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納粹”德國史】下

軍事

德國國防軍

1935年至1945年德國的統一武裝力量被稱為國防軍，包括陸軍、海軍和空軍。自1934年8月2日起武裝力量的成員被要求宣誓無條件忠於希特勒，與先前要求忠於國家憲法和法制機構的宣誓不同，新的宣誓要求軍隊成員服從希特勒，即使是被要求進行違法行為。希特勒下令軍隊必須容忍，甚至在戰略允許的情況下在後勤上支持別動隊的行動。這一部隊在東歐造成了數百萬人的死亡。德國國防軍的成員亦通過射殺平民直接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並以反游擊隊行動為名實行種族滅絕。

雖然國家持續在軍事上做出準備，但國家經濟卻無法支撐如一戰時那般漫長的消耗戰。由此基於「閃電戰」理論的戰略被提出來，執行迅速的協調攻擊，同時避免敵軍的強點。進攻由炮轟開始，隨後進行空中轟炸和掃射，之後坦克進攻，最後步兵開進以控制其奪取的區域。軍事勝利一直持續至1940年中旬，但未能擊敗英國成為了戰爭的第一個重要轉折點。對蘇聯的入侵和在史達林格勒的決定性失敗使德軍被迫撤退，並最終使其輸掉戰爭。自1935年至1945年總共有近1,820萬名的士兵在國防軍中服役，最後其中共有530萬人死亡。

衝鋒隊和親衛隊

衝鋒隊於1921年建立是納粹黨的首個準軍事部門，其最初的職責是在黨內會議上保護領導人。同時他們還同敵對政黨進行街道戰，並對猶太人和其他人士實施暴力。至1934年，在恩斯特·羅姆領導之下，衝鋒隊擴張至超過500,000人（包括預備役則超過450萬人），而正規軍則在《凡爾賽條約》限制之下仍不足100,000人。

羅姆希望能夠控制軍隊並將其併入衝鋒隊體系中。興登堡和國防部長維爾納·馮·勃洛姆堡則威脅若衝鋒隊不停止其過分活動，將會頒布戒嚴令，希特勒同時懷疑羅姆試圖取而代之，由此下令將羅姆和其他政敵一併除掉。自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長刀之夜行動中，近200人被處決。在此次清算之後，衝鋒隊失去了其政治地位。

親衛隊原先是衝鋒隊之下的一小分支，但後來成為納粹德國最為龐大和最為強大的組織之一。自1929年起，在親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的領導之下，至1938年親衛隊已擴大至250,000人之眾，並繼續擴張。希姆萊認為親衛隊是一支精英的衛隊組織，亦是希特勒的最後一道防線。親衛隊的軍事組織武裝親衛隊成為了事實上德國國防軍的第4個分支。

1931年希姆萊組織建立了親衛隊情報機構，稱保安處，為其副手親衛隊副總指揮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領導。這一機構專職搜尋和逮捕共產黨人以及其他政敵。希姆萊希望它能最終取代現行的警察系統。希姆萊同時還在親衛隊經濟和行政辦公室之下建立了一個平行經濟體系。這一企業擁有房產公司、工廠和出版社等。

自1935年起親衛隊積極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將之集中至猶太人居住區或集中營內。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親衛隊下屬的別動隊跟隨軍隊進入波蘭和蘇聯，在1941年至1945年間殺害了超過200萬人，包括130萬的猶太人。骷髏總隊負責管理集中營和滅絕營，在這些地方有數百萬人被屠殺。

承平時期

對上台之初的納粹黨來說，首要解決的經濟問題是高達30%的失業率。1933年5月，經濟學家、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兼經濟部長的亞爾馬·沙赫特提出了一項赤字財政政策。資本工程通過創造就業匯票來籌資，而當匯票需要兌現時，帝國銀行通過印發鈔票來完成這一需求。國債迅速上升，但希特勒及其經濟團隊認為此後的領土擴張將會為償還國債創造條件。在沙赫特治下，失業率迅速下降，在大蕭條期間要快於任何一個國家。

1933年10月17日容克斯飛機製造廠的所有者，航空業先驅胡戈·容克斯被捕，在數日之內他的企業為納粹政權所徵用，在與其他飛機製造企業的協作之下以及航空部長戈林的指導之下，業內飛機產量立即得到了提升。1932年航空業的勞動力總量為3,200人，每年生產100架飛機，而在不到10年之後，航空業僱傭近250,000人，每年能夠生產超過10,000架在技術上頗為先進的飛機。

一套複雜的官僚體系建立起來，以管理德國的原材料和成品進口，同時在德國市場中消滅外國競爭，並改善國際收支。納粹黨鼓勵發展石油和紡織的合成替代品。1933年當市場面臨供過於求局面，油價較低時，納粹政府同法本公司達成利潤共享協議，保證他們在洛伊納的合成油工廠5%的資本投入回報率。超過5%的利潤部分將交予德國。至1936年由於多餘利潤必須交給政府，法本公司對此協議表示出悔意。

赤字財政為許多公共工程提供了資金，例如高速公路網絡的建立，並為先前政府的住房和農業計劃提供了支持。為刺激建築業，私人企業能夠獲得貸款，購買和修繕住房亦可獲得補貼。在妻子將會離開勞動力的條件之下，希望成婚的雅利安裔男女將能夠獲得最高1,000國家馬克的貸款，每個孩子的出生將使貸款償還額下降25%。1937年由於熟練勞動力短缺，女性應當離開勞動力的要求被取消。

希特勒希望在新德國內人民將廣泛擁有汽車，他指示設計師斐迪南·保時捷起草方案設計「力量來自歡樂汽車」（KdF-wagen），讓每個德國國民均能負擔得起。此汽車的原型之一於1939年2月17日在柏林國際車展中展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後，汽車工廠轉而生產軍事車輛。民用汽車的銷售由此停止，直至戰爭結束之後更名為「大眾汽車」（Volkswagen；意為「國民的汽車」）。

1933年納粹黨奪權時將近有600萬人處於失業狀態，而到了1937年失業人數已低於100萬。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女性退出了勞動力。在1933年至1938年間，實際工資下降了25%。1933年5月社會民主工會的資產被剝奪，領袖被逮捕，工會也被一併取締。新的工會組織德意志勞工陣線在納粹黨人羅伯特·萊伊領導之下建立起來。1933年，德國人每周平均工時為43小時，而到1939年則增長至47小時。

自1934年初起經濟重心即從創造就業轉移到了急速重整的軍工業上。1935年時軍事支出已占政府採購的73%。1936年10月18日希特勒任命戈林為「4年計劃」總負責人，負責加快重整軍備的腳步。在呼籲加快建造鋼鐵廠、合成橡膠廠和其他工廠之外，戈林還實施了薪水和價格管制，並限制股息派發。在赤字日漸增加的情況下，重整軍備的支出仍然較大。1935年義務兵役制度被引入，國家防衛軍原先規模在《凡爾賽條約》約束下不得高於100,000人，但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現役人數已達750,000人，預備役人數則達100萬人。至1939年1月失業人數已下降到301,800人，而到9月則僅為77,500人。

戰時經濟

納粹德國的戰時經濟為混合經濟形式，結合自由市場與計劃經濟；史學家理察·奧弗利稱其位居蘇聯計劃經濟和美國資本主義體系經濟之間。

1942年在軍備部長弗里茲·托特死後，希特勒任命阿爾伯特·斯佩爾接替其職務。斯佩爾通過簡化組織結構、使非熟練工人操作專用機器、合理化生產方式和協調不同配件企業，改善了生產。工廠轉移至遠離鐵路場站的地點，以避免被轟炸波及。至1944年戰爭的開銷已占德國國內生產總值的75%，而在蘇聯則為60%，在英國則是55%。

戰時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大規模的強迫勞動。德國從20個歐洲國家中引進約1,200萬名的奴隸勞力在工廠和農場中工作，近75%來自東歐。由於防空保護不足，許多人淪為盟軍轟炸的犧牲品。糟糕的生活條件使勞工頻繁生病、受傷和死亡，並導致破壞和犯罪行為的發生。

進入德國的外籍勞工被分為4個不同類別：外來勞工、軍事拘禁勞工、平民勞工和東部勞工。對於不同類別的勞工，相應的規定和待遇也不同。為了將德意志人和外籍勞工分隔開來，納粹政府下令禁止德意志人和外籍勞工發生性關係。

女性的地位逐漸提升，至1944年超過500,000名女性在德國軍隊輔助部門工作，尤其是在德國空軍的防空單位中；近500,000名女性則在民用防空領域工作；400,000名女性則為志願護士。她們同時還在戰時經濟中取代了男性的角色，尤其是在農場和小型私有商戶中。

盟軍的戰略轟炸主要目標是製造合成油氣的提煉廠以及德國的交通系統，尤其是鐵路場站和運河。至1944年9月軍備工業已經開始崩潰。到11月煤炭燃料已經無法運抵其目的地，新的軍備已無法繼續生產。奧弗利認為戰略轟炸拖垮了德國的戰時經濟，迫使其將其四分之一的人力和工業轉移至防空資源上，很可能縮短了整場戰爭。

優生政策與種族清洗、

優生學在納粹德國得到全面的推展，納粹政權以經濟理由將不具生產力的人口以各種方法處理掉，以阻止他們繁衍後代，並要求每個國民都必須保持強健的體魄。納粹希望通過此舉，實現其創造一個優等民族的夢想，這樣的優秀種族是不容有病弱者的。早期德國國會便通過了對各種遺傳病病患以及嚴重酗酒者進行外科手術絕育的法案。1933年7月14日，納粹黨在德國推行《防止具有遺傳性疾病後代法》，將數十萬名有遺傳性疾病的人強制絕育。該法詳細列出要針對的一系列遺傳性病患，其中有先天性智障、遺傳性癲癇、精神分裂症、遺傳性失明或耳聾、嚴重遺傳性身體畸形，還有酗酒。超過一半被絕育者被認為有精神缺陷，包括無法通過智商測試者，還包括其他被認為與社會的節儉、性行為和衛生標準不符者、具有精神和身體疾病的人亦成為目標，大多數受害者來自社會地位地下的群體，例如賣淫者、窮人、無家可歸者和罪犯。同年十一月在另一項法律中又強調對「傷風敗俗者」的處理，規定要對罪犯、妓女、妨害治安者強制絕育。1939年至1941年實施的T-4行動，有系統地處理掉在身體和精神上殘疾者，以及精神病院中的患者，一直延續至戰爭結束。最初的受害者為別動隊或其他人強殺，但至1941年末毒氣室開始被廣泛使用。生理殘疾的兒童是T-4行動最早的受害者。

納粹德國的種族政策建立於優等民族這一概念的信仰之上，該概念將德國人之中的北歐人種或雅利安人，認定為在假定的種族層級中最高的一支。納粹黨認為在雅利安人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間，以及和其他種族之間存在衝突；猶太人被認為是雅利安人的敵人，他們滲透到德國社會當中，剝削和壓迫雅利安人。而羅姆人和猶太人一樣，自納粹掌權之初便受到迫害，自1935年起更被集體送進集中營屠殺。

不過，對於日本人則有不同，當時日本（日本與其殖民地）是亞洲唯一的工業化國家，具有近似於西方的先進社會體系，故納粹德國在1936年的反共產國際協定中，為全體日本人冠上名譽雅利安人（德語：Ehrenarier）這個頷頭，是其他生理上的雅利安人的一份子。德國地緣政治學家卡爾·豪斯霍弗爾曾經稱日本人為「東方雅利安人」。

納粹集中營的獻牲者除了猶太人和羅姆人，還包括數百萬名蘇聯戰俘。在1941年6月至1942年1月間，納粹屠殺了約280萬蘇聯戰俘，許多人在奧斯維辛和其他地方的露天囚營中死於飢餓。蘇聯在戰爭期間損失了2,700萬人，而只有不到900萬死於戰鬥中。每4名蘇聯人中就有1人死亡或受傷。在波蘭，除330萬猶太人之外，亦有180萬至190萬非猶太平民被殺。其他被迫害和屠殺的群體包括耶和華見證人、同性戀者、與社會不容者以及政治和宗教反對力量。

反猶太主義

納粹黨對猶太人的迫害在1933年奪權後便開始，在1個月的時間內，衝鋒隊成員對猶太人商戶、律師、和猶太會堂等發起了攻擊，而在1933年4月1日希特勒宣布對猶太商家展開全國性的抵制。4月7日《公職回復法案》通過，禁止大部分猶太人從事法律和公務職業。相似的法律很快出台，禁止猶太人從事其他的職業。4月11日一項法令將任何至少有一名猶太父母或祖父母的人定義為非雅利安。作為將猶太影響從文化生活中去除的舉措之一，國家社會主義學生聯盟將任何被認為非德意志的書籍從圖書館中移除，5月10日全國範圍的焚書行動舉行。納粹政權通過暴力和經濟壓力試圖迫使猶太人主動離開德國。猶太商家被禁止進入市場、刊登報紙廣告和與政府簽訂合同。猶太公民受到騷擾和暴力襲擊，許多城鎮告示禁止猶太人進入。

1938年11月一名猶太裔青年希望同德國駐巴黎大使會面，他和一名使館秘書相見，為抗議其家庭在德國受到的不公對待而開槍將其射殺，這一事件使納粹黨獲得了對猶太人迫害的緣由。1938年11月9日衝鋒隊成員在全德國範圍內破壞和摧毀了猶太會館及猶太財產，至少91名猶太裔德國人死亡，這一事件後被稱為「水晶之夜」 （或「水玻璃之夜」）。在此後數月內，對猶太人的制裁進一步升級，他們被禁止從商或在零售店工作，禁止駕駛車輛、觀看電影、造訪圖書館或擁有武器、猶太裔學生被從學校中驅逐，猶太社群被罰款10億馬克以補償在水晶之夜中造成的破壞，並且一切通過保險獲得的補償將會被沒收。至1939年全德國437,000名猶太人已有近250,000人移民至美國、阿根廷、英國、巴勒斯坦及其他國家，許多猶太人選擇留在歐洲大陸。移民至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哈瓦拉協議》的約定之下得以將其財產一併轉移，但移民至其他國家的猶太人則只得將其財產置之身後，為政府所沒收。

德國在東部的戰事主要基於希特勒的長期觀點，即猶太人是德意志人的敵人，而德國的擴張則需要獲取生存空間。希特勒將其注意力集中在東歐，目標是擊敗波蘭、蘇聯並在此過程中轉移或消滅當地的猶太人和斯拉夫人。在占領波蘭之後，所有總督府治下的猶太人被集中至猶太人居住區內，而身材強健者則被要求進行強迫勞動。1941年希特勒決定徹底摧毀波蘭民族。他計劃在10年至20年之間內德國占領的波蘭地區將會完全沒有波蘭裔人，而由德意志族殖民者取代定居。近380萬至400萬波蘭人則將成為奴隸，納粹總共計劃從其征服的東部國家中獲取1,400萬名奴隸勞力。

東方總計劃計劃將占領的東歐地區和蘇聯人口驅逐往西伯利亞，作為奴隸勞力使用或滅絕。為了判定什麼人應當被殺，希姆萊創造了「人民名單」（Volksliste）系統，以斷定一人是否擁有德意志血統。他下令那些拒絕被歸類為「德意志人」的德意志人後代將被送往集中營，其兒女將被帶走，或是參加強迫勞動。這一計劃同時還包括綁架一些據稱是具有雅利安-北歐特徵的兒童，假定其擁有德意志血統。最終的目標是在征服蘇聯之後實施東方總計劃，但在入侵失敗之後，希特勒被迫考慮其他選擇。選擇之一是將猶太人大批遣送往波蘭、巴勒斯坦或馬達加斯加。

大致在1941年12月入侵莫斯科失敗時，希特勒認定歐洲的猶太人必須被立刻消滅。1942年1月20日的萬湖會議上，滅絕歐洲猶太人口（1,100萬人）的計劃被正式提出。其中一些將會被迫勞動致死，而其他則將在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實施過程中被消滅。最初猶太人在毒氣車中被殺或為別動隊槍決，但對於大規模屠殺來說此類方式並不實際。至1941年，在奧斯威辛、索比布爾和特雷布林卡及其他滅絕營的屠殺中心取代了別動隊，成為大規模屠殺的主要方式。在戰時被殺害的猶太人總數估計在550萬至600萬間，包括超過100萬兒童。1,200萬人被迫參加勞動。

德國國民（雖然日後有諸多否定）對於這一狀況有所了解；從占領區回來的士兵會報告他們的所見所為。埃文斯認為大多數德國人不支持屠殺。一些波蘭人試圖營救或藏匿剩下的猶太人，波蘭地下組織成員則將這一狀況傳達給了倫敦的流亡政府。

在消滅猶太人之外，納粹同時還計劃實施飢餓計劃，通過製造饑荒使占領地區的人口減少3,000萬。食物供給將會被轉移給德國軍隊和德國平民。城市將被夷為平地以使其回歸森林或為德國殖民者重新定居。飢餓計劃和東方總計劃將一併使八千萬名蘇聯人死於饑荒。這些部分實現的計劃使近1,930萬平民和戰俘死亡。

社會

教育

1933年的反猶太法令使所有猶太裔教師、教授和官員被清除出了教育系統。大多數教師被要求加入國家社會主義教師聯盟，而大學教授則被要求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講師聯盟。教師被要求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而對納粹黨理念不夠服從者則會受到學生和教師的報告，從而被解除職務。由於對於薪水的支持不足，許多教師離開了工作崗位。由於教師數量短缺，平均授課容量由1927年的37人增加至1938年的43人。

內務部長威廉·弗利克、教育部長伯恩哈德·魯斯特以及其他同課程和教科書相關的機構時常下達相互矛盾的指令。納粹政權無法接受的書籍將被從學校圖書館中移除。對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灌輸由1934年1月起成為強制要求。被指定為未來納粹黨精英的學生自12歲起便在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和國家政治教育機構接受灌輸。對未來軍事精英的灌輸則在奧登斯堡學校進行。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主要聚焦於種族生物學、人口政策、文化、地理及（尤其）身體素質。大部分科目的課程，包括生物、地理，甚至算數，都經過相應修改以將重點放在種族上。軍事教育成為了體育教育的核心部分，而對於物理的教育則傾向於軍事應用，例如彈道學和空氣動力學。學生被要求觀看所有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學校分部指定的電影。

在大學中，頂級職位的任命往往是教育部門、大學校方以及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學生聯盟權力鬥爭的結果。雖然聯盟和其他政府部門施加了一定壓力，大多數大學教授在納粹統治時期未對其課程和大綱做出修改，而在位於天主教區域內的大學尤其是如此。德國大學的入學人數由1931年的104,000人下降至1939年的41,000人。但醫學院的入學人數則大幅上升；由於猶太裔醫生被迫離職，醫學畢業生就業前景相對較好。自1934年起，大學學生被要求參加衝鋒隊組織的軍事訓練，十分頻繁且十分耗時。第一年新生亦被要求在國家勞役團組織的勞役營中服役六個月；對於第二年學生則需要多服役十周。

壓迫教會

1933年納粹奪權時，全德國近65%人口為新教徒。在一體化過程中，希特勒試圖由德國的28個新教教會中創立一個統一的新教國家教會，最終目標是徹底在德國除去教會。親納粹的路德維希·穆勒被任命為國家主教，親納粹的壓力集團德意志基督徒則控制了新的教會。他們反對舊約聖經（因其猶太起源），並要求皈依的猶太人被開除出教會。作為回應，牧師馬丁·尼莫拉則同一些反對納粹統治的神職人員建立了認信教會。1935年，認信教會對納粹的宗教政策表示抗議，導致其700名牧師被捕。穆勒辭職，希特勒任命漢斯·科爾為宗教事務部長，意圖繼續控制新教。1936年，一名認信教會使節向希特勒抗議宗教迫害和人權侵害，又導致數百名牧師被捕[。教會繼續抗爭，至1937年初，希特勒已放棄了統一新教教會的希望。1937年7月1日，認信教會被取締，尼莫拉被捕拘禁，首先被投入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後被轉移至達豪。神學大學被關閉，更多牧師和神學家被捕。

在納粹掌權之後，對於德國天主教會的迫害立刻開始。希特勒迅速除去了政治天主教勢力，逮捕了與天主教相關聯的巴伐利亞人民黨和天主教中央黨人士；這些黨派與其他非納粹黨派一起在7月被完全取締。1933年，在德國教會持續受到侵擾的情況下，納粹同梵蒂岡簽訂《政教協定》（Reichskonkordat）。這一協定要求納粹政權承認天主教機構的獨立性，並禁止神職人員參與政治。希特勒頻繁無視此協定，關閉了一切非嚴格宗教性的天主教機構。神職人員、修女和信徒領袖成為目標，在此後的幾年內數千人被捕，時常是以偽造的理由諸如走私貨幣或道德敗壞。在1934年的長刀之夜中，多名知名天主教信徒領袖成為刺殺目標。大多數天主教青年團體拒絕解散，希特勒青年團領導人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則號召其成員在大街上攻擊天主教兒童。政治宣傳稱教會腐敗，並限制公眾集會，審查天主教出版物。天主教學校被要求減少宗教教學，十字架被從公共建築物中取下。

教宗庇護十一世將《極度關切》（Mit brennender Sorge）通諭偷運入德國，以為1937年耶穌受難日所用，在每個講壇上宣讀之。通諭譴責了政權對教會的敵對態度。作為回應，戈培爾延續了納粹對天主教徒的壓迫和政治宣傳。教會學校入學人數大幅下降，而到了1939年，所有此類學校不是被關閉便是被改造為公共設施。此後的天主教抗議活動包括1942年3月22日德國主教的書信《對基督教和教會的鬥爭》。在納粹時代，近30%的天主教神父受到了警方的懲罰。巨大的安全網絡對神職人員的活動進行監視，神父頻繁被譴責、拘捕或送往集中營，許多人被送往達豪的神父囚房。在1940年吞併的波蘭領土中，納粹對天主教會展開了殘酷的打擊並系統性地將之拆解。

健康

納粹德國強勢推行禁菸運動。1939年弗朗茨·H·穆勒的研究表明吸食菸草同肺癌之間存在因果關聯。國家健康辦公室推動措施試圖限制吸菸，例如引發廣告和舉行講座。吸菸在許多工作場所、列車上和執勤軍隊成員中被禁止。政府部門同時試圖控制其他致癌物質，例如石棉和殺蟲劑。作為大眾健康宣傳的一部分，水供給得到清理，鉛和汞被從消費品中移除，女性則被鼓勵定期進行乳腺癌檢測。

政府亦運作醫保計劃，但自1933年起猶太人被禁止參與。同年，猶太裔醫生被禁止參與治療政府保險之下的患者。1937年猶太裔醫生被禁止治療非猶太裔患者，而到了1938年他們從業的權利被完全剝奪。

自1941年起，醫學實驗（其中許多並不科學）被應用於集中營囚犯身上。最臭名昭著的醫學實驗醫生為親衛隊高級突擊隊領袖，奧斯維辛集中營醫生約瑟夫·門格勒。他的許多患者最終死亡或被刻意殺害。製藥公司可以藥物實驗或其他實驗名義從集中營購買囚犯。

女性和家庭

女性是納粹社會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納粹反對女權主義運動，稱其為猶太人的產物，並倡導創造一個父權社會，在此社會中德意志女性將承認「她的世界即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在納粹掌權之後，女權組織很快被取締或被納入國家社會主義婦女聯盟中。這一組織負責協調全國其他群體，以宣揚母性及家庭事務。關於養育孩子、縫紉和烹飪的課程亦有提供。聯盟出版《國社婦女觀點》（NS-Frauen-Warte），這是納粹德國唯一得到納粹黨批准的女性雜誌。雖然它具有一定政治宣傳性，但本質上仍然是一本普通的女性雜誌。

女性被鼓勵退出勞動力，同時政治宣傳號召種族適宜的女性創造大家庭。女性生育四名子女將獲得德意志母親十字獎章銅獎，生育六名為銀獎，八名或更多則為金獎。大家庭將在水電費用、學費和家庭支出方面得到補助。雖然這些措施使生育率提升，但在1935年至1940年間，擁有四名或更多子女的家庭數量仍然下降了百分之五。女性離開勞動力卻並未如納粹所想為男性騰出工作崗位。多數時候，女性擔當家僕、紡織工職務，或在飲食行業工作，而男性則對這些職業缺乏意向。納粹的哲學不允許在戰爭準備期間在軍火工廠大規模僱傭女性，因此外籍勞工便被引進。戰爭開始之後，奴隸勞工被廣泛使用。1943年1月，希特勒簽署命令，要求所有五十歲以下的女性報到參加工作以幫助戰爭進程。此後，女性便大量進入農業和工業領域。到1944年9月，在軍火工業工作的女性達到1490萬。

納粹政權不鼓勵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納粹黨領導人對於女性持有保守觀點，認為理性和理論性工作與女性的天性即感性和直覺性相悖，因此參與學術和職業工作將使其「偏離母性」。1933年通過的一項法案將大學入學女性數量限制為男性的百分之十，由此入學女性數量大減。女性參與中等教育的數量由1926年的437,000人下降至1937年的205,000人，而參與中等後教育的則由1933年的128,000人下降至1938年的51,000人。然而，由於男性被要求在戰時加入軍隊，至1944年，女性在中等後教育中的入學人數占到了一半。

女性被期望是強壯、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在田間勞作並養育強健兒女的農村女性被認為是理想女性的代表，而善於運動的女性則由其曬黑的肌膚而受到褒揚。為了宣揚納粹價值觀，一系列組織建立起來。自1939年3月25日起，所有十歲以上的兒童必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希特勒青年團的分支青少女聯盟則是為10至14歲的女孩準備的，而德國少女聯盟則是為14至18歲的青少年女性準備的。少女聯盟的活動主要為體育鍛鍊，包括跑步、跳遠、空翻、鋼絲、儀仗和游泳。

納粹政權在與性相關的問題方面較為自由，對於婚外生子的女性較為同情。隨著戰爭發展，淫亂的行為變多，未婚的士兵時常同時與多名女性有染。對於已婚女性亦是如此，她們時常同士兵、平民或奴隸勞工有染。有時性被當做商品，例如從外籍勞工處獲得更高的工作質量。在出版的小冊中，女性被號召不要與外籍勞工發生關係，以免影響血緣純正。

在希特勒的許可之下，希姆萊希望納粹政權下的新社會能夠去除對私生子女的偏見，尤其是親衛隊成員的私生子女，而親衛隊則在其種族純正性方面受到各種考量。他還希望每個親衛隊家庭能有四至六名子女。生命之泉協會於1935年由希姆萊創立，建立了一系列的撫育院，使單親母親能夠在懷孕時受到關照。在被接受入院之前，父親和母親都要接受種族測試。生育下來的子女時常為親衛隊家庭所領養。撫育院同時亦對親衛隊和納粹黨成員的妻子開放，而她們很快也占到了超過一半的位置。

當時實行的法律禁止除醫學原因之外的墮胎行為，而這一法律得到了納粹政權的嚴格執行。墮胎數量由1930年代初的每年35,000例下降至1930年代末的每年不足2,000例。1935年通過的一項法律允許以「優生」為名墮胎。

環保

納粹社會中存在支持動物福利的成分，許多人對動物園和野生動物相當喜愛。政府採取多項措施保護動物和環境。1933年，納粹出台一項嚴苛的動物保護法律，對醫學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而這一法律並未嚴格得到貫徹。雖然名義上禁止解剖，內務部仍然准許動物實驗。

國家林務辦公室在戈林治下執行一系列規定，要求護林人種植多種樹木以保障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1933年，一項新的全國動物保護法通過。納粹政權於1935年通過自然保護法，保護自然環境不受過度經濟發展的破壞。這一法案使將私人土地收歸國有並將之建立為自然保護區成為可能，並對遠景規劃有一定幫助。同時對於控制空氣污染的舉措較為馬虎，而在戰爭開始之後，這些法令基本無法得到執行。

文化

納粹政權推行民族共同體概念，目標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基於種族純正性、戰爭與征服的需求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抗爭之上。德意志勞工陣線於1933年建立了力量來自歡樂組織，獲取了成千上萬的私人娛樂俱樂部的控制權，並設立節假日，提供諸如巡遊、度假、音樂會等娛樂項目。

1933年9月，國家文化局（Reichskulturkammer）在宣傳部名下建立起來。此後各種分部亦建立起來，以控制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例如電影、廣播、報紙、藝術、音樂、戲劇和文學。從事這些職業的人都被要求加入相應的組織。猶太人和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則被禁止在藝術領域工作，許多人由此選擇移民。書籍和劇本需要被提交宣傳部審查以獲准出版。由於納粹政權日益將文化轉變為政治宣傳的媒介，相應的標準也日益降低。

1930年代，廣播在德國十分流行，至1939年70%的家庭擁有一個收音機，多於任何一個國家。至1933年7月，左派和其他不受待見人士已被清除出廣播電台。在納粹奪權之後，廣播中的政治宣傳和演講十分普遍，但此後戈培爾要求更多地播放音樂，由此人們才不會轉而向外國電台尋求娛樂。

與其他媒體一樣，報紙也為國家所控制，國家新聞部關閉或收購報社和出版社。至1939年，超過三分之二的報紙和雜誌直接為宣傳部所有。納粹黨日報《人民觀察家報》的主編為阿爾弗雷德·羅森堡，他是《二十世紀的神話》一書的作者，此書主要涉及種族理論，宣揚北歐民族優越性。雖然戈培爾要求所有德國報紙都要出版對納粹政權有利的內容，出版商們仍然設法對納粹進行了影射性的批評，例如在社論中提及古羅馬和希臘的獨裁統治。報紙讀者數量大跌，這與報紙內容質量的下滑和廣播的流行均有一定關係。書籍作者們陸續離開德國，一些人則在外國對納粹政權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戈培爾希望留在國內的作家們將創作重心轉移至德意志神話和血與土的概念上。至1933年末，超過一千本書籍已為納粹所封禁，多數為猶太裔作家所作或包括猶太裔角色。

希特勒個人對建築有一定興趣，並與保羅·特魯斯特和阿爾伯特·斯佩爾等建築師密切合作，在古羅馬建築風格基礎上建造新古典主義公共建築。斯佩爾在紐倫堡建設了全國黨代會集會場，在柏林建設了新的德國總理府。希特勒重建柏林的計劃包括建立一座巨大的穹頂建築（以羅馬萬神廟為原型）以及一座凱旋門（高度為巴黎凱旋門的兩倍）。這兩座建築最終都未建成。

希特勒認為抽象主義、達達主義、表現主義和現代藝術都為腐朽藝術，而這一觀點也成為了其政策的基礎。許多藝術館總監在1933年失去了其職位，由納粹黨成員取代。近6,500幅現代藝術作品被從博物館中撤出，由納粹黨成員選出替代品。1935年，在十六座不同的城市中舉辦了「腐朽藝術」展，以展出那些被否定的藝術品。1937年7月至11月，戈培爾在慕尼黑舉辦了墮落藝術展。這一展出廣受歡迎，吸引了超過兩百萬訪客。

1933年11月國家音樂局（Reichsmusikkammer）成立，作曲家理察·施特勞斯被任命為總監。與其他藝術形式一致，納粹驅逐了被認為種族上不適宜的音樂家，並在多數時間內反對過於現代或無調的音樂，並稱其為頹廢音樂。爵士樂被尤其認為不適宜，外國爵士音樂家紛紛離開或被驅逐出德國。希特勒欣賞理察·華格納的音樂，尤其是那些基於日耳曼神話和英雄故事的作品，並自1933年始每年參加拜羅伊特音樂節。

電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德國廣受歡迎，在1942年、1943年和1944年觀眾都超過了十億人次。至1934年，德國對於貨幣外流的限制使美國電影人無法將利潤帶回美國，由此大電影公司關閉了其在德國的分部。德國電影的反猶太主義內容使其無法在其他國家放映，由此出口量大跌。兩家最大的電影企業烏髮電影公司和托比斯電影公司都為宣傳部所收購，而到了1938年，大部分德國電影都為宣傳部所製作出品。電影並不總是充滿赤裸的政治宣傳，但總體上都有政治成分，並在其主題和內容方面遵從納粹黨理念。電影劇本都要事先經過審查。

萊尼·里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1935年）紀錄了1934年的紐倫堡黨代會，《奧林匹亞》（1938年）則紀錄了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這兩部作品鏡頭移動和剪輯手法相當超前，影響了日後的許多電影。諸如長焦鏡頭和軌道攝影的新技術得到了運用。兩部電影的藝術水準與其國家社會主義政治宣傳密切相關，由此在日後廣受爭議。

影響

同盟國在戰後組織了戰爭罪行審判。紐倫堡審判為首場，於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舉行，審判了23名納粹頂級官員。他們被控4項違反規制戰爭國際法的罪名：反和平密謀罪、實行侵略計劃罪、戰爭罪以及反人類罪。除3人之外所有被告人均被判有罪，12人被判死刑。同盟國取締了納粹黨及其附屬組織。展示納粹符號例如旗幟、萬字符號和相應的敬禮，在德國和奧地利都屬違法行為。

納粹的意識形態及納粹政權的所作所為幾乎在全世界都被認為是極為不道德的。希特勒、納粹主義和大屠殺成為了現代世界中邪惡的象徵，對於納粹德國的興趣在媒體和學術界中得到了延續。史學家理察·J·埃文斯爵士稱這一時代「擁有幾乎全球性的吸引力，因為它的種族主義和屠殺行為對於全人類都是一個警示。」

納粹時代對於德國人對自身和自己國家的看法有著持續的影響。幾乎每個家庭都在戰爭中有所損失或有故事可以講述。德國人民常年來對於自身經歷保持沉默，並具有共同的愧疚感，即使他們並未直接同戰爭罪行有所關聯。1970年代對於納粹德國的研究進入學術課程領域，德國人民開始研究自己家庭成員的經歷。他們研究這一時代，並願意審視這一時代所犯下的錯誤，而這也對今日德國民主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儘管德國人大多對於納粹暴力行為感到羞恥，但心態上反猶太主義和新納粹主義的思想卻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