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2 10:16:29幻羽
【社交媒體成了香港抗議活動的雙刃劍】 *托馬斯·弗里德曼*
【社交媒體成了香港抗議活動的雙刃劍】 *托馬斯·弗里德曼*
香港——關注香港。這里三個月來的抗議活動很能說明民主的現狀——人類對自由的追求，是無法被撲滅的，即使面對最強大的專制系統；而在Twitter的時代，要將對自由的追尋轉化為持久的變化，是何其的困難，當每個人都是領袖、追隨者、廣播員與評論人時，幾乎已經不存在折衷和解的可能。
是的，香港提醒我們，人民——上帝保佑他們——是既有肉體又有靈魂的。專制者經常犯的一個大錯誤是，他們認為只需要餵飽前者，不用理會後者，就可以永保江山千秋萬代。
雖然香港抗議活動由收入差距和保障性住房短缺等許多不滿促成，這座火山的灼熱熔岩，依然是很多自我認同為自由兒女的香港人，他們本能地排斥共產黨在大陸實施、並且還想強加給香港的統治交易：致富光榮，但是說出你的想法是危險的。
為什麼香港人現在覺得有必要維護自己作為自由人民的身份？這是因為，曾在過去30年間訪問過中國的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國比30年前開放得多，卻比5年前封閉得多。
人們一直在預料和期待中國大陸會朝著更開放的方向發展，然而自2013年習近平上台以來，這個趨勢持續停滯和逆轉。他既打擊腐敗，也打擊溫和的異見人士。
毫無疑問，來自北京的寒風已經吹到香港。在北京，到處都有攝像頭和麥克風，人們甚至不再低聲表達異議。然而在香港，尤其是香港的年輕人，他們正在以激烈的姿態抵抗——別指望你能在這裡箝制言論。我們不是那樣的人！
一條抗議標語上寫著：“抱歉給您帶來不便。我們正在為我們家園的未來而戰。”
香港地區議員、參加本次抗議運動的活動人士梁穎敏驕傲地宣稱，這場運動沒有領袖，她是這樣解釋給我聽的：當香港直接被民主國家英國統治的時候，“我們了解他們的政治體制，而他們沒有與我們分享這個體制。對於中國，我們了解他們的體制，我們希望去抵禦它。我們不能生活在一個像劉曉波這樣的人”——一名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民主活動人士——“都有可能被逮捕並死在監獄裡的社會。”
十年來，民主在世界各地遭到扼殺，香港無疑是一股脆弱但又不可忽視的逆流的一部分，在俄羅斯和土耳其這樣的地方，人民在抓住僅有的一丁點言論自由或選票，竭盡全力反抗被獨裁者禁聲或收買的羞辱。當你認為人民的靈魂已被摧垮時，他們仍在帶給你驚喜。
但與之相反的是另一個全球趨勢：社交網絡對政治運動的矛盾影響。Facebook和Twitter讓很多人更容易在短時間內走上街頭。但是，當每個人都擁有數字擴音器的時候，任何領導人都很難聚集足夠的權力，不僅要形成一套有理有據的訴求，更重要的是還要在適當的時候，就這些要求做出妥協，將街頭能量轉化為新的法律。
因此，香港抗議者自豪地宣稱他們“沒有領袖”，並堅持他們的五項集思廣益而成的訴求——而且“缺一不可”。這些要求包括通過普選產生市政官員、對警察暴行的調查、以及對被捕抗議者的赦免。
但是沒有任何運動能夠完全達到它的目標，尤其是在香港，這裡實際上是“一國三製”。一方是主權統治者北京。一方是親北京的保守派香港人，他們控制著香港政府，接受從英國繼承來的有限民主規則。還有一方是更城市化、對民主充滿渴求、善用互聯網的年輕人。
唯一可能的結果是妥協。但《南華早報》的專欄作家盧綱(Alex Lo)在9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認為，香港抗議者既因為社交網絡得到廣泛支持，同時也被它所拖累：因為沒有領袖，所以不能達成協議，任何人試圖妥協，都會在網上遭到抨擊。這些現代的運動源自群體的共商，同時也是由群體來執行，這樣一來，任何想達成交易的人都會有所顧忌。
“全球趨勢通常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到達香港，”盧綱寫道，“我們的社交媒體驅動的革命也不例外，這場革命加劇了當前的動盪。……但從伊斯坦布爾的格茲公園到開羅的解放廣場，社交媒體驅動的革命和反抗，都以失敗告終。”
由於香港的抗議活動“幾乎涵蓋並放大了人們對政府、社會和中國的所有重要不滿，”盧綱還寫道，“因此不可能彌合分歧，提出可行的政治方案。唯一的共同點，也是共識的底線，就是所有人都討厭中國。”
我的觀點是：社交網絡和網絡工具正在讓效率低下的威權政權變得更加脆弱，因為人們現在有了更多的工具來溝通以及與政府對抗。參見埃及、約旦、土耳其和俄羅斯。但它們正在讓高效的威權主義國家變得更加高效。參見中國。同時它們也讓民主國家變得難以治理，因為它們不僅促成了“真相的終結”，也促成了“妥協的終結”。參見美國、英國脫歐和香港。
最大程度的妥協意味著建立新的共識，找到重疊的領域，讓對立的雙方可以站在一起；而最小程度的妥協意味著雙方為了和平共處，各自放棄一點自己的要求。但在有網絡加持的極端主義者的強大壓力之下，這兩種情況都變得更加困難。
正如我在《紐約時報》的同事Keith Bradsher指出的，香港上一次爆發大規模街頭抗議是在2014年9月——諷刺的是，2014年8月31日，一項得到北京認可的決定讓香港人在領導人的選擇上有了更多發言權。
在當時（乃至今天），香港的行政長官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委員中有忠於北京的人，也有更保守的農民、商人和漁民。北京在2014年8月31日提議，將該委員會的權力縮減到只選擇能夠參選的候選人——這樣就不會選出公然敵視北京的人——然而也讓所有香港人對候選人進行投票。
這並不是一個糟糕的妥協，因為即使北京控制了選票上的名字，贏得選舉的都很可能是承諾香港人最多民主權利的候選人。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下，在1200名選民中贏得最多選票的人，往往是向北京做出了最有力的承諾的人，他會去對北京在香港的朋友施加影響。
2014年，這一妥協遭到了香港街頭運動的抵制，並引發了香港為期兩個月的“雨傘運動”，佔領了幾個街區。它要求實行“一人一票”制度，對參選候選人不設任何障礙，認為這是真正保護香港獨特民主身份的唯一途徑。
我非常欽佩香港人捍衛香港特色的勇氣。但我的頭腦告訴我，菜單上很少有“完美”這個選項，在面對北京這樣一個壓倒性的政權時，“更好”才是好事。想像一下，如果2014年8月31日的妥協被接受。大陸人將會看到香港人直接投票給他們的領導人——儘管是從有限的名單中——而大陸人甚至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泛民主派堅持要么全部，要么全無，浪費了一個讓香港更接近他們應該追求的'真正民主'的好機會，”香港投資者兼作家單偉建(Weijian Shan)說，他著有《走出戈壁，我的中國和美國故事》(Out of the Gobi, My Story of China and America)一書。
如果香港人接受2014年8月31日的有限普選提議，他們今天就會有更大的優勢，要求實現全面普選。現在還不清楚北京或其香港盟友是否還會提供這種有限的普選——或者這一次的民主運動是否會就此妥協，接受這個方案。
因此，當催淚瓦斯煙霧消散時，兩個大問題仍將揮之不去。“更好”的選項——2014年的妥協方案——還可以談判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是否有一個抗議領導人能夠同意它，並且讓它保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