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8 21:41:22幻羽
*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港到滬尾設關開埠* -*張建隆*-
*淡水港史話：從早期淡水港到滬尾設關開埠* -*張建隆*-
摘要
淡水地名之嬗易，足以見證一頁歷史滄桑：從淡水港、滬尾庄、滬尾街，到滬尾港，可以看到淡水如何從貿易港到移墾聚落（由庄而街），再到通商口岸的演替過程。
大約從1570年代開始，淡水和雞籠，已是北臺灣的主要港口。到了十七世紀，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西班牙人和荷蘭人更是相繼把淡水港做為海上貿易的據點。然而淡水港的盛況，則要等到1860年代滬尾開埠設關，才大放異彩。
滬尾海關的設置，為當時之重要事件，中西皆留下不少史料，可藉以爬梳出晚清淡水的歷史圖像，並發現許多有趣的細節，使淡水歷史大為增色。
壹、前言
早在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淡水就以港口聞名躍上世界舞台。然而到了清領初期，以鹿耳門為唯一正口，導致北台灣的邊陲化，淡水港復歸沈寂。爾後，台灣的移墾由南而北，台北盆地漸次開發，位居陸路交通要衝的的八里坌首先發展成街市。相較之下，河口北岸仍停留在村庄階段，並以滬尾庄為名。
自雍正年間割大甲溪以北歸淡水海防廳，淡水地名之涵蓋範圍已不再限於淡水河口北岸；而當時所謂的淡水港，實包括淡水河系各河港，即所謂的「淡水內港」。至於淡水河口北岸的滬尾庄，大約要等到十八世紀後葉，才發展成街市──滬尾街。
淡水港指涉範圍之所以忽大忽小，且與滬尾地名易生混淆，實係台北盆地的發展和歷史推移所致。咸豐八年（1858）簽定天津條約之後，清廷決以位於淡水河口的滬尾（亦即滬尾港）為開埠地點，而通商口岸範圍實則擴至艋舺。
同治元年（1862）滬尾設關開埠，一般皆引《淡水廳志》「滬尾海關公署即滬尾水師守備舊署，咸豐 十一年道員區天民開設海關，改為公署」而推言滬尾 海關應在今淡水海關碼頭歷史古蹟附近。但其實滬尾 海關又有常關（舊關）與洋關（新關）之分，區天民的海關公署是指前者，其位置應在今淡水郵局附近；而滬尾洋關之所在，則在今之海關碼頭北側的停車場。
滬尾港的設關開埠過程，涉及港口優劣比較、 徵稅利益分配、樟腦交易糾紛、滬尾居民與洋商間的緊張關係，以及領事館之設置等諸多問題。總之到了同治二年八月（1863）開辦滬尾洋關及開設雞籠外口後，滬尾海關才算完備、正式運作。其間過程值得探究。本文即試圖藉史料爬梳，呈現其歷史原貌。
貳、早期的淡水港
一、十六、十七世紀的淡水港
史上最早標示出淡水港的地圖，可能是由西班牙 人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於1597年所繪製的〈菲律賓群島、福爾摩沙島與部份中國海岸地圖〉。值得一提的是，地圖上雞籠港的拼音Pode Keilang，是用漳州音拼出的。
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弊書》〈漳州府志〉「洋稅考」中稱：自隆慶初（1567）重開海禁，雞籠、淡水也在商舶開禁之列，而在萬曆二年（1574）時，自漳州前往雞籠、淡水之商漁船，也比照前往廣東者，每船引稅一兩。再者，張燮《東西洋考》〈東番考〉亦稱：「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忽中國漁者從魍港飄至，遂往以為常，其地去漳最近⋯」。
因 此，Hernando很可能就是從曾往雞籠淡水的漳州舶人口中得知那裡的地理資訊。Hernando在地圖的呈文中自稱「據到過該地人士的報告」云云，足以佐證。據中村孝志研究，約1580年代，漳泉人每年有十數艘船開航至臺灣北部。總之，約從1570年代開始，淡水和雞籠，已逐漸成為船舶往來北臺灣的主要港口。
到了十七世紀，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西班牙人和荷蘭人更是相繼把淡水港做為海上貿易的據點。就廣義定義而言，淡水港最早是以國際貿易港的地位，躍上歷史舞台，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但是，1683年滿清降服了東寧王朝，臺灣被納入大清版圖後，淡水便失去海上貿易的地位。特別是 清領之初，以鹿耳門為唯一正口與廈門對渡，淡水變成了首任臺灣鎮總兵楊文魁所稱的「窵隔郡治千有餘里。夏秋水漲，陸路難通；冬春風厲，舟航莫及」， 或郁永河所謂的「臺灣西北隅盡處」了。
直到1718（康熙57年），為防海盜侵入之患而設立「淡水營」後，淡水在兵防上的重要性才重新受到注目。當時的淡水港範圍，已涵括及淡水河流域，如1695（康熙34年）高修《臺灣府志》所述：「淡水港，從西北大潮過淡水城，入干豆門，轉而東南，受合歡山灘流；又東過外北投，南受里末社水；又東過麻里則孝社，東南受龜崙山灘、東北受雞籠頭山，從西北會於海」。
1710（康熙49年）陳璸〈澹水各社紀 程〉則詳實紀錄了淡水港的水路里程：「澹水港水路十五里至干豆門，南港水路四十里至武嘮灣，此地可泊船。北港水路十里至內北投，四里至麻少翁，十五里至大浪泵，此地可泊船；三里至奇武仔，十五里至答答悠，五里至里族，六里至麻里即吼，二十里至峰仔嶼⋯」。
二、十八世紀初淡水港的綺麗風貌
1715（康熙54年）阮蔡文的〈淡水〉詩作，生動描繪出淡水港的綺麗風貌：「大遯八里岔，兩山自對峙；中有干豆門，雙港南北匯。北港內北投，磺氣噴天起；泉流勢勝湯，魚蝦觸之死。浪泵麻少翁，平豁略可喜。沿溪一水清，風被成文綺；溪石亦恣奇，高下參差倚。踰嶺渡雞籠，蟒甲風潮駛⋯⋯南港武朥灣，科籐通草侈；擺接發源初，湜湜水之沚⋯。」
甚至，《諸羅縣志》直稱之為巨港：「靈山廟，在淡水干豆門，前臨巨港，合峰仔峙、擺接東西二流與海潮匯，波瀾甚壯」。《諸羅縣志》「山川總圖」中，淡水河繪有多艘帆船，靈山宮河畔並有眾船停泊。所謂「淡水港（海口水程十里至干豆門，內有大澳⋯澳內可泊大船數百，商船到此載五穀、鹿脯、貨物，內地商船間也到此）」，可以想見當時淡水港的商船往來情景。
再者，由於台北平野移墾之眾的擴展，淡水港的重要性也隨之而增。台北平野雖然早在康熙24年 （1685）之前，已有漢人在唭里岸一帶墾殖，而康熙 48年（1709）時，大佳臘地方也已闢有田園五十多甲；但因清領之初「邊陲化」的影響，當時之記述者皆以「有番無民」視之，故康熙56年（1717）之《諸羅縣志》只稱「近始有漢人耕作」，並未見有漢民村落之記載。但到了乾隆6年（1741）時，短短二十多年間，《重修台灣府志》所載錄的街庄聚落，已達1街19庄之多。
其盛況，可由該志所引《台灣志略》之描述見之：「淡水內港，戶頗繁衍，牧笛漁歌，更唱疊和，油油於熙皡之天。風俗樸實，終年少鬪毆爭訟之事。所產稻穀，賤於通台；一切布帛、器皿、應用雜物，價昂數倍」。也因此，冬季特准的「社船」貿易，由原先的4艘，增為6艘，之後再增為10艘：
淡水舊設社船四隻，向例由淡水莊民僉舉殷實之人詳明取結，赴內地漳、泉造船給照；在廈販買布帛、烟茶、器具等貨來淡發賣，即在淡買糴米粟回棹，接濟漳、泉民食。雍正元年，增設社船六隻。乾隆八年，定社船十隻外，不得再有增添。每年自九月 至十二月止，許其來淡一次；回棹，聽其帶米出口。
其餘月分，止令赴鹿耳門貿易。清領之初，以鹿耳門（台南）為全台唯一正口與廈門對渡。社船制度是當時的特例，一方面也是受到風信的影響，9月至12月東北季風旺盛不易南行作沿岸貿易；其餘月份，淡水港船隻仍需赴鹿耳門貿易。相對而言，淡水港距廈門水程11更，幾與鹿耳門等，一晝 夜可達；距福州更近，水程8更。
此外，淡水港也往來於臺灣西海岸各小口進行沿岸貿易：「淡水港⋯臺屬小商船自三月東南風發，往來貿易，至八月止」。
參、淡水內港
一、臺北平野的開墾
乾隆6年《重修台灣府志》載錄的「1街19庄」 中，八里坌最早形成街市，應與八里坌位居當時陸路交通之樞紐有關；同時兵防與治安單位也相繼設置於此。原駐防在淡水河口北岸的淡水營守備，雍正年間移駐八里坌，雍正10年（1732）改陞淡水營都司，同一年，添設八里坌巡檢，稽查地方。因此，八里坌實為乾隆初期台北地區的商業、軍事和政治重鎮。相較於八里坌，淡水河口北岸（今淡水地區）發展較遲。
乾隆29年（1764）《續修臺灣府志》只載錄「滬尾庄」和「竿蓁林庄」兩個村莊，尚未形成街市。而且兵防的位階也從「營」降為「汛」：「分防砲台汛兼轄港北、小雞籠等塘，把總一員，兵50 名」。砲台汛在今淡水紅毛城附近，港北應係「北港」之誤植，「北港塘」在今淡水公明街河畔。
滬尾街的形成，要等到乾隆中葉，台北平野水田化趨於完成、淡水內港貿易已見興盛，以及河口北岸腹地漸次開墾成田園，才發展成街市。 同一時期，乾隆中葉，隨著灌溉水圳逐漸開鑿完成，台北平野的拓墾事業一日千里，從乾隆6年（1741）的「1 街19庄」到乾隆29年（1764）的「4街62庄」，而且移墾聚落之分佈，也從淡水河口和淡水河本流河畔，轉移到三大支流流域的台北盆地內部，延伸擴展。
此一時期，位於開發區中心的新庄街，河港水深，方便繫泊大船，逐漸成為台北盆地陸路、水路交通樞紐，和物資集散地。乾隆11年（1746）時，新庄街「商販雲集，煙戶甚眾」。到了乾隆15年（1750），新庄已取代八里坌，成為淡北的行政及商業中心，船隻往來， 商賈輻湊。
二、新興河港的崛起
當時的「淡水內港」，以新庄街河港為主要港埠，外來大帆船多由八里坌直抵新庄河港卸貨，再運往淡水河系各河港渡頭，然後分配至附近村莊。
乾隆 53年（1788），開八里坌為正口與五虎門對渡，商船均按大小配運米穀到大陸貿易，興直、海山、擺接等地盛產之米穀，也多由新莊河港直接或間接經由八里坌運往對岸。乾隆55年（1790）新莊巡檢改陞縣丞， 此時新莊街商業十分殷盛，有泉廈郊、長盛號、隆盛號等商號，商賈眾多，為淡北最繁榮之市街。
同時， 新莊港往來於淡水河系各河港的船隻，到乾嘉年間，每日有200至300艘之多，直可以「千帆林立」形容。繼新莊而起的艋舺渡頭街，也同列於乾隆29年 （1764）「4街」名單中。因位於大嵙崁溪和新店溪交匯處，水路交通十分便捷，又位居凸岸無河水侵削之虞，大船並可入泊，逐漸取代新莊而興。乾隆年間，三邑人等及各郊商紛紛鳩資興建廟宇，街市日益 繁興。
乾隆24年（1759），淡水都司移駐艋舺，嘉慶13年（1809）新莊縣承改稱艋舺縣丞。道光元年（1821 ）姚瑩《臺北道里記》：「艋舺民居鋪戶約四、五千家⋯商船聚集，闤闠最盛⋯同知歲中半居於此，蓋民富而事繁也。」艋舺已成為淡北的政治、經濟、軍事 重心，故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
如前述，乾隆中葉，台北平野水田化已大抵完成，因而成為「產米之區」。而為了杜絕私口偷漏米穀，福康安因於乾隆53年（1788）奏開八里坌為正口：「淡水為產米之區，八里坌一港又非偏僻港口、僅容小船者可比。雖台灣遠在海外，稽查奸匪不可不嚴，而百餘年來，休養生息，販連流通，實與內地無異。
小民等趨利如騖，勢難禁遏；與其陽奉陰違，轉滋訛索，不若明設口岸，以便商民」。名為八里坌港，實則海船貿易往來，皆在「淡水內港」（新莊和艋舺）。因淡水內港港深可泊大船、商賈輻湊；而此時八里坌港的港務功能，也漸為淡水河口北岸的滬尾港所奪。
肆、滬尾港埠時代的來臨
一、滬尾港取代八里坌港
一般皆引道光20年（1840）姚瑩〈臺灣十七口設 防狀〉「昔時港南水深，商船依八里坌出入停泊。近海淤淺，口內近山有沙一線，商船不便，皆依北岸之滬尾出入停泊」，而推言滬尾港之取代八里坌港在道光年間。但其實早在乾隆32年（1767），閩浙總督蘇昌即已奏稱「八里坌⋯近來海口漲塞，無船往來」。
又如嘉慶10年（1805）蔡牽自滬尾登岸徑至新莊；翌（11）年夜竄滬尾牽劫商船，都可證明：至晚在嘉慶年間，出入船隻都已在北岸滬尾靠岸停泊了。 「滬尾」原為村社名，在今淡水大庄一帶。乾隆初，漢民來此移墾而成「滬尾庄」。乾隆30年 （1765），最早出現「滬尾街」一名，但位置已東移至今淡水河畔市區。
滬尾街市之趨於完備，大約在乾嘉年間，從福佑宮之興建，可以得知。嵌於廟壁上之「望高樓碑誌」清楚說明嘉慶元年（1796） 之前，北岸（滬尾港）已是泉廈郊出海諸船的出入要津了。又落款嘉慶2年（1797），高懸於大門上的福佑宮匾，署名「船戶金永利、金榮興、金裕興、金裕泰、永長裕、合順發、新達發」仝修，可見當時滬尾街已是行商船戶薈萃之港埠了。
綜合以上論述可知：從西荷時期一直到康熙年間，「淡水」和「淡水港」指的都是淡水河口北岸（今之淡水）。雍正元年（1723），分虎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大甲溪以北增設淡水海防廳；乾隆初，淡水海防廳下又有所謂「淡水保」，轄18莊，範圍遍及台北盆地；而乾隆20年（1755）左右， 又有所謂的「淡水西保」；「淡水」一名已非淡水河口北岸一地專屬，十八世紀後葉便改稱「滬尾街」了。
至於「淡水港」在十八世紀初，也已涵蓋及淡水河流域，因此亦稱「淡水內港」。八里坌港因乾隆末葉成為與五虎門對渡的正口而聞名，但其時因港道淤塞，已逐漸被滬尾港所取代，雖然在朝廷的認知中仍具正口地位，其實船隻都已在北岸滬尾進出停泊了。所以，道光20年 （1840）福建臺灣總兵達洪阿的奏摺才會說：「淡水廳要口二處，曰滬尾（即八里岔口）、曰大雞籠」。
道光年間，滬尾港雖已是商貨雲集，但居民舖戶僅有二、三百家，其功能乃為商船淀泊之所，淡北的政經中心則在艋舺。此也就是咸豐九年（1859）閩浙總督慶端等奏摺所稱的「其八里岔口內之滬尾一澳，亦為商船寄碇之區」。而同治初之《臺灣府輿 圖纂要》，更是一言蔽之：「滬尾港海口：在龜崙嶺之北、艋舺之西，離城一百四十里．港內分南、北、 中三大溪，名曰內港。」
「南、北、中三大溪」即 今之大漢溪、基隆河和新店溪。 嘉慶元年（1796），福佑宮和望高樓之興建，標示著滬尾街港埠時代的來臨，眾商船來此停泊，街市以興。而嘉慶13年（1808），移興化協左營守備駐滬 尾，為滬尾水師營，地方治安無虞，街市得以穩定發展。再則，道光年間，所謂的「內港」（淡水河系各河港），已經發展成為北台灣的經濟重心。
不僅河港市街分布三大支流，行郊商號薈集，小商船往來，載運米穀百貨，河運暢通；而且移墾事業深入淡水河流域，莊街發展、丁口繁衍，各種農作山產數量以及生活用品需求與日俱增，更促進了河運貿易的繁興。因 此，位於淡水河運出入要津的滬尾港，設關開埠後， 便成為北台的貿易門戶。
二、滬尾設關開埠緣由
十九世紀後葉，英人佔有香港做為貿易基地後，英美等外國商人開始對台灣的煤礦產生興趣，並數度前往雞籠探勘。咸豐元年（1851），外國船隻開始在滬尾、雞籠依商貿易；咸豐5年（1855）美國商人到打狗進行貿易並在當地設置港埠；咸豐6年（1856） 已有45艘不同國籍的船隻到滬尾港運走約一萬噸的貨物，如糖、米、樟腦、油餅等。滬尾港設關開埠前夕，外商來此貿易的情形，也可以從《怡和檔》的書信內容，一窺究竟。
據1860年 5月28日率洛文（Tho. Sullivan）致香港怡和洋行函， 當時來自廈門的「約翰公牛號」（John Bull）商船和「颱風號」（Taifoon）雙桅船，以及來自香港的三桅船「艾倫號」（Ellen），正在滬尾港載米。除了 載米外，「約翰公牛號」也為了樟腦和硫磺而來；「 艾倫號」則運鴉片來換購樟腦。而樟腦則是從香山裝上小船載運到滬尾港交貨。此外，雙桅船「馬悌德號」（Matilde）和縱帆船「廈門商人號」（A moy Tr a d e r）也從廈門來此貿易。不僅如此，顛地洋行 （Messrs. Dent & Co.，一稱甸德洋行）正在安排建造倉庫，並還想透過華人買地另建倉庫。
另據1861年 12月5日率洛文致香港怡和洋行函，報稱有700擔硫磺 和800擔茶裝運出口。據J. W. Davidson，開放台灣貿易，是美、俄兩國代表William B. Reid及Count Putiatine 誘說清廷成功 的結果。而從咸豐八年四月的上諭檔中，則可以看到，英、法聯手，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首任海關總稅務司）以要脅在內江地面開埠為籌碼，迫使清廷同意在閩粵地方增開兩口。所以到了咸豐八年五月簽訂天津條約，俄、美、英、法四國和約中，皆有臺灣開埠之條款，而其中清法和約則另指定「淡水」 一港。
咸豐九年，最早完成換約的美國，要求依新約到臺灣貿易。此即《淡水廳志》所稱：「〔咸豐〕九年新 換條約，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准，美國先在潮州、臺灣 開市」。但是開放之港口並未確定。經閩浙總督慶端等商議後，終於決定以滬尾為開埠地點：〔咸豐九年十二月﹞戊午。閩浙總督慶端、福州將軍東純、福建巡撫瑞璸奏。⋯福建藩司裕鐸，前任臺灣 道時曾以巡查親歷各口。
據稱鹿耳門一處迫近郡城，鹿仔港口檣帆薈萃，港道淺窄，均非商夷船隻輻輳所宜，惟查有滬尾即八里岔一澳，地近大洋，貿易所集，堪令開市通商。並於附近要隘設立海關，照章徵收，以示懷柔。決定開埠地點時，派員籌設海關及稅課相關事宜，也應一併妥善規劃：辦理創始，一應撫綏彈壓，自應遴委幹練大員 馳卦該郡，會同臺灣鎮、道、府，再行逐一妥商。
一俟該領事抵臺，即可會議稟辦。查有福建候補道區天民，明幹有為、才識俱優，堪以委令前往，認真 辦妥。所有通商，即責令該道專駐管理，並請嗣後每 屆一年，量予更換，以均勞逸。酌給薪水以資辦公。如果該員辦理實在得宜，即行再留一年，以資熟手， 並錄敘勞績。籲懇恩施。其有華夷交涉事件，應令該員會同臺灣鎮、道，隨時辦理，以昭慎重。
至應徵稅課，查閩省福州廈門等口，原設海關，係由福州將軍衙門兼管，分派口員，專司徵納。臺灣雖無原設海關，第同一徵收稅課，自應統由管理海關之福州將軍兼管。每年檄委該處通商道員兼理稅務，所收稅銀，按季運解，由福州將軍另款存儲，照例一年期滿，造報題銷。毋庸另請簡放監督，以節經費。
三、滬尾港開埠波折
由於開埠在即，「未經奏奉諭旨以前，即令該道區天民暫行兼管，並會同臺灣鎮、道、府，設立關口，照章起徵，以免遲誤」。但區天民抵臺後，卻因 既無關防且無經費，又因彰化會匪（戴潮春）滋事， 有從海上進襲滬尾之虞，以致開埠一事一延再延。同時，美國領事遲遲未到，直至咸豐十一年六月（1861 年7月）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抵臺後才 有所進展。
這是因為領事之派駐，有助於該國僑民和商業利益的保護，何況還有領事裁判權問題。一如同治元年六月閩浙總督慶端奏文所言： 查咸豐九年十一月間，欽奉御旨咪國（即美國） 使臣准在臺灣先行開市等因，當經議請在於臺灣府屬淡水廳轄之八里岔，酌定通商馬頭，開市收稅，並委福建候補道區天民赴臺駐辦。會摺奏准在案。至今咪國領事官尚未到臺，准到部咨。
英法兩國在京新換條約，臺灣地方並准開市通商。復經轉行遵照。旋據臺 灣鎮、道、府，會同區天民稟報，英國領事官郇和已於咸豐十一年六月到臺，亦擬在淡水廳轄之八里岔地方開市。其開市通商日期，尚未接據具報。所有咪國在臺通商，係奏委福建候補道區天民專司經理。迨法、英兩國新換條約，准予在臺灣通商，亦係區天民就近兼理。
郇和（Robert Swinhoe）於咸豐十年十月（1860 年 12月）奉派為駐臺灣副領事，當時他的中文名字為「 士委諾」。等到了翌（1861）年7月6日，郇和才自廈門搭乘英國砲艇「金龜子號」（Cockchafer）抵臺， 由打狗（高雄）登陸，7月12日再北上到臺灣府（台南）。幾經波折，於7月29日，在承租來的「卯橋別墅」成立英國駐臺灣府城副領事館。翌（30）日， 郇和與區天民會談，結果認為府城港道淤滯，貿易前途渺茫；郇和於是寫信給英國公使卜魯斯（Frederick Bruce），打算將副領事館遷到淡水。
郇和曾兩度到訪安平，也曾去過滬尾，對兩港的優劣已有定見：余曾訪問此港〔安平港﹞兩次，詳悉該港之缺陷， 故對其做為英國貿易之中心點一事不能抱有希望⋯金龜子號炮艇的霍德〔Holder〕少尉曾再三再四檢查可 進入市街之河口三處，但結果皆失敗。他最後判斷認為，即使是最小載量的歐洲船隻，也無法安全進泊所謂的臺灣港〔安平港﹞。我因此不得不忍痛放棄曾想在台灣首府建立貿易港的所有希望。
淡水河，註定要成為英國的貿易港，自福爾摩沙北西海岸流入大海，滿潮時水深16呎。自古此港〔淡水 港﹞為臺灣與省城間之捷路。河口近處，北岸的大屯山和南岸的羅漢山〔觀音山﹞可作為進港時之良好目標。從兩山間隘口深入內陸6英里，在條約指定之港口範圍內，可讓很多適度載重的商船得以安全碇泊。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1861年12月18日），英國駐臺灣副領事館，正式改設在淡水滬尾。郇和在這一天發出通告稱：鑒於淡水港較臺灣島各港口便利，本人已將領事館由府城遷至本地，嗣後淡水港即為臺灣對英國開放貿易之領事港口，其界限自淡水河岸之向海口起，上溯約4哩至口門止。
另一方面，負責籌設海關的區天民卻遲遲未成立滬尾海關。據葉振輝研究，臺灣海關之遲設，可能與桅稅的徵收有關。因為原先來臺貿易的商船，包括洋船，都課徵桅稅，係按船舶的桅桿計算，其中文口費歸臺灣道所有，武口費則歸臺灣水師。一旦成立海關，洋船便改收船鈔、洋稅、洋藥稅等，如此一來， 將損及許多既得利益者徵收洋船桅稅的權益，包括臺 灣道和臺防廳等臺灣官員。
四、滬尾海關正式開辦
區天民在面對種種難題，還包括來自署副領事柏卓枝（George C. P. Braune）的壓力，於是採取過渡階段的變通方式：一方面，在滬尾成立海關；另方面， 讓臺灣道仍繼續在打狗港課徵洋船的桅稅，甚至允許洋船到北部各口進行貿易，繳納許可費給臺灣官員。區天民於是將滬尾水師舊署改為滬尾海關公署， 而在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1862年7月18日）正式開 關徵稅。
據《淡水廳志》，滬尾水師舊署係道光十年 （1830）郭揚聲所捐建。如從歷史照片以及 柯設偕1933年筆記等資料研判，其位置應在今淡水電信局對面，中正路282號之1「淡水郵局郵政專用信箱」建物所在之地。區天民以海關監督身分主持關務，剛開始時還算順利，如其移文所言：「自〔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 日開關以來，所到各國洋船已有二十餘號，均係照常買賣，毫無爭執，誠以彼此議定條約，永歸和好，故本道諸事優容，不使各國洋行稍有委屈，以示柔遠之意。」
但是，閏八月廿九日（1862年10月22日），因樟腦交易糾紛、率洛文與海關哨丁互毆，竟演變成一場要求區天民道歉賠償的談判。1862年11月26日，在 英國砲艇艦指揮官的威脅下，區天民走避福州，導致海關業務中止、船舶裝卸均告停頓。閩撫徐宗幹乃將通商事務暫委候補知府淡水同知恩煜接辦。 翌（1863）年，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10月1日），麥士威（William Maxwell）出任滬尾關稅務司，是為滬尾洋關（或稱新關，相對於區天民開設的舊關），這是洋人管理臺灣海關的開始。
洋關的由來，大概可追溯自1854年6月英、美、法領事和上海道台吳健彰簽訂的《江海關徵稅規則》，產生了第一個由外國人管理的海關。1858年簽定的《中英 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十款，更規定「關於海關任用洋員一事，各口畫一辦理，⋯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人 幫辦稅務」。於是，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 於1859年（咸豐九年）春，任命英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為海關總稅務司。同年十月開辦廣州洋關，翌（咸豐十年，1860）年，開辦潮州洋關。1863 年赫德（Robert Hart）繼任為總稅務司，短短三、四 年，洋海關迅速推向14個通商口岸。滬尾洋關的開辦是其中之一。
洋海關這套現代化的英國海關管理方式，有效執行了申報、登記、查驗、徵稅、複核等多層繁瑣手續，更重要的是杜絕了循私、受賄種種陋習，大大提高了關稅收入（此外，四成洋稅還用來償付英法賠款）。這也即是福州關稅務司美里登所申稱的「大有利益」：福州將軍耆齡、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竊臣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署通商大臣李鴻章據福州關稅務司美里登申稱，現在臺灣稅務，由地方官辦理，一年收銀四、五萬兩，以洋藥而言，淡水、雞籠、臺灣府、打狗港四處，每年進口至少有五、六千箱，即可徵稅或十五萬兩或十八萬兩。如外國人作稅務司辦理，臺灣新關每年足可收銀三十萬兩，實是中國大有利益。請以雞籠口作淡水子口，打狗港作臺灣府子口。
同樣基於有益稅課收入，總理衙門認為，與其增開子口，不如添設外口，因為子口向來只徵收半稅， 而外口除了徵收正稅還可以徵收復進口半稅：「查雞籠口、打狗港二處，既經署理通商大臣體察情形， 可以作為臺灣、淡水子口，設立稅務司徵收洋稅，自應准如所議辦理。惟子口稅銀，向只徵收半稅。今查 雞籠、打狗二口，既須收洋商進出口正稅，並收復進 口半稅。則打狗一港，可作臺灣之外口，雞籠一港可 作淡水之外口，所收稅銀仍歸臺灣淡水造報，行文查 照。如果於稅課有益，別無窒礙，即妥議一切經費章 程，會同奏明開辦。 」
因此，就在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1863年10月1日）開辦滬尾洋關的同一天，開設雞籠外口，歸淡水正口管轄。此即《淡水廳志》所載的：「八月十九 日，雞籠開禁，洋人派副稅務司專駐滬尾、雞籠二口，會同關員稽徵」。翌（1864）年成立打狗海關， 稍晚府城海關亦告成立。於是，臺灣開埠，名為兩口，實際上等於四口。自從開辦洋關後，整個滬尾海關的關務運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形式上，海關監督仍為海關主管，但除了繳納稅金一項由舊關的「官銀號」負責外，其餘包括查驗貨物、開具驗單、查驗通關等，皆歸洋關稅務司掌理。
總稅務司赫德引進近代西方人事管理制度，明顯提升了海關的工作效率。具體的成果，便是 海關稅收的增加。滬尾港的貿易額自從1870年代以後，開始邁入加速成長階段，其黃金歲月長達25年。頂港（滬尾和雞 籠兩港）的進出口淨值開始呈現顯著的成長，1869年為74萬海關兩、1870年96萬海關兩、1871年121萬海關兩，逐年增加，到1894年達830萬海關兩之多。而且在 1872年時，頂港的進出口淨值首度由入超轉為出超；自1876年後，就一路出超到1894年。
不僅關稅收入充實清國財庫，而釐金收入（茶釐、腦釐、鴉片釐等） 更成為臺灣地方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使得臺灣的財政，不需依賴福建當局的挹注，乃至中央政府的補助，等於是為日後臺灣建省預先舖路。滬尾港在晚清 臺灣歷史上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由此可想而見。
伍、小結
就廣義定義而言，淡水港最早是以國際貿易港的地位，躍上歷史舞台，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但是，1683年滿清降服了東寧王朝，臺灣被納入大清版圖後，淡水便失去海上貿易的地位。爾後，由於台北平野移墾之眾的擴展，淡水河口的重要性才又隨之而增。乾隆初期，淡水河口南岸八里坌因位居當時陸路交通之樞紐，而成為台北地區的商業、軍事和政治重鎮。相較於八里坌，淡水河口北岸（今淡水地區）發展較遲。
「滬尾」原為村社名，約在今淡水大庄一帶。 乾隆初，漢民來此移墾而成「滬尾庄」。乾隆30年 （1765），最早出現「滬尾街」一名，但位置已東移 至今淡水河畔市區。嘉慶元年（1796），福佑宮和望高樓之興建，標示著滬尾街港埠時代的來臨，眾商船來此停泊，街市以興。滬尾街市之趨於完備，大約在乾嘉年間。
道光年間，淡水河系各河港已經發展成為北台灣 的經濟重心。不僅河港市街分布三大支流，行郊商號薈集，小商船往來，載運米穀百貨，河運暢通；而且移墾事業深入淡水河流域，莊街發展、丁口繁衍，各種農作山產數量以及生活用品需求與日俱增，更促進了河運貿易的繁興。因此，位於淡水河運出入要津的滬尾港，設關開埠後，便成為北台的貿易重鎮。
滬尾港設關開埠前夕，已有外商來此貿易。咸豐 6年（1856）有45艘不同國籍的船隻到滬尾港運走約一萬噸的貨物，如糖、米、樟腦、油餅等。咸豐八年 （1858）五月簽訂天津條約，俄、美、英、法四國和約中，皆有臺灣開埠之條款。但是開放之港口並未確定。經閩浙總督慶端等商議後，終於決定以滬尾為開埠地點。但區天民抵臺後，卻因既無關防且無經費，又因彰化會匪（戴潮春）滋事，有從海上進襲滬尾之虞，以致開埠一事一延再延，直至同治元年6月22日（1862年7月18日）才正式開關徵稅。
翌（1863）年， 麥士威（William Maxwell）出任滬尾關稅務司，是為 滬尾洋關，這是洋人管理臺灣海關的開始。自從開辦洋關後，整個滬尾海關的關務運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滬尾港的貿易額自從1870年代以後，開始邁入加速成長階段，其黃金歲月長達25年。
淡水港又稱淡水（滬尾）海關碼頭，是淡水河的河口港，曾經為臺灣三大商港之一，因為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在此設通商貿易港，原本是滬尾水師守備營所築碼頭區，當年位置於現在的紅毛城前方河邊，目前屬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所有、中華民國國軍管轄。淡水港之黃金時代約在1865年至1905年之間。
到了日治時代，淡水港渡過了黃金歲月，因河道日漸淤淺、大型船舶出入不便，轉而大力建設基隆港，兼以台北、基隆間鐵路之便，基隆港終而取代了淡水港昔日的地位。
歷史
1860年（清咸豐10年），天津條約簽訂後，淡水正式開港。
1861年（清咸豐11年），7月正式通商。
1862年（清咸豐12年），淡水開港後選為海關稅務司辨公所在。
1872年（清同治11年），3月9日馬偕博士登陸於淡水。
1927年（日昭和2年），由臺灣日日新報舉辦票選，選定為臺灣八景之一。
1941年（日昭和16年），當時淡水港已是有名無實的國際港。
2000年（民國89年），6月27日公告為三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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