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世界—太空時代】

我們面臨著一個新世界——一個變革中的世界。人造衛星進入星際空間。衛星與導彈標誌著人類漫長的歷史進入了另一個時代——太空時代。

自然科學告訴我們，在50億年或更長的時期中，地球形成了；300萬年或更長的時期中，人類形成了；人類歷史還不曾有過一次更巨大、更令人驚訝的進化。我們不單要從現在這個世界，而且要從無法估算的距離，從神秘莫測的宇宙來論述事物。我們正在認識一個嶄新的無邊無際的世界。

我們談論著不可思議的話題：控制宇宙的能源；讓風力與潮汐為我們所用；創造空前的合成物質以補充甚至代替古老的基本物質；淨化海水以供我們飲用；開發海底以作為財富與食品的新基地；預防疾病以使壽命延長幾百歲；調節空氣以使冷熱、晴雨分佈均衡；登月太空船；戰爭中的主要目標不僅限於敵人的武裝力量，也包括其平民；切結起來的人類與某些星系行星的惡勢力的最根本矛盾；使生命成為有史以來最扣人心弦的那些夢境與幻想。

傳統的“世界觀”局限於“地球觀”，新型的世界觀是立足地球又超越地球的“太空觀”。解放軍必將為人類沖出地球、走向太空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太空經濟時代已經到來。美國“高邊疆”計畫宣導者格雷厄姆預言：“空間開發，對於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影響，可以與工業革命對世界發展的影響相提並論。”人類的生活和生產活動範圍，正由地球向宇宙太空擴展。太空軍事化已成為世界軍事競爭的新特點。20世紀60年代，美國首先發射了照相偵察衛星，宣告了太空軍事利用的開始。目前，美國軍隊95%的偵察情報、90%的軍事通信、100%的導航定位、100%的氣象資訊，都來自太空軍用衛星系統。

從20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甘迺迪提出“誰控制了太空，誰就控制了地球”，到80年代雷根提出“星球大戰計畫”、90年代克林頓提出實施國家導彈防禦計畫和戰區導彈防禦計畫，再到美國軍隊聯合航太司令部1998年公佈的《2020設想》，都是美國政府構築太空盾牌和核盾牌的戰略理論和戰略舉措。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軍隊都依靠先進的通信衛星從戰場及時獲取情報，使指揮官能夠與部隊保持暢通的聯繫和即時的控制。全球定位系統衛星的導航信號引導美軍對眾多目標實施精確打擊，美軍在海灣戰爭中動用軍事衛星33顆，科索沃戰爭中動用50顆，伊拉克戰爭中超過180顆，都取得了很好的作戰效果。

在競爭太空時代大潮中，中國作為世界第三航太大國，也必須激流勇進，努力發展中國太空產業，加緊建設太空軍事力量，有效維護國家的太空權益。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發射成功，標誌著中國的國家利益延伸到太空。中國正在進行自己的登月準備，探索火星的奧秘也在籌畫當中。中國參加太空競爭，是國家利益的需要，也能夠推動人類的進步事業。

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是人類絕不會永遠躺在這個搖籃裏。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說過：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人類不能只是在地球內部進行窩裏鬥、球裏鬥。大物理學家霍金說，如果在100年內，人類沒有滅頂之災，那麼人類有可能沖出地球，獲得更好的生存、生活和發展空間。霍金認為“人類必須離開地球”，“只要人類被困在獨一無二的一個行星上，人類的長期生存就處在危險中。人類未來的出路就是兩條：一是上天，二是下海。中國在農耕時代是先進的，而在海洋時代是落後的，在太空時代，不能落後。中國人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中國人還必須走出地球，走向太空，到外星球開疆拓土。

人類未來在太空中的生活會是什麼樣？零下六十多度的火星地表，空氣稀薄，在沙丘和礫石組成的紅色荒漠中，幾塊孤零零的太陽能電池板供應著一座恒溫恒濕的實驗站。馬特·達蒙飾演的宇航員利用火星土壤和人的排泄物在艙內種植土豆，燃燒聯氨生成水，維持站內水和空氣的迴圈。他計畫通過種植僅存的12顆土豆，度過等待救援的400多天。

電影《火星救援》中的這個情節，如今正在北京航空航太大學（下簡稱“北航”）的空間基地類比實驗艙“月宮一號”裏上演。1月26日，第二組4名志願者結束了連續200天的密閉隔離生活，走出了這個名為“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統”的密閉艙系統，另一組志願者接替進入，繼續完成總共365天的全部實驗，因此，這次實驗項目也被叫做“月宮365”。

他們比馬特·達蒙幸運。實驗艙內不僅有土豆吃，還有黃瓜、草莓、小番茄，他們還種小麥、大豆、油麥菜，甚至還能自給自足地吃到“肉”。

但“月宮一號”絕不是借用《火星救援》的想法。“我們的項目早在2004年就開始了。”北航教授、“月宮一號”總設計師劉紅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這個專案的目的，是探索在遠離地球的太空環境達到長期的完全自治生存，用專業術語來說，叫“閉合度”——密閉環境中迴圈再生的水準，假如一個人每天消耗10公斤物質，其中由生保系統提供的物質占比量越高，則閉合度越高。

此前這一專案的紀錄是由俄羅斯創造的：連續封閉180天，閉合度95%。“月宮365”實驗全部完成後，將創造連續實驗365天、閉合度98%的新紀錄。實驗成果不只應用于月球，火星、空間站，在深海、地下空間、高原和極地都可能有用武之地。

人造“桃花源”

“穿好外套再出來，外面冷。”劉紅大聲說。1月26日17點整，實驗艙的氣閘艙門打開了，艦長劉光輝和副艦長伊志豪先出艙，女志願者褚正佩和王偉隨後，他們像明星一樣被等候在外的科研組成員包圍，然後被迅速送往醫院進行醫學觀察。

這是“月宮365”項目的第二次換班儀式。上一次換班時間是2017年7月9日。從那時算起，第二組4名志願者已在“月宮一號”中連續密閉生活了200天，打破了由俄羅斯科研人員創造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統中連續駐留180天的紀錄。醫學觀察結果顯示，連續密閉生活200天后，四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態也都良好。

“一想到紀錄是由我們打破的，還挺激動的。”艦長劉光輝說。

“月宮一號”當然不是一座宮殿。它坐落在北航大院南門附近一座彩鋼板房內，是一個“冂”字型的密閉實驗艙，內壁全部由304不銹鋼無縫焊接而成。除電力供應外，艙內的物質與外界全部隔絕，包括空氣。

“月宮一號”的研製，從13年前劉紅受聘到北航任教就開始了。

劉紅此前的專業是環境保護與自然資源合理利用，到北航後與航空航太結合，很自然地就瞄準了“地外生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研究。

那時，神舟五號載人航太飛船已經成功升空，中國已掌握載人航太技術，“嫦娥一號”也開始籌備。劉紅回憶，當時國際科學界已有討論，未來太空站補給的最佳方式並非從地球輸送，勢必要開始地外生存保障技術的研究。

最早的地外生存系統是前蘇聯在1972年提出的。這個叫做Bios-3的系統較簡單，只有人與植物兩個生物鏈環，水和大部分營養物質都由艙外提供，艙內植物僅負責制造氧氣和一部分食物。1973年，Bios-3首次完成了2 3人、連續180天的實驗，證實了這個理論：如果能夠按照生態系統的原理定量計算和設計，能夠實現物質迴圈的人造生態系統。

世界各國先後加入了這一領域的研究。美國建立了由人-植物兩環構成的“受控生態生命保障系統（CELSS）”，並完成了4人90天的密閉實驗；歐洲太空局於1989年啟動了“微生態生命保障系統研究計畫”，在系統中引入多種微生物，負責將人類排泄物層層分解為可供植物生長的二氧化碳、富氮培養基、氧氣和水等物質，但該系統至今沒有獲得成功；日本的方案特點是引入了大型動物山羊，一方面生產羊奶為人類提供蛋白質，另一方面消耗系統內作物產生的枯葉和秸稈。2005年9月，這個系統進行了3次為期一周的聯合實驗，但沒有再進行更長時間的實驗。“大型動物在我們的方案中是最早被放棄的。”劉紅說。因為把它們養大，然後殺掉吃了，“會對人的心理造成巨大的衝擊”，實驗空間和資源的有限性也限制了大型動物的可能。

相比之下，“月宮一號”結構最複雜。它首次同時引入了動物和微生物，組成了由“人-植物-動物-微生物”四生物鏈環構成的人工生態系統。

“為什麼要引進動物？主要為了讓人有動物蛋白的攝入。”劉紅解釋說，“引入微生物處理固體和液體廢物，從而維持系統更穩定地運行，對地球的依賴更小。”

篩選可供加入外太空生態系統的動物，幾乎是一個“人造”進化工程。排除大型動物後，項目團隊考慮過魚類，但這意味著要引入一套複雜的水生生態系統，且魚骨不便降解回收、進入再迴圈，也被否定。最後確定了這個系統的“動物准入標準”：不能使人類產生食用心理障礙，不能與人爭奪食物，應以人不食用的植物廢物為食，在提供動物蛋白的同時還能處理人類不食用的植物秸稈等。

他們鎖定的是一種沒人想到的動物：黃粉蟲。

進入這個系統的植物與微生物的標準也與此類似。植物應能提供食物、氧氣和水，培育過程不宜過於複雜；微生物則需兼具促進植物生長、廢物降解等多項功能。

2014年，這個由1種動物、21種植物、多種微生物和3個人組成的系統構建成了1.0版的“月宮一號”：其中有一間供人類活動的綜合艙，一間供植物生長的植物艙，人、動物以及廢物處理過程中產生的富二氧化碳空氣被送至植物艙，供植物光合作用；植物通過光合作用產生富氧空氣，淨化後供人、動物和微生物呼吸；植物蒸騰作用產生的水蒸氣，經過冷凝、淨化，一部分供給人滿足人的生活所需，其餘與淨化後的生活廢水和尿液一起，回灌於植物栽培，植物成熟後，經加工成為人類的食物；系統內的空氣和水，都由電力驅動完成迴圈。

3名北航學生和教師志願者，完成了105天的全密閉實驗，這是中國首次長期多人高閉合度集成實驗。劉紅還記得，當時艙內種植的水果只有草莓，約一周收穫一次。志願者們十分珍視，每次收穫後必把一整盤草莓擺在餐桌正中央，十分隆重。

這次實驗驗證了這套中國自主研製的生態系統的閉合度和有效性——氧氣和水100%迴圈再生，食物迴圈再生達到55%，整個系統閉合度達到97%。

2016年，“月宮一號”的技術和設備升級到2.0版，且新增了一個植物艙，植物種植面積達到120平方米，種類增加至35種，以便提供更多樣的食物。

但最重要的，還是人。在這個實驗系統中，人不只是系統維持生命的目標，同時主導系統的運轉和幾十項實驗的開展，由於長期與外界隔離，還需要頑強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因此，實驗志願者的篩選也很嚴格。劉紅介紹說，志願者首先要具備“月宮一號”團隊的六有精神（夢想，熱情，豪情，勇氣，幹勁和擔當），其次是良好的健康狀況，不僅身高、體重、血壓、血脂、代謝水準都要經過詳細測量，還要經過心理測試，之後還有為期15天的密閉預實驗。

這次長達365天的實驗，最終留下了8名志願者。他們被分為代謝水準不同的兩組，每組兩男兩女。為完成實驗的核心任務——研究一個生物系統如何穩定保障代謝水準不同的太空人乘組的駐留和換班——實驗分為三班。第一組負責從2017年5月10日到7月9日和2018年1月26日到5月9日的第一班和第三班，第二組則負責中間的第二班。

如今，第一組4名志願者正在“月宮”中完成本輪實驗的最後一班；艙外，劉紅帶領著30人的團隊，24小時監測著他們的“月宮”。

在“月宮”種菜養蟲

每天9點早飯後，第二組志願者褚正佩換上工作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就在植物II艙開始一天的工作：上午給植物配製營養液，採摘成熟的蔬菜，午休後，檢查植物的生長狀態。有時，她會帶一個小音箱進來，一邊聽音樂，一邊寫論文，偶爾，還拉上另一個志願者王偉一起畫畫。植物艙幽靜又充滿生機，仿佛一個秘密花園。

2.0版“月宮一號”，2/3的空間是兩個植物艙，志願者多數時間也在植物艙裏工作，供人類活動的空間是42平方米的綜合艙，由4間臥室，1個洗漱間，1個廢物處理間和1個集客廳、工作室、廚房和餐廳於一體的飲食交流間組成。

第一組志願者高寒的主要工作是種麥子，“一忙大半天，累得腰酸背痛。”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小麥是這個系統中最重要的植物，承擔了為志願者提供口糧、所需氧氣等責任。

為節省空間、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月宮一號”團隊採用立體種植技術，三層植物架共種植了60平方米矮株小麥。在恒溫恒濕、LED光源的艙內環境下，小麥只需70天便可成熟。但“月宮一號”裏的小麥不是統一播種和收穫的。“不同生長階段的小麥，光合作用的速率不一樣，就是吸收二氧化碳和產生氧氣的能力不一樣，”一組艦長劉慧解釋說，“為了保持艙內二氧化碳和氧氣的平衡，我們每週要收割3次，每次只收割一部分，再補種新的。”

即便每次只收割2平方米小麥，也需3人協作：一人用電動剃刀剪下整株小麥，然後立刻補種，第二人負責用剪刀將麥穗剪下，交給第三個人晾乾、脫粒，然後粉碎秸稈，對小麥稱重、磨粉。

人們常用“修理地球”形容幹農活兒，在“月宮”裏，這叫“每日維護”。奇怪得很，志願者們過去對農作物並沒什麼深厚感情，在“月宮”裏卻愛上了這些小傢伙。高寒就自詡為植物I艙艙主，並驕傲地把他負責的作物稱為“五個漂亮女兒”。他還搞了個排名賽：小麥耗費精力最多，要每天配置營養液、調節光譜，但“成績”也最好，最終以“顆粒飽滿、蛋白含量高”，勝出了土豆、胡蘿蔔、四季豆和香蔥，成為Ⅰ艙“五美”中的老大。

一組志願者劉佃磊最喜歡做的工作是“喂蟲子”。他精心為黃粉蟲搭配葷素：幹菜葉是素，生物處理過的碎秸稈中已有微生物，就是黃粉蟲的“葷”菜。蟲寶寶越是白白胖胖，劉佃磊越開心：“哇，又有肉吃了。”

黃粉蟲對環境不苛刻，在28℃、70%濕度的環境裏可以迅速成長，由卵長到可食用的2 3釐米幼蟲只需50天。但它們不喜光。劉紅團隊便專門研製了一種不銹鋼立櫃，內設多層，每層可放置多個圓柱形培養皿，皿內放入大量生物處理後的碎秸稈，便成了黃粉蟲的“公寓”。平時，立櫃大門一關，不同生長階段的黃粉蟲就在不同類型的“公寓”裏靜靜“養膘”。

“其實吃蟲子並不像大家想的那樣，不噁心。”劉慧說。每次食用前，會讓黃粉蟲餓一天，排空排泄物，之後磨成粉加在麵粉裏做饅頭，或與菜一起炒熟。她咯咯笑著說，“就是蛋白質嘛！炒熟後香香脆脆的，很好吃。”

二組艦長劉光輝的工作之一，則是監控這個生態系統中最難見到卻又不可忽視的環節——微生物。實驗啟動前，“月宮一號”艙內已全方位消毒，最終進入的，只是這個人造“桃花源”允許的微生物，它們不只影響艙內動植物的生長、大小和活力，還對艙內的二氧化碳濃度、空氣濕度、固體廢物降解速度等產生重要影響。

不只如此，2014年對“月宮一號”1.0版的實驗還證明，志願者的腸道微生物群落結構與情緒狀態密切相關：如果志願者體內有較多羅斯氏菌、考拉桿菌，他們就表現出更多的積極情緒，而擬桿菌則與消極情緒有關。這也使得監測艙內微生物變得極為重要。“即便在太空裏，我們也不是完全獨立生活，”劉輝說，“我們需要與菌共舞。”

2018 年除夕夜艙內艙外一起包餃子過年。

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表面上看，月宮一號就像一個“世外桃源”：恒溫恒濕，四季如春，遠離了自然界的風雨雷電，也遠離了大都市的快節奏生活，就像《三體》中的647號人造小宇宙那樣愜意、自在。

早7點，志願者們準時起床，早飯過後就開始各自的工作，有人栽培植物，有人負責健康監測，有人負責廢物處理。12點吃午飯。晚7點後則是休閒時間，有的看書，有的寫論文，還有人把之前沒空看的電影統統補上了。

然而，“世外桃源”並不悠閒。高寒說，密閉生活一個月後，他想起五月天的一首歌：《生存以上，生活以下》，“吃飯、喝水，連刷牙也照著節奏，然後設定了明天六點半的鬧鐘——”因為志願者也是“桃源”的實驗對象，他們所做的每件事，都要符合實驗計畫，並且被測量、被記錄、被統計、被分析，以便獲取科學資料。

測量從每天醒來時就開始了。先在被窩裏測量體溫，起床後，測量體重、血壓和血氧濃度。睡覺前再重複一次。每週進行3次健康取樣、填3次問卷，完成1次心理諮詢視頻通話，以及1次睡眠測試。“他們必然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對待這些測試，馬虎不得。”劉紅說。

志願者覺得最困難的，是第二班實驗中為期6周的“遮窗實驗”。為了測試在全密閉無自然光和艙外景觀的環境下，人類的生物節律、新陳代謝、情緒和行為等變化，艙內所有的玻璃舷窗都被遮蔽。

“大家的情緒最初的確有較大波動，但是我們都很快自我調節適應了。”第二組志願者王偉說。她的碩士研究課題恰好就是“光環境對人生理和心理的影響”。她解釋說，熟悉的自然光和景觀消失後，人都會因生物節律受到影響而產生情緒波動，但艙內的綠色植物對緩解心理壓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騎動感單車則是二組志願者伊志豪緩解焦慮的秘方。兩個植物艙內各配有一台動感單車，一感到焦慮，他就騎上半小時，綠色植物帶來輕鬆愉悅，運動使得多巴胺分泌增多，他騎得大汗淋漓，又身心輕鬆。

遮窗期間，測量取樣的頻率也相應提高。健康樣本（唾液/尿液/大便）從每週3次增加到每兩天一次，還加入了牙科、心電圖等臨床評估，以及呼吸、睡眠和飲食等評估內容。志願者們不知道的是，實驗小組還在舷窗上方悄悄安裝了攝像頭，以記錄他們試圖向窗外觀望的次數。

在密閉空間按規定流程長期生活，不可避免會產生重複感。伊志豪統計過，150天的“月宮”生活中，要填130份科研問卷，測量300次體重、體溫、血壓和血氧飽和度等健康指標，重複“收割、剪穗和播種”流程64次，處理150次尿液，對植物與水進行至少21次取樣——甚至很多笑話也被無意識地重複，最後，大家笑的不是笑話，而是“怎麼又講了一遍”。

他用“跑馬拉松”形容這個過程：最初，新鮮，熱情高漲，工作效率高；慢慢地，熱情冷卻，工作效率開始降低，情緒波動，直至出現類似“體能極限”的疲憊感；再往後，一切成為習慣，不適得到克服，仿佛迎來運動生理學上的“第二次呼吸”，之後又是步履輕盈地奔跑。

他甚至得出了一些有哲學意味的結論。“一切真的只是簡單重複嗎？植物吸收二氧化碳產生氧氣是重複，生活廢水經淨化後澆灌植物，蒸騰後的冷凝水再淨化後供人飲用也是重複，秸稈經過固廢發酵又釋放出二氧化碳也是重複——”他在周記中寫道：“人生就是一個不斷重複的過程，在重複中得到鍛煉與成長！——經過大量重複，勢必會發現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將是以後改進的重點和進步的方向。”

長期在封閉的環境中共同工作生活，志願者之間形成了親人般的感情。一組艦長劉慧和二組艦長劉光輝都是組內相對年長的，他們主動擔任起廚師工作。食譜雖是固定的，他們還是想盡辦法烹飪出新意，劉慧在艙內學會了做花卷，劉光輝則“發明”出“月宮蛋糕”“月宮蒸包”等新花樣。

2018年2月15日，農曆除夕，也是“月宮一號”裏收種小麥的日子。高寒和胡靜斐全包了這項工作，好讓“廚娘”劉慧有時間準備年夜飯。光是餃子皮，劉慧就準備了兩種面，綠色的加了蔬菜汁，橙色的用了胡蘿蔔汁。在不影響系統閉合度的前提下，經過精確計算，實驗團隊為他們4人準備了600克豬肉，劉慧充分利用，和出了三種餃子餡：豬肉大蔥、豬肉胡蘿蔔和豬肉白菜。

艙外團隊也在實驗崗位過除夕。劉紅要求，艙外的食材不能超出艙內作物的範圍，要“同甘苦，共喜樂”。晚上5點整，實驗艙內外成員分別圍坐在電視顯示器前，開始了第一屆“月宮春晚”，艙內外連線表演節目、發紅包、做遊戲，還有人同時向家人直播“春晚”現場。當天恰好艙外一名團隊成員過生日，劉佃磊在艙內為他表演了一個名叫“生日快樂”的魔術：印有蠟燭的撲克牌在劉佃磊手中翻轉後，自動點燃，又自動熄滅，月宮內外，同唱生日快樂歌，互祝新春快樂。

2月16日大年初一早7點，“月宮一號”艙內人員工作如常。

至此，“月宮365”實驗已完成了超過3/4。經過數年的積累，相比於2014年的第一期實驗，“月宮365”計畫已實現了氣體平衡調控、光調控和營養液調控等自動化，唯一欠缺的，是尚不能完全模擬太空中的失重和輻射環境。

“我們正在爭取搭載月球和火星探測器的機會。”劉紅介紹說，但將“月宮一號”這樣尺度的系統送上外太空，目前仍不具備條件，仍要先從搭載小型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統做起，不斷調整大系統的矯正參數。“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劉紅的設想中，“月宮一號”還將有3.0版，那時將由智慧園藝機器人代替人類種植和收穫作物，機器人甚至可以完成烹飪等後續工作。想像一下，在未來的月球基地，宇航員只需按一個按鈕，熱騰騰的饅頭自動送到面前，從農業勞作中解放的宇航員，將有更多時間探索未知的宇宙。

我們不停地自問：“歷史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什麼?”和以往的時代相比現在每年都有更多的歷史事件發生，生活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要總結過去幾千年歷史裏人類所取得的進步和所犯的錯誤。

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人類取得了超乎想像的成就。很早以前，很可能就是在非洲出現了人類，那時我們還很弱小、稀少，看起來是沒有抵抗能力的生物，我們的未來也因為所處的世界競爭激烈而顯得沒有保證。我們沒有大象那麼大，沒有獅子那麼強壯．沒有羚羊那麼迅速，也沒有像臭鼬、豪豬或烏龜那樣的自我保護手段。然而今天我們已經成為超越其他所有物種的種族，這主要是因為只有我們才懂得如何運用客觀環境來為我們服務——改變環境來適應我們這個種族，而不是像其他所有種族那樣去適應環境。

因而人類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是創造者，而不是命運的產物。已去世的空間科學家卡爾•薩根提到了這個特點，他認為當前的高科技已經可以確保人類不會因為環繞地球周圍的小行星爆炸造成的惡果而滅絕，也不會因為冰川時代的再次來臨而滅絕。由於行星的軌道可以跟蹤確定，我們可以使那些將會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離原來的軌道，或者用原子彈使它們變成灰燼。同樣，我們也可以用一面巨大的鏡子集中將太陽光發射到地球上，利用太陽能來阻止冰川時代的再次發生。這些科學技術為現代人提供了保護，使他們在未來不會成為這些宇宙災難的受害者，不會從地球上消失。人類還會去其他的星球定居，成為首個多星球種族，這將為人類的生存提供更大的保護措施，使人類免于受到未來災難的威脅。

這樣安全也就成了人類的首要任務。一些科學家期盼著烏托邦式的未來。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現在國際上廣為流傳的一些書籍。它們的書名讓人非常沮喪，像什麼“世界末日”、“未來的終結”或“歷史的終結”等。 我們的時代遇到了一個謎。一方面現代人成功地翻越了喜馬拉雅山．一方面也因為自我懷疑而變得步履蹣跚——不是害怕會死在山峰上，而是害怕會死在“死亡之穀”中。

那為什麼在一些科學家預想的美妙社會與實際存在的恐怖情況之間會有這麼大的差距而且這個差距還在不斷擴大呢？答案可以從我們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規範人類行為的約束機制。文化是從社會的歷史發展中逐步產生的，體現了這個社會中的生存機制。各種文化的價值觀都在最大限度地為這個社會的團結和生存服務。因而文化中所包含的價值觀念一般都要最大限度地完成種族繁衍，最大限度地完成物質生產，最大限度地加強軍事力量以保證生存。

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文化已經成為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只有通過文化每個人才知道做什麼和怎麼做，任何威脅文化價值的東西都變得像威脅基本生存物質——比如食物和水——一樣嚴重，因此人們極不願意忍受任何對傳統文化的重大更改。歷史上．文化總是對變化進行強烈的反抗。即使在今天．當科技的更新需要社會文化產生相應的變化時，這種抵抗也同樣存在。不過科技變革基本上還是被接受和受歡迎的，因為它們一般都提高了生活水準，然而文化變更則引起了恐慌和抵抗，因為它威脅到了傳統的、人們已經習慣的價值和實踐。

上述分歧在歷史中一直存在，結果使得在科技發展如同狂風暴雨一樣改變著我們的生存狀態的同時，社會的進步卻相對停滯落後。這種分歧可被用來解釋玷污了人類歷史的大多數的暴力和血腥屠殺。而且就是在現代社會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這種分歧間接地和消極地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點只要看看新聞報紙的大標題及電視就可以一目了然。

實例：工作

人類學家普遍認為，舊石器時代採集食物的人類比現代人擁有更多的休閒時間。現在的食物採集者，從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到南非卡拉哈裏沙漠的“功人”，一般每週只用15—20個小時來採集食物。這樣的生活方式使他們有大量時間來進行社會交際，其中包括按照規定的方式準備和享用食物。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這種方式中度過的，但在大約1萬年前這種生活方式隨著農業革命的發展開始起了變化。

農業革命引發了技術實現突破後的一系列反應————冶金、制輪、紡織、造瓷、造幣 ——以及現代社會中18世紀末節省勞力的工業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替代勞動力的高科技革命。每次技術革命都會提高人類的生產力，但令人費解的是它們也都延長了人類每天的勞動時間。農業需要更多的勞動來耕種、培養、收穫農作物以及馴養牲畜。同樣，在工業革命中工廠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0—16個小時，每週工作6天。後來工作日開始逐步減少。1900年的時候美國人每週平均工作60個小時，1935年其工作時間按照法律規定減少到了40個小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機器人及其他可以代替勞動力的設備的出現使人期望這可以進一步減少工作時間。1992年美國前任勞聯主席威廉姆•格林宣稱．“唯一的選擇就是失業或休息”。現在選擇已經做出了，它就是失業。公司的高級管理層都拒絕縮短工作時間的建議，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會增加勞動力成本，使企業失去與國內外對手競爭的能力。於是在這個機器人和電腦的時代，美國出了一本名為《過於勞累的美國人》這樣的書籍。同時，日本人也創造了一個辭彙叫“過勞死”，用來指一種因為過度工作而造成死亡的致命疾病。根據日本國家公眾健康學院的定義，這種疾病“可以導致高血壓症狀惡化，並最終導致最後的死亡。”。實際上，現在“過勞死”在日本是僅次於癌症的第二大致命疾病。

與此同時，格林關於休息或失業的預言也被全球性的就業危機所證實。世界上有28億勞動力。至少有1.2億人失業。另外還有5億人被稱為“未充分就業人口”，意思是說他們只能勉強找到工作，其收入不足以支付生活的支出。

實例：不公正

技術和社會變革的歷史分離不僅導致了機器人時代的“過勞死”，而且導致了社會的不公正，即在全球性富足的時代卻存在著全球性的營養不良。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不公正是人類天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貪得無厭和富於侵略的本性，然而心理學家阿爾伯特•班杜拉卻從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結論，人類並不是天生就有合作性或掠奪性的。實際上人性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它會被現實所流行的文化形態塑造成各種形式。比如，在舊石器時代，遊牧民族的文化就很難教會人們貪得無厭的惡習。因為這些遊牧民族每隔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就要遷移到一個新營地，如果他們積累個人財物。那麼每隔幾周或幾個月他們就要很麻煩地去重新安置它們。

然而隨著農業革命的發展和人類社會從遊牧生活過渡到定居的村落生活，物質財產變得易於打理，從而也就成為人們欲望中追求的東西。從遊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過渡，導致了無地農民和有地貴族之間、世襲精英和普通大眾之間致命的分裂。正如一位社會學家所說，“技術和經濟越發達，社會就越趨向於不公正”。

上面這位社會學家的結論在我們這個技術和生產力日益發達的時代得到了更充分的證明，我們這個時代正在導致更多的社會不公正。據聯合國1994年的《人權發展報告》披露，在過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長了7倍，人均收入增長了3倍。但是，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社會，這些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報告中說：“在1960年至1991年間，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擁有財富的比例從70％增加到85％．而20％最窮的人擁有財富的比例則從2.3％下降到1.4％。”

不公正不僅體現在全球範圍。而且存在於各國國內社會中。以哈佛公共衛生學院主席拉瑞•布朗為首的“美國醫生反饑餓任務力量”在其1985年的報告中詳細地說明了這點。這個組織走訪了州長、教師、部長、社會工作者和饑民本人。他們得出結論，大約2000萬美國公民生活于饑餓之中．即他們無力購買適當的食品和定期消耗光所有食物。上述組織的醫生說：“在美國，饑餓已經成為全國性的流行病。根據我們的判斷，現在美國的饑餓問題比過去10—15年間的任何時候範圍更廣、程度更嚴重。我們認為，今天的饑餓和營養不良在全國的每個地區都已成為嚴重的問題。事實上，我們的調查發現，沒有哪個城市、哪個州可以避免廣泛的饑餓的存在。”

對日本的“過勞死”和美國流行的饑餓進行了仔細研究後，哲學家羅素得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結論：“人類將比預想的更快地消亡。”在我們生存的20世紀，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這說明了羅素判斷的正確性。而且如果我們只把自己看作一個長長的生物鏈中的一環，前景就將更可悲。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現在生存著大約4000萬不同種類的植物和動物。更進一步看，在歷史上曾經有50億到400億個物種生存在地球上。也就是說現在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種仍然存在，這說明在地球物種的生存率中99.9％的物種都是失敗的。

儘管我們人類目前在地球上佔據主導地位．但是我們的行星中多種多樣的物種的存在和消失也讓我們不得不關心自己的命運。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一些曾經在地球上占主導地位的物種也消亡了，因為它們不能調整自己以適應周圍環境的變化，如冰川時代的來臨。這就是人類與那99.9％失敗物種的不同之處，因為我們卓越的智慧讓自己具備了獨一無二的能力來改造這個世界以適應我們的需要。而不是像其他物種一樣改變自己來適應環境。因此，人類，也只有人類，是造物主，而不是自己命運的產物。然而我們的智慧卻並沒有保證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是正確的：我們的技術能夠讓我們建造出所想像的任何世界。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創造過什麼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嗎？進一步講，正像有些環境學家所警告的，我們是不是在使自己生活的星球不適合於生存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是不是正在複製一個如星象學家米奇奧•卡庫所總結的自我毀滅的銀河模型呢?卡庫認為在我們銀河中的2000億顆星球當中成千上萬的星球上有大量的智慧生物存在，然而地球人對100光年以外各種星球所從事過的探索和正在進行的探索卻一無所獲。一些科學家認為，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很可能已經達到了一個點，在這個點上他們能夠提純鈾用類似曾經恐嚇過地球人的“核冬天”來自我毀滅。卡庫總結道：“也許其他的文明是自我毀滅的。當然這已無法知道，但是銀河系中我們這個部分的明顯貧瘠可能說明了這一點。現在也許輪到我們了……我們的地球可能也會成為一個供其他文明研究的死文明。”

上述推測幾乎毫無理由，因為人類從古至今從沒停止過去做自己所能做的愚蠢的事情。但是一個事實是，今天我們面臨著我們的祖先所沒有的優勢，這些優勢使我們的未來充滿光明。其中的一個優勢就是我們日益提高的技術和生產力，這讓我們在歷史上第一次創造出了全球繁榮。我們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過長期貧窮之苦，他們只能依靠數量有限的自然資源。然而我們今天的富有已經很少再來自自然資源，而更多地依靠我們幾千年來積累起來的技術和科學知識。因此我們現有的蛋糕也就不再是有限的，我們也不再需要為生存而進行無情的爭鬥，也不再需要現實政治中以我為先、將罪惡感拋在腦後的思想。當然傳統的現實政治實際上還遠遠沒有被拋棄。就像上面揭露全球流行的不公正時提供的資料所證明的那樣。

第二個優勢就是我們現在所進行著的通訊革命，它使得全部人類進步的成果都可以讓所有人迅速地瞭解和使用。這樣，像掌握農業和冶金術這樣基本的進步就不必經過幾個世紀甚至上千年都還純粹是區域性的成就。只能應用在一個區域內。通常這樣的成就在緩慢地傳播到更廣闊的區域之前，只在有限的和封閉的區域內被人所瞭解。然後這些成就就會以不同的速度發生巨大的變化，各個民族將它們從石器時代傳到青銅時代，再到鐵器時代……以此類推。

今天．人類已經不再局限於使用自然界的土壤中出產的物質。我們不需要從岩石中提煉像寶石、銅和鐵礦石等物質，再花很高的費用把它們送到某加工中心。相反，科學家們會先在實驗室中設計出某種需要的物質，然後讓這些“人造物質”流行起來。這樣，從傳統的石器、青銅和鐵器時代到今天人造時代的加速進步就是建立在塑膠、制陶、合成和其他定制物質的基礎上的。

這個新時代建立在由分子組成的大量人造物質和科學家特製物質的基礎上。那些定制的物質可以根據需要變得比金屬更強、更便宜，它們可以被用來建造飛機、機車和所謂的“生物物質”(塑膠、陶瓷和合成品)，用來製造尾骨、骨移植、人造動脈，甚至是整個人造心臟。

人類與生命世界和無生命世界的關係也在發生著基本相同的變化。在天花病毒這個全世界都恐懼的疾病中，這一點得到了非常突出的證明。天花病毒首先出現在遠東地區，西元8世紀它傳播到了歐洲，然後它又隨著哥倫布來到了美洲。隨著歐洲向其他大陸的擴張，該病毒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死亡。隨後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亞和加勒比群島上的居民也都遭受到了這種滅絕種族的疾病之苦。該病毒也曾在歐洲持續不斷——達到了瘟疫的程度——並最終奪去了歐洲大陸人口的三分之二。

直到1796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發現接種或者感染牛痘的人可以預防天花，天花病毒才開始被馴服。今天天花與人類的關係已經完全倒置了，只有一點病毒被儲存在美國和俄羅斯的實驗室裏面。已知的最後一例天花病毒是1977年在索馬里發現的，1980年所有自然狀態下生存的天花病毒都被消滅掉了。

科學家們曾經建議將實驗室中僅存的一些天花病毒也都毀掉，以防止它們從實驗室中外泄。但是最終決定還是保留這些病毒，因為擔心將來的研究會需要它們。當然這種擔心已經越來越少，因為科學家已經研製出無害的天花病毒DNA模型，並且相信他們現在有完整的基因圖譜，這樣即使病毒全部被消滅，科學家也仍可以進行研究試驗。1996年1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同意將1999年6月30日設定為毀滅所有剩餘天花病毒的最後時間。這樣，人類的統治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也就都佔據了主導地位。

物理學家維納．漢森伯格總結道：“在歷史的長河中，人類在地球上第一次面對的只有他們自己；他們發現再沒有任何其他的夥伴或者對手。”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諷刺就是，人類這種主導權正是上述全球精神憂鬱症的根源。在剷除了所有可能的對手之後，我們人類不再面對任何敵人。我們面對的只有我們自己。

與我們內在的自己、而不是與外部世界的對抗是一項很艱巨的任務。這不僅要求我們具備更多的知識和技術——實際上在這方面我們已經被證明是所向無敵的——還需要我們為知識的王冠添加一個倫理的指南針，以便提供正確的目的和方向。17世紀，當科技革命出現時，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就提醒人們既要注意它的巨大發展潛力，又要警惕它的危害。他熱情地贊同通過科學追求“知識與技能”，但是他又說這種追求應該帶著“謙遜和慈悲”的心情來進行．不要“為了心情的愉悅，或為了爭辯，或為了相對於其他人的優越感，或為了利益和名譽，或為了權力，或任何這些內在的東西；而應為了生活的利益和好處。”

福特罕姆大學的《社會健康指數》和電視螢幕上的每日新聞都清楚地表明，到目前為止我們忽略了培根的告誡。在這個分析中，關鍵字是“到目前為止”。這個詞提出了有關人類的一個基本問題：我們目前的困境是否像以前曾遇到過的那麼多困境一樣，只是最終可以被克服的暫時的障礙呢?或者因為困境是建立在人類預先設定的富於掠奪性和貪得無厭的基因基礎上，所以這種困境是永恆的?

如果預先設定的基因決定了命運這個假設被接受的話，那麼全球的悲觀情緒就容易理解了。但是這個假設並沒有得到必要的證明，最近的研究對這個以往被人們接受的命運決定的假設提出了懷疑。在這個研究領域的先鋒是生物學家瑪利-克拉克，她不僅反對以基因為基礎的人性掠奪與貪得無厭的假說，而且提出“人類需要理論”來取而代之。這個理論認為“社會中所發生的衝突幾乎都是因為在鄰居之間以這種生物需求建立的合作被一種或另外的社會安排所打亂。”

認為合作而不是衝突是人類更本質的趨勢的觀點得到了密西西比河沿岸伊利諾斯小城尼奧塔的有力支持。在1992年中西部洪水期間，駐紮在附近新兵營地中的一夥被判刑的黑人西班牙裔毒販被派到尼奧塔來加固被猛漲的洪水所威脅的大堤。當他們到達這個小城時，其中一個犯人心情複雜地說：“等著看，用不了多久就有人叫我們黑鬼!”幾個月後．根據自己的經驗，這個犯人寫道：“我們一直在等待，但是並沒有人這麼做。”他們不僅沒有被侮辱，相反卻贏得了尊重。在不分晝夜地工作了九天之後，這些犯人贏得了當地居民的尊敬和讚賞。“他們送來百事可樂”，其中一個犯人回憶道，“他們讓我們坐在蔭涼處，從他們的水龍頭上喝水。他們非常友善。他們給我們烤牛肉和雞肉晚餐。夾肉麵包、蘋果派，想要多少有多少。每天晚上他們都感謝我們。”儘管在關於洪水的報導中媒體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是所有的親身參與者卻都沒有忘記這次經歷的重要意義。

思想在所有方面都發生了改變，就像被證明的那樣到了“清掃”的時候。城市的居民要麼選擇更多的入獄者，要麼選擇一群學生支援者。對於入獄者，市民們已經達成了一致決定，因此在短期內多種群的中西部人能夠通過相互發現與尊重改變其舊有的恐懼和偏見。持懷疑態度的人會證明：水位的上升迫使整個群落一起為之工作，而這樣做可以使他們超越舊有的恐懼和偏見，因此這種(態度)轉變是可能的。這顯然是真實的，但是同樣真實的是全球的水位也正在上升，這也助長了全球人類超越舊有的恐懼和偏見。世界上居於主導地位的大機構的快速衰退促進了這種轉變．而這則又迫使個人不得不接管日益運作不良的體系。職能和責任不再可能被安全地委託給控制中心，不論它是白宮、克里姆林宮還是唐寧街10號。在全世界範圍內，人民正在必要地重新獲得權利和管理，為社會重建創造建築。

實例：前蘇聯

蘇聯共和國的基層環境主義者們就他們土地上到處彌漫的生態惡化問題與克里姆林宮發生了衝突。他們持續不斷地組織運動，這促進了蘇聯帝國民主轉變的迸發。蘇聯解體後環境主義者們繼續他們的努力，他們現在正在通過社會生態協會的運作來尋求獨聯體的繼任者對廣泛的環境和人權問題承擔起責任。

實例：瑞典

一個廣泛的市民運動正致力於將瑞典轉變為一個典型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在傑出科學家的支持下，市民領導人們正在嘗試定義自然和可持續發展的細節。他們把結論寫入一封信中，以國王的名義分發給瑞典的每戶居民和學校。瑞典的49個地方政府、瑞典農民聯盟和瑞典的22個大公司都正在參與國家的再評估和重新。

實例：肯雅

肯雅婦女的“綠帶運動”已經成立了1500個基層托兒所，種植了 1000多棵樹。她們的進取心也已鼓舞了非洲其他國家的婦女進行同樣的活動。

實例：以色列

在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間的山頂上有一個居住著140戶居民的村莊．它的名字叫奈維•沙勒姆或瓦哈特•沙勒姆，它們在希伯來和阿拉伯語中都是“和平的綠洲”的意思。村莊由兩名阿拉伯人和兩名猶太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運作。有很多戶家庭正在排隊等候村莊的承認以加入進來。現在村莊正在計畫成立一所大學來教授如何處理衝突。“和平與共存”，一個早期的定居者和村民說道，“在這個國家是如此的不現實。要傳授這些知識，人們需要展示像‘和平的綠洲’村莊這樣的事實來表明現實的人是可以實現的。”

實例：美國

在美國正在興起“自助”和“互助”運動。這種運動由這樣的人員構成：他們面臨同樣關注的問題或處於相同的境地，他們需要志願的情感支援以及行動上互助。該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由兩名酗酒者宣導的相互幫助“匿名酗酒者”運動的鼓舞。關於對“自助”和“互助”運動的需要可以從美國自助組織不斷增長的成員數目上窺見一斑：70年代其成員數目是500萬--800萬，80年代其數目達到了1200萬--1800萬。這一運動包括“匿名吸毒者”、“匿名暴食者”、“匿名陽痿者”、“匿名神經病者”、“匿名抑鬱者”、“匿名虐待者”、“性愛成癮者”、“匿名同性戀者”、“匿名工作狂者”以及數目眾多的其他類型。一個參與該運動的學生解釋說：“人們想要控制他們生活中的一些東西。他們不能控制國際問題．但是他們可能控制發生在鄰居中的抑鬱問題或哮喘。人們不想僅僅只成為消費者，他們想成為社會的參與者。”

人民大眾的這種活力可以回溯到智者湯瑪斯•傑弗遜時代，他在兩個世紀前簽署《獨立宣言》時歡欣鼓舞地宣佈：“所有的眼睛都向人權睜開了或正在睜開……人不再是生下來身後就背著馬鞍，也不是上帝贊許的極少數特權人腳踢和合法駕馭的奴隸。”覺醒的傑弗遜將會毫無疑問地驚訝發現：在21世紀前夜，各大陸的眼睛都正在睜開，而不是少數的西方國家；各階級的眼睛都正在睜開，而不是僅僅少數受過教育的富有階層。

這種新萌發的全球覺醒與現代高科技所具有的巨大潛力表明，現在的憂鬱症是不合時宜的。當然這不是一個自我欺騙幻想的時代，但也不是一個悲觀預言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客觀實際地重新評價業已存在的實踐和機構，留存有用的拋棄無用的時代。精確地說．現在正在進行什麼呢，是中國正在進行的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東歐國家正在拋棄舊有的計劃經濟，還是與此同時進行的力圖保留原來的“安全網”的努力呢?

正在進行的實驗不再局限于平衡計劃經濟與自由市場的關係，它也包含資本主義的其他形式(比如美國的多樣化強調的是不受限制的自由企業；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多樣化則強調的是福利國家與工人參與決策制訂)和社會主義的其他形式(比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蘇聯的不確定性，那裏的一位經濟學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建議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們思想的純潔性)。

如此之歡欣鼓舞表明，21世紀是一個兼有巨大潛力和挑戰的世紀。缺少水晶球，歷史學家就不能預測事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們能夠預測．即合理地確信，21世紀既不是烏托邦的．也不是反烏托邦的，而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紀。實際上，被實現的無數可能性將由人類決定——具有崇高品質的聰明種類才是創造者，而不是宿命的生物。但是考慮到可能被創造的價值，創造力這一禮物就提供不了確定的東西，正如現在傾向於培根的“劣性”所表明的那樣。在未來的世紀裏，這種趨向可能似乎會使羅素的關於“人類寧願死去也不願思考”的格言合法化。關於這種可能性，另一位英國哲學家伯克也曾說過一句至理名言：“邪惡獲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無動於衷。”

如果善良的人不保持沉默和選擇做些事情，那麼他們應當做什麼呢？我們這裏仍有當代傑出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所提出的至理名言來引導我們。愛因斯坦晚年對於他所熱愛的科學的存在理由變得尤為關注。他接下來的結論值得注意，20世紀50年代時，愛因斯坦一再強調培根幾個世紀前就已論證過的基本倫理假設。對於培根來講，科學是可以用來使“生活受益和利用的工具”。愛l因斯坦同樣堅持認為，“我們思想的創造將是一種祈禱，而不是詛咒”。

“如果只是為了讓你的工作會增加對人的福祉你才應當理解應用科學，這是不夠的。關注人自身和他的命運必須形成對各種技術持久的興趣和關注勞工組織與貨物分配這樣無法解決的大問題。我們思想的創造將是一種祈禱，而不是對人類的詛咒。在你的圖表和方程式中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愛因斯坦認真地相信他描述的“祈禱”的可行性，他堅決反對通過基因預先決定人類命運的建議：“在殘酷的互相消滅或自我毀滅的命運下，人類不應因其生理構成而被譴責。”

即使人類並不像愛因斯坦所講的那樣具有天生的自我毀滅性，他們瘋狂發展的技術仍然讓他們不斷遭受各種社會問題之痛。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不公正：美國現在的頭號殺手是過度飲食和肥胖，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卻是營養不良和饑餓。（公眾號“無處不哲學”推送）人道主義角度所表現出的不公正在下一頁的兩幅圖片中突出地表現了出來：上面的圖片中，蘇丹一個窮困潦倒的小女孩兒骨瘦如柴，她癱倒在地，無力保衛自己，而旁邊正有一隻禿鷲等待著以她為食；而在下面的圖片中，美國的一個兒童則正得到母親的悉心愛護。

與不公正同樣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這個核時代的戰爭，這一點在1998年5月表現得尤為明顯。當時印度進行了五次地下核子試驗，巴基斯坦馬上針鋒相對進行了同等的核子試驗。雖然南亞核武器競賽所導致的危險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但是在這兩個國度內，對核子試驗優點和缺點激烈的爭論卻成了一個鼓舞人心的副產品。

21世紀並不是命中註定的，它將由我們來創造。這個結論被以下事實所證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遊行者成功地說服兩國政府在1998年9月宣佈將簽署一個禁止核子試驗的國際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