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0 09:51:32幻羽
觀點 -*我一生都在等待《願榮光歸香港》這樣的歌 *-+觀點-*香港會成為下一個天安門嗎？*-
觀點 -*我一生都在等待《願榮光歸香港》這樣的歌 *-
*VIVIENNE CHOW* 2019年9月17日-BBC-
香港——先是起雞皮疙瘩。然後淚水順著我的臉流下來。上週四晚，我站在香港最大的購物中心之一的二樓陽台上，轉過臉去，試圖掩飾自己在哭泣。但我很快意識到，我並不是唯一一個：從一家設計師品牌店偷跑出來的一位女銷售員也噙著淚；附近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迅速摘下眼鏡擦拭淚水。“同行兒女，為正義，為時代革命，”我們一起唱道。我從未感到和陌生人如此親密。
那天晚上，我和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參加這個集會，一同唱起《願榮光歸香港》。這首宏大莊嚴的歌，是獻給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進行曲，幾週內就成為了這座城市的非官方頌歌。作為一個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度過了上半生、1997年香港移交給中國後努力尋找自己位置的香港人，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一首用我的母語粵語而不是英語（雖然它有英文版）或普通話（中國大陸的通用語言）演唱的歌曲，能夠喚起這樣一種自豪感和歸屬感。
我一生都在等待一首像《願榮光歸香港》這樣的歌，儘管一直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在1980年代的英國統治下長大，基本上從沒聽說過《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我們從來沒有被要求唱這首歌，儘管我小學校長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張伊麗莎白二世的照片——直到1996年，香港帆板選手李麗珊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獲得香港首枚也是唯一一枚金牌後登上領獎台，我才意識到，這首歌理論上是“我們”的國歌。但我並不知道它，對它也完全沒有感情。
或許對我們來講，在1980年代以前，最接近香港之歌的是羅文的《獅子山下》，1972年首播的同名電視劇的主題曲。這部劇以普通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主題，觸動了許多人的心弦。《獅子山下》的歌詞描繪人們面對艱辛，依然團結起來，“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這部劇和這首歌孕育了所謂的“獅子山精神”——但是歌雖然很美，卻不容易跟著唱。隨著香港逐漸發展成為第一世界社會，它的歌詞不再以同樣的方式引起共鳴，尤其是對於那些夢想不僅僅是一份養家糊口工作的年輕人。
我們還一度有過一首粵語歌《為自由》。歌曲創作於30年前，當時中國的民主運動正在產生影響，而香港的娛樂業正值鼎盛，還是香港政治鬥爭的最前沿，這首歌是由那個時代最紅的粵語流行歌星們創作並演唱。它成為1989年5月27日“民主歌聲獻中華”的主題歌，那是一場12小時馬拉松音樂會，有數十萬人參加，為北京的學生們籌集資金。《為自由》的結構類似80年代強力敘事曲，節奏獨特，歌詞以粵語為主，但其中的關鍵句“愛自由，為自由”是普通話。
當時，10歲的我也試著在家裡用鋼琴彈這首歌，儘管我的技巧非常有限。但是中國的民主運動以流血告終，在那之後的幾十年裡，《為自由》似乎已基本被遺忘。曾經帶領香港人民歌唱“為自由，你我曾奮鬥進取，手牽手”的明星們，要么已經去世，要么已經忘懷此事。有些人，比如譚詠麟、鐘鎮濤和肥媽瑪利亞，30年前曾為北京的學生歌唱，今天卻成了警察的支持者，參加支持警察、政府的集會。 之後是香港傳奇搖滾樂隊Beyond的歌曲《海闊天空》。這首歌喚起人們不畏險阻、追求自由的渴望。五年前，它成為親民主的“雨傘運動”事實上的運動之歌，比為展現抗議精神而作的另一首歌《撐起雨傘》更加矚目。但這首歌相對溫和，對情感的訴說較為含蓄。它沒有《願榮光歸香港》那種宏大的管弦樂，後者似乎在以獨特的方式傳遞香港人的希望、憂懼與絕望。
隨著《願榮光歸香港》在過去一周裡迅速傳播，一天又一天在全市購物商場的大廳迴盪，我既感到激勵又有些擔心。這首歌體現且加速了香港身份認同的再生——這是北京最不想看到的。短短幾個月前，香港政府還在計劃引入新國歌法，擬將刻意侮辱《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列為刑事罪。該法案因當前的危機被推遲，但與此同時，親北京抗議者正在唱響《義勇軍進行曲》，比如上週四香港中環一家商場午餐時段就有這樣的場面，製造了兩首“國歌”齊唱的噪雜對抗。
《願榮光歸香港》令人感動的一個地方在於這首歌的創作過程。其首要作曲者選擇保持匿名，僅化名“托馬斯”。歌詞是在一個已成為抗議組織者中心的在線論壇上集思廣益而成，人們還在該網站上錄下自己唱的版本，而後合成到最終曲目當中。隨著人們持續在大街上、商場裡倔強地唱起這首歌，還有什麼比它更能代表我們這場無人領導的運動？我們不需要立法告訴我們該尊重什麼歌曲；我們甚至不再需要粵語流行歌星告訴我們該唱什麼。香港人有慧耳，也有善心。當一首真正代表我們身份的歌曲響起，我們會知道。願榮光歸香港。
觀點-*香港會成為下一個天安門嗎？*- *鄧敏靈*
2019年8月19日-BBC-
30年前的1989年5月19日，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那是凌晨5點，疲憊不堪的趙紫陽手拿一隻擴音器，對學生示威者講話，他們中有數千人已絕食抗議至第7天。“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他說。“對不起。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
趙紫陽知道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已經計劃命令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為避免災難發生，他懇求學生們放棄絕食。“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嘛，”他說，“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游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
次日，北京宣布實施戒嚴，趙紫陽被軟禁。15天后，人民解放軍進入天安門廣場，製造了一場慘案。趙紫陽於2005年去世。他政治生涯的顯赫功績在中國內部被擦除，他的名字被從公共記錄中刪掉，他的面孔被從照片中抹去。
在1989年示威活動最有力的時刻，各個階層的人匯聚到了一起，其中有工廠工人、官方媒體、北京警察、大學和高中生、爺爺奶奶、教授和藝術家。搖滾音樂會響徹整個夜晚。新豎起的民主女神鵰像旁設立了一所免費授課的民主大學。北京市民給示威者送水送食物，學生領袖維持治安，組織後勤、公共空間的維護和清潔。能提供歷史背景的教授和知識分子來到天安門廣場，就策略、安全和未來規劃提供建議。
本質上講，1989年的示威活動是一項自治實驗，因為學生們明白，他們反抗的方式本身就代表著他們的訴求。
1989年6月3日晚，劉曉波及其他三名知識分子在抗議者和部隊之間來回奔波，奮力通過談判以求確保數千名在天安門廣場上堅持的大學生的安全。沒有他們的英勇干預，等待抗議者的無疑將是毀滅。劉曉波永遠無法忘懷廣場上的那些日日夜夜。他的《零八憲章》要求政府遵守自身的憲法。他於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017年在漫長的監獄服刑期間去世。
在沒有代議制政府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道德合法性在於，在人民認可的情況下，本著國家的最大利益行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中共面臨的最大威脅是跨越階級和政治界線的大規模示威活動。
現在不是1989年，香港也不是北京，但手無寸鐵的年輕學生再次面臨著中國軍事鎮壓的危險。親北京的政客不負責任地將示威者比作恐怖分子。年輕人對與他們的憲法權利不可分割的經濟未來極度擔憂，他們正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香港的抗議者需要有說服力，需要保持靈活與團結，應該明白自己不可能靠蠻力取勝。他們需要爭取盡可能多的市民，讓他們來支持一個具體的、可實現的目標。他們的微妙處境需要用謀略來應對。這個地區是中國自身與中國勢力範圍之間的過渡地帶，而這裡的人也體現了華人世界的複雜性、斷裂性和變革性的變化。一個政治上自由的香港可以讓各方受益，前提是那些能影響北京的人可以闡明這一角色以及由此帶來的益處。
國際社會則另有任務。呼籲香港獨立或進一步煽動這種言論只會適得其反。但是，我們應該立即在我們自己的街頭支持他們的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以及擁有獨立司法的權利，這些權利不應受到威脅，它們受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簽署的回歸協議保護。香港是作為一個殖民地被交出和收回的，意味著這一過程並沒有尊重其居民的意願。然而如果沒有這些權利，香港居民就算只是試著去討論和創造一個公正、穩定的未來，都將付出可怕的代價。
中國對媒體的嚴格審查和控制，使得大陸新聞網站可以傳播這樣一種錯誤的說法，即香港市民正被外國控制的流氓團伙和第五勢力圍困。這是一種危險而惡毒的謊言，一再被軍事大國用來作為暴力干預的藉口。
中國的語言、詩學和哲學是在香港的靈魂之中的。香港所面臨的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它該如何在既不危害中國又不被中國危害的情況下維持？香港——以及英國和中國承諾的獨立政治和法律制度——如何能在這個瞬息萬變的全球秩序中生存下來？
這個問題關係到我們大家。不正當的權力完全依靠武力。中國是一個複雜而有影響力的國家，但衛星圖像顯示，它在距離香港幾英里的地方集結了100多輛裝甲運兵車，彷彿武力是它唯一熟悉的政治。
自香港回歸以來，中國的崛起引人注目。連接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經濟基礎設施非常深厚。在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大灣區項目有望完成，香港亦將成為包括澳門、深圳、廣州和其他7個中國城市在內的一座超級都市區的一部分，這些城市將擁有7000萬人口，生產中國37%的出口。大灣區與“一國兩制”的原則似乎並不相容。未來需要有創新，最重要的是，要尊重香港獨有的微妙身份。150多年的歷史證明，維護香港的經濟安全和憲法權利，又不對中國的製度構成威脅，是可能的。
1989年，北京的抗議者舉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走出前人沒有走過的新路。”這是來自過去的警告，是在懇求不要再一次失敗。30年來，中國一直嚴格審查所有提及1989年天安門示威和屠殺的內容。政府繼續逮捕和拘押死者的年邁父母。即使是現在，這些年事已高、身體虛弱的父母們還在緬懷他們去世的孩子，並表示抗議。
趙紫陽在沒有被指控犯罪的情況下，被軟禁了近16年。在他的秘密日記中，他開始相信維護新聞自由和獨立司法以及其他改革的必要性。他提倡的不僅是對國家的愛——中國的文化和影響力、中國的力量和靈活——而且是對中國人民的愛，他們是中國最寶貴的資產。
2005年趙紫陽去世時，他的死訊在中國受到審查；但在香港，15000人用一場燭光守夜向他致敬。香港忠實地記住了中國不允許自己哀悼的事情。如今它仍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