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林法則”和“危險世界”】

“這世界的規則本來就是弱肉強食”、“你不先搶你的那一份，別人就會來搶走你的東西”、“世界上哪有什麼平等，只是你們‘白左’的幼稚幻想”。這一類“叢林法則”式的話語，正越來越多的充斥中文網路世界。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往往對宣導性別和族裔平權、維護中下階級權益的人們不屑一顧，乃至發起攻擊。

雖然權威性格與支配性格可以用來預測自由保守，但一些研究者認為，這兩個所謂的“性格”測量，其實也只是政治態度而已，並不是深層的心理特質。

那麼，在個體在形塑政治立場之前，是否存在影響RWA、SDO兩項指標，進而對個體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產生影響的更深層的心理特質指標？Duckitt發表於2001年的研究，揭示了兩種世界觀對於保守傾向的影響：“叢林法則”與“危險世界”。

“危險世界”源於Altemeyer發表於1988年的研究，這種世界觀認為，這個社會是危險的、不可預測的、時刻遭受威脅的。那些好的、正直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隨時可能被“壞人”，“惡魔”所破壞。這樣的世界觀並不信任每個普通人的人性當中的善良。他們希望藉由操作人們對於未知危險的恐懼，提升既有傳統和權威的合法性——畢竟，既有的傳統和權威是穩定、有章可循的。而那些挑戰了傳統和權威的行動，則被打上了“破壞穩定”的惡人標籤。

除了危險世界之外，Duckitt認為，“叢林法則”世界觀，形塑了保守派價值的另一個側面。信奉“叢林法則”的人眼中，人類社會是一個殘酷無情、非道德的叢林，遵循達爾文主義的競爭規則。在這片叢林中，力量、權力和金錢才是獲勝的法寶，只有狠下心來奪取權力，才能在叢林中生存下來，成為贏家。在叢林法則的引導下，人們不相信合作，不相信人們可以互助、可以分享，不認同“政治正確”。叢林法則指引它的信徒尋求權力、謀求對他人的支配。Duckiit引用了希特勒1928年在庫爾姆巴赫（Kulmbach）的演說，來說明這種世界觀：

自有生命以來，就有反抗，其他的活物不斷腐朽，唯有生命隨反抗而存活……在反抗中，強者有其才能，獲得勝利；弱者缺乏能力，終將失敗……人得以生存、在動物世界中走到今日的頂點，靠的不是人道或仁慈，而是在最血腥的反抗中獲得勝利。

“危險世界”煽動人們對未知和不確定的恐懼，進而讓他們通過遵循權威、保持傳統生活方式，來獲得“安穩”的感覺，因此成為了權威型性格的心理基礎；

“叢林法則”則否定了一切道德與良善，將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化約為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無止境的競爭，指引它的信徒“不是征服，就是被征服”，因此成為了支配型性格的基礎。

無論是當年的希特勒，或者今天宣揚“叢林法則”、“危險世界”的意見領袖，他們對大眾的影響是真實而深遠的。理解這一套價值觀的心理內核和形成機制，對於理解當下這個正在發生保守化的世界非常重要。

【全球資本主義的民主神話：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倫理批判】*宋建麗*博士

新自由主義將民主政治隸屬於貪婪的市場經濟法則之下，將市場的價值延伸並散播到所有的制度、社會行為乃至人類生活，最終導致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岌岌可危。這一方面表明新自由主義已經陷入困境而無法自拔，另一方面也宣告了全球資本主義民主神話的破產。

(一)新自由主義及其政治合理性困境

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 西方社會思潮的主流，並以其“強勢”話語權向全球蔓延。按照大衛·哈威（David Harvey）的理解，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認為通過在一個以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 由貿易為主要特徵的制度框架內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就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在通俗的用法上，新自由主義常常被和一種由市場合理性支配一切的激進的自由市場同等看待：競爭最大化以及通過經濟上的去管制化而實現的自由貿易、去除關稅以及一系列有利於商業的貨 幣和社會政策是其主要特徵。然而，正如許多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者已經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絕不僅僅是基於“華盛頓共識”的一套包括開放市場、放鬆管制、私有化、全球化等在內的經濟政策，它更是“一個有關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領域的革 命性變化的概念”，“旨在把市場價值和關係推廣到更廣闊的社會和政治系統”。

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絕不僅僅是一套旨在促進自由貿易和最大化公司利潤的經濟政策，它還被作為一種政治 治理的形式而展開。伴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資本擴張，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歐各國和美國經濟政策的戰略工具，起初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新自由主義被推崇為國家意識形態。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言，儘管新自由主義在降低通脹率和提高企業利潤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一切措施都是被設想為達到一個歷史目標的手段，即在國際範圍內重新推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這種大格局下，被強勢推行的新自由主義，不僅以其經濟合理性成為西方經濟政策的主導，而且被吹噓為一種世界觀，滲透到所有領域。然而，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合理性邏輯開始支配一切時，其政治合理性的困境也就在所難免。

首先，一種規範的有關經濟合理性無處不在的主張使得政治領域乃至政治主體的行為日益服從於經濟合理性和利潤率的邏輯思維。伴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化，新自由主義逐步擴展並滲透到國家本身甚至所有個體的政治行為。在新自由主義看來，是否具有支持和培育市場的能力成為判斷國家是否成功的標準，國家本身被市場合理性包圍並啟動，公開地回應市場的需要，利潤率以及關於成本和收益的普遍計算成為國家實踐的尺規。所有的政治話語都被框入與市場有關的話語，國家不但要關心市場本身而且要像一個市場行動者一樣去思考、去行為，淩駕於其所有其他功能之上。與此相應，政治生活領域中的個體被描繪為理性的、精明的生物，其道德自主性根據其“利己”的能力來衡量，道德被等同為一種關於成本、收益以及後果的理性考慮，作為政治主體的公民淪為自私自利的精於算計 的消費者，成為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對立面。在市場合理性的普遍滲透和支配之下，政治領域和其他領域一起，都日益服從於經濟合理性，或者反過來說，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逐漸被納入市場合理性的軌道，這就不僅使得所有的行為和政策都服從於利潤率的考量，而且所有的人類行為和制度行為的產生都是作為合理的企業家行為而產生，根據效用、利益或者滿意度的演算來引導和衡量。

其次，政治領域直接服務於經濟的定位，特別是將道德和政治判斷縮減為一種成本收益的計算，以及根據這種計算去建構的社會政策，日益呈現為一種不斷強化的被資本浸透了的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新形式，私人利益日益控制著越來越多的 社會生活，關心公共利益和窮人利益的核心公共價值觀正被拋棄。在始於“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 主義的國內重組和外交政策之下，人們越來越多地強調社會問題的私人化和公共空間的商品化，財政投資、市場價值以及商業價值優先於人類需 要、公共責任以及民主交往，少量私人利益日益控制著越來越多的社會生活。市場關係、支配性的資本與政治、道德、責任等問題日益割裂，“投 資者”所需要的流動性意味著權力和責任之間新的、空前的斷裂……責任和後果脫離是最讓人垂涎的獲利，而這正是新的流動性給可自由活動的、不做任何承諾的資本所帶來的。在這種政治文化之內，不僅民主從屬於市場規則，而且企業決策也免受公共責任的約束：“收入不平等處於歷史最高位，但有錢人宣稱他們對社會其他人沒有責任。他們拒絕為窮人提供幫助，一有機會就要 為減稅政策辯護。幾乎人人都在抱怨，幾乎人人都在過分熱衷地捍衛自己狹隘的短期利益，幾乎 人人都放棄了向前看的眼光或者關心他人的需要。”換句話說，在當今市場利益驅動下的西方社會，在適者生存的經濟法則支配之下，公共利 益、公民責任等觀念逐漸被徹底私有化的自由理想所代替。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管制在消除非市場性的道德因素，提升利潤和權宜之計的地位並將其作為政策制定標準的同時，也日益與培育民主認同、民主價值、公共空間、公共制度等目標相對立，並不可避免地導致民主根基的破壞。在作為一種經濟支配形式的新自由主義背後，是一種特殊的獨裁主義的野蠻觀念，在宗教權力、市場原教旨主義以及反恐法律程式混合而成的權力之下發動，並由此使法西斯主義抬頭。當追求盈利的文化居於支配地位並試圖清除民主的公共領域的時候，自我反思和集體性賦權就被簡化為自我抬高和利己主義，並通過一種新的、無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合法化。對日益沉湎於由貪婪法則所支配 的市場力量之中的西方社會而言，對持久存在的非正義的探尋已經淪落到將政治合理性的邊緣作為參照標準，當民主的治理原則、民事法典以及宗教道德都屈從於經濟的算計，當沒有任何價值能夠脫離這種算計，新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危機也就不可避免。

(二)新自由主義全球正義的幻象與民主神話的破產

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之下，新自由主義 竭力推行有利於資本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任何 對成本、風險或不平等的認知日益淹沒在追求私有化、放鬆管制、自由市場以及令人鼓舞的出口導 向型增長的步伐之中，由此帶來的全球性非正義惡果有目共睹：如世界範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全球性的經濟混亂、金融危機的爆發；權力集中在幾乎不受任何監督和控制的少數金融寡頭手中以及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依附的不斷加深，等等。 1996年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全球報告估計，在世界人口中，20%最富的人與 20%最窮的人的差距從 1960年到 1989年擴大了50%以上，並且預言全球化進程將加劇世界不平等現象。廣大發展中國 家的財富逐步從公共領域和大眾手裏轉移到私人和特權階級手裏，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項目不僅使得國內少數人獲得驚人的財富，促進了國有資產對外國投資者的分配，而且將司法的、政治的以 及體制的結構暴露於外部的操縱之下，國家的政治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部分勞動者的勞動權力在私有化、市場化的名義下被剝奪，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福利開支減少，社會服務被大幅削減；原有的福利政策遭受破壞，窮人的生活愈發艱難。在這樣的社會中，平等和正義問題已被降低至社會關注的次要方面，探尋持久存在的非正義由於被視為阻礙了累積資本而被放棄，貧窮甚至被視為一種道德上的需要和策略上的需要，疾病、移民、藥品、不穩定以及敵對狀態等問題日漸升溫，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共存變得更加困難。

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表現為一種新形式的政治，在這種政治形式中，對平等、正義或自由的執守被如何在由恐懼、監督、經濟剝奪所支配的文化之中圓滑地生存所代替，在這種已經牢牢掌控公眾想像力的新自由主義話語中， “批判性思想的可能性消除了，民主的辯論成為不可能”，其結果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宣導者實施最為無情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同時卻不必將此開放供公眾討論。新自由主義支配下的美 國已經變成了這樣一個社會：它關注更多的是消費而不是生產，是確認私人利益而不是爭取民主權利，是塑造競爭性的文化而不是培育浸透著社會責任意識的民主政治。在一個熱衷於消費者滿意度和消費品的社會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潛力正在悄然喪失，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是以漠不關心和玩世不恭為標誌的非政治化的公民，以公民責任為中心的政治文化遭受破壞，並由此造 成一個由倍感無力的、精神不振的個體組成的原子化的社會。人們生活在霍耐特（Alex Honneth）所描述的“失敗的社會性的深淵中，即他們感受到的痛苦無法在公共空間的表達中找到共鳴”，倫理的、政治的、民主的貧困症狀已經充斥整個社會。

簡單而論，自由主義民主在過去兩個世紀所提供的是一種經濟和政治體之間適度的倫理張力。形式上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原則（及與之伴生的對個體自治和尊嚴的承諾）刻畫了一種可替代的人性觀點以及資本主義之社會道德的參照物件。這是相比資本主義經濟而言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兩面性（至少是潛在的兩面性），即自由主義民主一方面反映並試圖合法化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另一方面同時抵制、反抗並調和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正如自由主義民主彙聚了許多資本主義價值如財產權、個體主義、霍布斯式契約之下的假定等等一樣，它在道德和政治原則與經濟秩序之間所確立的形式上的區別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有助於人們避免被市場詳盡無遺地掌控的厄運，逃離被市場價值無所不用其極地加以衡量的可怕生活。然而，當新自由主義使得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屈從於經濟的算計時，經濟和政治體之間適度的倫理張力終將破裂，自由主義民主註定無法通過屈從於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管制而倖存，因為在自由主義民主的基本制度或價值如自由選舉、代議制民主、均勻分佈的個體自由到適度的權力分享甚至更為實質性的政治參與中，沒有什麼能夠內在地滿足服務經濟競爭的考驗或內在地禁得起成本收益的分析。

新自由主義曾聲稱要在當代世界體系中重新定義民主制度並傳播民主制度，自由主義的天然 “自由”市場以及民主神話被灌輸進西方很多人的大腦，它鼓吹經濟如何具有競爭性、合理性、有效性、公正性。然而，正如美國左翼政治批評家諾 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指出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經濟由大公司控制，市場 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競爭。而且，公司本身就是極權組織，以非民主的方式運行。我們的經濟以這種組織為中心，嚴重損害了我們建立民主社會的能力”。其實際後果就是：新自由主義既沒有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沒有消除貧困，也沒有使經濟更加穩定。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盛行的這些年裏，經濟增長放慢，貧困增加，經濟和 金融危機成為流行病，新自由主義所許諾的全球民主的目標已經失敗。

(三)超越新自由主義：一個政治倫理的後續思考

批判性反思的目的在於超越，因此，如何超越 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當前新自由主義批判一個不能不面對的話題。新自由主義試圖證明自己作為“歷史模式”對全世界不同文化的所有社會都有效並進而具有普遍必然性，它相信自己能夠超越歷史、文化和地域的局限性而達到所有人類社會的終極真理，然而新自由主義政治合理性的困境及其全球正義的幻象、民主神話的破產，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的這些理論是靠不住的。正如瓦爾登·貝羅所言，“新自由主義刻意將自己打扮成一種政治的科學，但它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即一套相對於某種歷史處境並代表某些群體的政治價值體系。”因此，要實現對新自由主義的超越，必須首先認清其意識形態的本質，辨明其政治價值的悖謬，從而在更廣闊的人類視野中探尋可能的路徑。

在社會的演進與建構認識上，新自由主義強調演進、競爭的邏輯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法則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資本主義體制性的問題被掩蓋在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法則之下，在狂轟濫炸的意識形態宣傳的配合下，在統治精英們重構其階級力量的努力下，社會資源和財富的不平等分配愈發加劇，社會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況愈發惡化。基於競爭和效率的經濟合理性以及基於正義原則的政治合理性之間的對立，對任何可能對純粹的市場法則構成 障礙的社會政治結構及原則提出質疑，從而不僅在競爭、效率的名義下日益放棄對社會內部乃至全球範圍內巨大貧富分化的批判性反思，而且還借助於資本主義全球霸權的擴張策略不斷地以自由貿易為名加劇對落後地區的掠奪性開發。簡言之，西方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核的全球化主張實質上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不平等分配的主張，其所謂“正義”只是強權者的“正義”，對於弱勢者而言，是無盡的被剝削和苦難。

因此，在政治倫理的批判性視域中，新自由主義絕不是一種中立的、技術性的、經濟的話語和一種經濟合理性的模範，並由此可以提供最好的“通往最佳效率、快速經濟增長和革新以及增進所有願意努力工作和利用一切機會的人的繁榮的路 線”。相反，它是一種新形式的政治，將民主 政治隸屬於貪婪的市場經濟法則之下，對利益的追求、逐利的市場競爭，演變成赤裸裸的動物般的 生存競爭，經濟自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合流。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中，“經濟人”被視為“事 實上的人”，其後果就是剝去了人類本來具有的 “良心、義務感以及對人類福利的關心”，民主墮落 為自由市場的同義語，平等、正義、自由的議題被剝奪了任何實質性的意義。

鑒於新自由主義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替代全球主義運動應運而生，其宗旨是在全球範圍內實現民主、公正、和平與人權,保護環境和爭取有控制的、團結的全球化。2007年10月3日至6日，由法國《今日馬克思》(Actuel Marx)雜誌社發起並主辦的主題為“替代全球主義、反資本主義:一種世界政治的選擇”的第5屆國際馬克思大會在巴黎召開，會議提出了“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口號。有學者提出，未來成為全球新秩序支柱的基本原則絕不是經濟、市場在運轉社會，相反，市場必須“植根”於社會，並被團結、公正和平等的價值觀所統治。也有學者認為，未來世界格 局將發生三個“超越”：一是在經濟發展上將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重新認識國際壟斷資本主導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眾擺脫貧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經濟權利特別是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掌控之上，構建公正的經濟全球化、地區化和集團化機制；二是在政 治發展上超越“一超”主導的世界政治力量，擺脫少數西方國家頻頻干涉別國內政和人權進步的狀態，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達的多樣性，構建民主政治多極化和國防自衛化機制；三是在文化發展上將超越資本主義的單一價值觀，確認各國和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構建豐富的文化多樣化和交互化機制。

縱觀當今世界，霸權主義的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話語的強勢蔓延，民主制度以及民主程序的雙重缺失，呈現出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的當代資本主義新危機的結構性特點。受到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的全球性政治霸權壓迫以及全球性金融體系剝削的人們，為獲得徹底的解放而不得不展開鬥爭。2011年9月美國興起的群眾性 “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短暫的時間裏就使聯邦政府的關注點從削減聯邦預算和債務轉到了經濟不平等及其帶來的社會不公正現象上，並深刻影響到美國民眾對資本主義的看法，從而為終結新自由主義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並沒有消解政治行動的能力，這種行動依賴於各種群體的能力——和平運動、反企業的全球化運動、人權運動、環境正義運動——在跨民族的邊界之內形成聯盟，在這種聯盟之內，共同體團結一致將提供一個共同的象徵性空間和多重的公共領域，雖然人們講著不同的政治語言，但他們的目標無疑是一致的：“全球 和平、經濟正義、法權平等、民主參與、個體自由、相互尊重”。在那裏，政治的話語和可能性被重新思考，規範被討論，並由此創造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專注於爭取社會平等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公正的開放的話語，以徹底改變新自由主義對權力的粗暴使用，並尋找更為公平的、民主的變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