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以南方民歌為基礎，採用楚國方言創作了一種新的詩歌體裁——楚辭。屈原的抒情長詩《離騷》，具有浪漫主義風格，是楚辭的代表作，楚辭因此又稱為“ 騷體 ”。 

《楚辭》作品或者效仿楚辭的體例，被稱為“ 楚辭體 ”或“ 騷體 ”。“楚辭”之名，始見於西漢武帝之時，這時“楚辭”已經成為一種文學體裁。宋朝黃伯思《翼騷序》雲：“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這就是說，“楚辭”是指具有楚國地方特色的樂調、語言、名物而創作的詩賦，在形式上與北方詩歌有明顯區別。進一步說，楚辭的直接淵源應該是以《九歌》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為祭祀時之巫歌，後經屈原加工而保留下來，而《離騷》等其他作品則是在這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南方祭歌那神奇迷離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響甚至決定了楚辭的表現方法及風格特徵。這是“楚辭這一名稱所包含的又一層意蘊。由於楚辭和漢代賦作之間的淵源關係，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賦”之稱。

楚辭，也作“楚詞”。本為楚地的歌辭。戰國時期楚國的屈原吸收其營養，創作出《離騷》等巨制鴻篇，後人仿效，名篇繼出，成為一種有特點的文學作品，通稱楚辭。西漢劉向編輯成《楚辭》集，東漢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註成《楚辭章句》。唐孟浩然《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詩：“臘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宋魏慶之《詩人玉屑·詩體上》：“有楚辭，屈宋以下，效楚辭體者，皆謂之楚辭。” 姚華《論文後編·目錄中》：“楚辭者，楚人之辭也。雖'鳳兮'' 滄浪 '，已載前籍，而《騷》尤深遠，其辭若跌宕怪神，其思則繾綣惻怛，故能義兼《風》《雅》，體先詞賦，於是楚辭代《詩》而興，蔚然成家矣。”

“騷”，因其中   的作品《離騷》而得名，故“後人或謂之騷”， 與因十五《國風》而稱為“風”的《詩經》相對，分別為中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鼻祖。後人也常以“ 風騷 ”代指詩歌，或以“騷人”稱呼詩人。

如：荊軻的《易水歌》，就採用了這一體裁。

探源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歌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二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楚辭的創作手法是浪漫主義的，它感情奔放，想像奇特，且具有濃郁的楚國地方特色和神話色彩。

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嚴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酷吏列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

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 屈原賦 ”、“宋玉賦”等名目。

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辭賦。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楚辭遂又成為詩歌總集的名稱。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共373句，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故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

特色

楚辭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發展起來的，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由於地理、語言環境的差 異，楚國一帶自古就有它獨特的地方音樂，古稱南風、南音；也有它獨特的土風歌謠，如《說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國有悠久的歷史，楚地巫風盛行，楚人以歌舞娛神，使神話大量保存，詩歌音樂迅速發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所有這些影響使得楚辭具有楚國特有的音調音韻，同時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說，楚辭的產生是和楚國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傳統的熏陶分不開的。

同時，楚辭又是南方楚國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春秋戰國以後，一向被稱為荊蠻的楚國日益強大。它在問鼎中原、諸侯爭霸的過程中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促進了南北文化的廣泛交流，楚國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南北文化的匯合，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和《楚辭》這樣異彩紛呈的偉大詩篇。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後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後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並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注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四庫全書總目》說：「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而各為之注。」但劉向編定的《楚辭》16卷原本已佚。《楚辭章句》即以劉向《楚辭》為底本，它除了對楚辭做了較完整的訓釋之外，還提供了有關原本的情況。在《楚辭章句》的基礎上，南宋洪興祖又作了《楚辭補注》。此後，南宋朱熹著有《楚辭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辭通釋》，清代蔣驥有《山帶閣注楚辭》，等等。他們根據己見，作了許多輯集、考訂和註釋、評論工作。

影響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人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係；至西周初，據說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家》）。這應該理解為周王朝對楚人實際控制江漢地區的承認。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併了長江中游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戰國時期，楚進而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一全國的可能。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徵，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家看作野蠻的異族。《小雅·採芑》記敘周宣王南征楚國之事，說：“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並把“ 蠻荊 ”與北方的玁狁並列。《魯頌·閟宮》又把楚人與北方戎狄並列，同作為應予嚴懲的對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見《史記·楚世家》）

一般認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後，這樣說不完全對。楚文化的興起也許比中原文化遲，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楚文化的落後，主要只是表現在國家製度不夠成熟，尤其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係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嚴密。——所以楚人需要引進有關的學說和典籍。與此相應，原始宗教—— 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後，甚至有許多地方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首先應該注意到，南方的經濟條件較北方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漢書·地理志》說，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人力脫離單純維持生存的活動，投入更高級更複雜的物質生產。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過北方國家。《左傳》記重耳奔楚，對成王說：“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已可窺見一二。據歷史記載，楚是春秋戰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家。從地下考古發掘來看，戰國時代楚國的青銅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銅器冶鑄的最高水平。至於楚地漆器、絲織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無法比擬的。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當然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據《韓非子》說，楚國的貴族也一直擁有比較獨立的勢力。這對於楚國同北方國家的對抗也許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驁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而楚國的藝術，無論娛神娛人，仍然都是在註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製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艷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也顯示出熱烈動盪、詭譎奇麗的氣氛。舊楚地、今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具備五個半八度的編鐘，被中外專門家譽為“ 世界奇蹟 ”，實際證明了楚國音樂及歌舞的發達。而北方的正統音樂，通常是限制在一個八度的音域範圍內的。

綜上所述，應該說：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實是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文學是廣義的藝術的一個方面。我們所要論述的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一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蕩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的形成，從直接的因素來說，首先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如前所述，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我們從《楚辭》等書還可以看到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目，如《涉江》、《採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遊楚時聽當地小孩所唱：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還有劉向《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是楚人翻譯的越國舟子的唱辭：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體式與中原歌謠不同，不是整齊的四言體，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是“不歌而誦謂之賦”（《漢書·藝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離騷》、《招魂》、《天問》，都是長篇巨制；《九章》較之《詩經》而言，也長得多。它們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曲來看待。同時，這種“不歌而誦”的“賦”，卻又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據古籍記載，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這就是“吟”。（所謂的“吟”，就是介乎於“讀”和“唱”之間的一種形式，是以一種較為簡單的調子來吟完整篇文章，當然，楚辭之中應該還有當時楚地的楚音。）歌謠總是篇幅短小而語言簡樸的，楚辭正是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複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順帶說，現代人為了區別楚辭與漢賦，不主張稱楚辭為“賦”，這不無道理，卻不能說漢人這樣稱呼有何過錯。因為本來是先有“屈賦”而後有“漢賦”的。

漢人又有“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說（見班固《兩都賦序》），當是為了攀附儒家經典，兼考慮到賦的鋪張特徵。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滲透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據史書記載，當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顯消退以後，在南楚，直至戰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漢書·地理志》）。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見《漢書·郊祀志》）。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漢書·地理志》及王逸《楚辭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的風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像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生活於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創作出祭神的組詩——《九歌》，和根據民間招魂詞寫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像，上天入地，飄遊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卜名”、“陳辭”、“ 先戒 ”、“神遊”，到“ 問卜 ”、“降神”，都藉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家奔走遊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 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一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當然，“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龍 ·辨騷》）。

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代表人物

屈原 (前340－前278年)，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愛國詩人。在《楚辭》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佔絕大部分，共收他的詩作8卷20餘篇。包括《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辯》，景差的《大招》，及漢代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礎上編為《楚辭集注》，增入賈誼的《鵩鳥賦》、《吊屈原賦》兩篇；刪去《七諫》、《九懷》、《九嘆》等作品，朱熹認為這些作品缺乏真實的思想感情。他並把屈原的作品劃為“離騷類”，把其它作品劃為“續離騷類”，按原篇章次序編為8卷。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離騷》《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寫的政治抒懷詩；一類是以《九歌》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詩人世界觀、人生觀的《天問》。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最長的一篇浪漫主義抒懷詩，也是“楚辭”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稱“楚辭”為“ 騷體詩 ”，並與《詩經》並稱“ 詩騷 ”。“騷體詩”由屈原創造，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複雜；它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離騷》是詩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滿懷“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委屈，凝聚憂憤、感慨於筆端寫成的。這首近2500字的長詩，敘述了詩人的身世和志向，通過表現詩人一生不懈的鬥爭和決心以身殉志的悲劇，反映了楚國統治階層中正直與邪惡兩種勢力的尖銳鬥爭，暴露了楚國的黑暗現實和政治危機，表達了他為國為民而戰鬥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