(Tim Byrnes)說，他在2016年獲得了“千人計劃”資助。“人們一直在跨越國界，最終聚集在最富有的地方。中國現在正投入大量資金用於研究。”

與其他接受采訪的領受人一樣，伯恩斯表示，他從未向中國政府提交過任何有關自己研究的報告，他的所有研究成果都發表在學術期刊上。他說，“千人計劃”與其他國際資助項目類似。

“只是因為它來自中國，所以大家都有這種看法，”他說。

他說，任何與該項目的合作都已經開始損害科學家向美國政府尋求資助的前景。“如果我寫出這個信息，這個或那個項目申請成功的可能性就會直線下降，”他說。

搬到天津的有機化學家安蒂拉說，對於在中國和美國工作的領受人來說，確實存在道德雷區，為避開它們，他最終決定把自己的工作全部轉移到中國。

他說，在中國和美國同時維持實驗室的做法尤其棘手。

“存在知識產權問題——如果你需要分享數據，那要怎樣分享數據，”安蒂拉說。他現在是浙江理工大學的化學教授。“這可能很棘手。規則是什麼？”

但他說，他向來會把收到的資金仔細告知美國雇主。他說，千人計劃“名聲不好”，這讓他很擔心。

“基本上，我認為我的科學是為世界服務的，”他說。“中國從我的科學研究中得到的東西沒有一樣在向世界隱瞞。我把一切成果都發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