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5)

《第三部分-獲取平衡》 第十四章 新的共同目標

當今這種組織形式的現代工業文明正猛烈衝擊著我們這個星球的生態系統。其洶洶來勢令人震驚，而其可怕的後果正迅速顯現出來，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確認、難以理解其全球影響，難以採取及時的、行之有效的對策。那些孤立無援的抵抗戰士們已開始反擊，他們親身體驗到這一摧毀一切的力量，以一種讓人振奮但總體看來卻難以奏效的方式頗為令人同情地奮鬥著。這並非由於他們缺乏勇氣、想像力或技巧，而是因為他們所對抗的正是現今世界文明的邏輯系統。只要這一文明帶著其強大的技術力量作為一個整體繼續遵循著這種思維模式前進，鼓勵人們為短期利益而去操縱自然界，榨取自然界，那麼這種無堅不摧的力量將繼續其摧毀地球的進程，而不以任何人的所作所為而轉移。

我已開始認識到，我們必須採取大膽而又明確的行動了：我們必須把拯救環境作為我們這一文明的中心組織原則。不管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現已投入到一場史詩般的戰鬥中，去扶正我們地球的天平，而這場戰鬥的勝負將僅僅取決於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充分覺醒，共同意識到這一迫在眉睫的危險，從而投入到一場全球努力之中。現在已到了認真考慮如何實現這一點的時候了。在以前的章節中我曾試圖從各個學科所提供的視角去理解這一危機，其中有地球科學、社會學、歷史學、資訊理論、心理學、哲學以及宗教，而現在我想從我作為政治家所具有的有利條件這一點去考察，面對這一危機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政治，從廣義上說，是我們進行集體選擇和決策的手段。我們現在正面臨一系列艱難的選擇，不亞於人類歷史上任何時代。政治藝術必須包含在確定這些選擇的性質之中，包含在喚起公眾意識到我們所面臨的緊迫危險之中，包含在促成有利於集體行動的決策之中，而這類集體行動有較大的成功希望。

毫無疑問，只要我們對自己的目標取得足夠的共識，就能夠獲得我們所追求的成功。儘管這需要艱難地改變那些既有的思維與行為模式，但重建地球生態系統的自然平衡這一使命既是我們能力所及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這部分是因為我們關注社會公正、民主政體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從根本上說，承擔醫治環境創傷這一使命意味著再次獻身於傑弗遜所信奉的事業，即實現那種不僅是美國人的，而且是所有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一使命中最為艱難的部分將是保證得到全面的、並非一蹴而就的變革所需的共識。但幸運的是，所需的這種廣泛的機制變革和共同努力在歷史上不乏先例。雖然尚未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過這種共識，但在現代歷史上，把確立一個單一的共同目標作為每一個社會機構都必須遵循的中心組織原則卻在自由國家之間有過多次先例。最近的一例便是保證實行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所實現的聯盟。這一聯盟在通過軍事、政治和經濟手段共同防止共產主義制度的蔓延方面所顯示出來的那種非凡的毅力持續達半個世紀之久。令許多人驚奇的是，這一聯盟在這一世界觀之戰中為自由思想贏得了不斷的勝利。這一戰爭從俄國革命時起一直延續到東歐的監獄看守們釋放了那些“人民的敵人”時才告結束。而這些“人民的敵人”接著就被自由選舉為民選、民治、民享的民主領袖。這一政治地震從尼加拉瓜震到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直到前蘇聯垮臺才停止。

能夠取得這樣頗具戲劇性的勝利應歸於“自由世界”的人們所作出的自覺的、共同的選擇。他們把戰勝共產主義這一任務不僅限於其政府政策範圍內，也把它當成全社會的核心行動目標。這並不是說這一目標佔據了所有清醒的頭腦或主導著每一個政策決定，而是說反對共產主義是一條基本原則，隱含在幾乎所有二戰後西方所制定的社會政策與地緣政治戰略之中。比如說，馬歇爾計劃就主要是為了加強西歐的能力，以對抗共產主義思想的蔓延。與此相似，麥克亞瑟重組日本社會和經濟的藍圖以及杜魯門在1947年對希臘和土耳其實行大規模援助的計畫都主要出於相同的目的。在美國領導下組建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其他一些軍事聯盟也同樣是這一核心原則的產物。美國支持自由貿易和對外援助不發達國家，部分出於無私的動機，但主要出於與共產主義作鬥爭的需要，當然，有些決策的實施是痛苦的，代價高昂並頗有爭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核軍備競賽，賣武器給那些獨裁者，除開反對共產主義蘇聯以外，他們在各方各面都與美國人的價值原則格格不入。幾乎對外政策和有關國家安全的決策都是為了實行同一個原則。儘管其中有一些這樣那樣反映出判斷錯誤，但這一基本原則從根本上來說是正確的，並繼續引導著自由世界的政府和人民。民主觀念正慢慢贏得這場戰爭。

反共思潮有多種表現形式，有時其形式出人意料。當我們在美國修建州際公路系統時，授權使用資金的國防州際公路法以多數票通過，部分原因就是這一舉措有助於實現我們那壓倒一切的目標，即戰勝共產主義系統。蘇聯人於1957年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入軌道，顯示出他們的技術優勢，這時，美國實行了第一個聯邦教育資助政策。這並不是由於總統和國會大多數人終於認識到了改善教育狀況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為培養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有了新的意義，他們可以服務於和共產主義系統作鬥爭的需要。我們同時也啟動了美國的空間計畫，這也不是由於國會大多數人突然心血來潮要探索宇宙空間，而是因為這一計畫與我們要戰勝共產主義思想系統這一目標緊密相連。

許多這類計畫其本身也有一定價值，很多支持這些計畫的人主要為此而促進其實施。但他們從社會各界獲得的大力支持卻主要因為它們服務於我們為之獻身的那一核心目標。獻身精神有時會導致可怕的過火行為：麥卡錫主義誣陷浪潮和用人體做核輻射實驗不過是兩個例子，說明過火的熱情是怎樣導致災難性結局的。但問題在於幾乎每一項政策和計畫都主要根據是否有利於我們的核心目標而進行分析，或擁護或反對。甚至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決策也被炮製出來，如在第三世界國家擴大糧食生產的綠色革命以及中央情報局在歐洲鼓勵工會運動，原因就是這些決策在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主要目標時是十分有效的。

民主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長期鬥爭從許多方面來看，都十分清楚地表明瞭自由社會怎樣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面對駭人的障礙而堅持共同立場，獻身於一個始終如一的目標。但並非僅此一例。冷戰之前，在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的決策中包含著一個更為艱巨的核心目標：戰勝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工業、商業、農業和交通都為戰爭而動員起來。在二戰中，我們廣泛推行了回收再生計畫，這並不是為了保護環境，而是因為它有助於贏得戰爭。眾所周知，我們的資源、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藝術，甚至還有我們的花園都在拯救文明世界的鬥爭中發揮了作用。

值得記取的是，我們畢竟等待了許久才最終開始正視希特勒和納粹獨裁統治的挑戰。許多人不願承認我們必須作出努力，作出後來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那種規模的貢獻，大多數人寧願相信這種威脅可以僅憑願望或微不足道的一點犧牲就自行消失。在這一可怕的事實被接受之前許多年，一位西方領導人雄辯有力地大聲提醒人們這正在醞釀之中的、即將到來的風暴。邱吉爾毫不妥協地堅持要求，一切都必須立即服從確保戰勝希特勒這一使命的需要。張伯倫簽署了1938年慕尼克協定，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送給了希特勒以換取他保證不再攫取更多的別國領土，大多數英國人興高采烈並支持這一後來被譴責為綏靖主義的政策。然而，邱吉爾卻抓住了這一事件的實質以及所面臨的那一不可避免的沖突，他說道：“我並非不願意看到我們忠誠勇敢的人民在聽到目前已不再要求他們去經歷痛苦磨難的消息時所爆發出那種自然的、情不自禁的歡樂與輕鬆的情緒；但他們應該瞭解真相……這僅僅是償付代價的開端。這僅僅是從那苦澀的杯中所嘗到的第一口苦酒，它將年復一年地送到我們的唇邊，除非我們的道德機體最終康複，我們的鬥志重又高昂，我們再次覺醒，站到為自由而戰的前列。”

同樣，我們順從地聽任世界上的雨林消失，其中的生物物種滅絕；聽任佛羅里達大沼澤、鹹海、太平洋西北部古老的大森林、中東的地表土、喜馬拉雅山的土壤和植被、貝加爾湖、薩赫勒等等消失；我們順從地接受了並非註定的每日37000名兒童的死亡，平流層日見稀薄的臭氧層，以及對自人類的黎明時期就己熟悉的氣候平衡的干擾破壞這樣一些事實。一杯杯苦酒，只是“償付代價的開端”，只是那漸迸的，日益嚴重的一系列生態災難的前奏。我們將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這些事實，它們將或遲或早激發我們去採取行動，並使我們確信必須進行反擊。

把努力拯救全球環境作為我們文明的中心組織原則是什麼意思呢？從一個意義上說，它意味著確保大家普遍認同這應該成為我們的組織原則，而且形成這種共識的方式尤其重要，因為這將決定我們什麼時候設定目標和優先事項。歷史上，取得這種共識往往僅在社會本身的存在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脅之時；而這一次，一旦危機的後果到了足以使公眾瞠目結舌，更別說到了驚惶大亂的地步，那麼這一危機恐怕就不可逆轉了。這一次的危機有一條長長的導火線：自然的進程並不立即把我們所造成的破壞全部顯示出來。而一旦開始啟動，在我們的作用下所發生的一些變化將很難逆轉。因此，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等待著出現明顯的災難逼近的跡象，而應立即著手就這一新的組織原則達成共識。

自覺自願地接受一個新的中心組織原則意味著全力投入，意味著利用每一項政策和規劃，每一項法律和法規，每一個條約和盟約，每一種戰術和戰略，以及每一次計畫和行動；簡而言之，利用一切手段去制止毀滅環境的行為並保存和養育我們的生態系統。政策的微小轉換，對正在實施的規劃修修補補，法律和法規的溫和變動，漂亮的言辭而非實際變革等等，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綏靖主義的不同表現形式，用來滿足大眾的願望，他們寧願相信奮爭、犧牲以及社會的劇烈變革並非必需。這次危機中的張伯倫們所帶的不是雨傘，而是戴著“軟簷帽和太陽鏡”——據說採取這一補救措施是根據一位元前內政部長的建議，他認為要應付因臭氧層損耗而造成的強烈紫外線輻射，這不失為一項恰當的措施。

有些人一廂情願地認為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適應環境惡化所帶來的一切。適應當然是必要的，這是因為我們已經開始造成了一些不可逆轉的變化。但那些提出把適應性作為主要對策的人實際上正在支持另一種形式的綏靖政策。當然，他們帶給我們的是令人寬慰的消息：一切正常，無需畫蛇添足，對那些認為自己有理由洋洋自得的人，這種消息幾乎總是受到歡迎，甚至是一種奉承。

但目前這種拖延政策帶來了極為嚴重的道德影響，就像當年我們試圖推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一樣。當時也和現在相似，真正的敵人是一種不健全的思維方式。在納粹德國，紊亂的思維被制度化在專制政體及其教條和戰爭機器之中。今天，一種不同形式的功能紊亂表現在窮兇極惡而又永不饜足的消費傾向及其教條和永無止境的資源需求機制之中。極權體制與消費主義所導致的一系列危機對於先進的工業文明來說是獨特的：兩者都是異化的範例，都是技術至上主義的恣意橫行。正像極權體制摧垮了個人自由並將其併入“國家”概念一樣，這種新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也摧垮了個人自由，將其轉變為如何消費的欲望，甚至在它助長那種人類與自然相分離的觀念時仍是如此。正是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有關我們與物質世界關係的思維方式才是我們的真正敵人。

拯救全球環境的鬥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比消滅希特勒的鬥爭更為艱巨，因為這一次是向我們自己開戰。我們只有自己這樣一個盟友，而同時我們自己就是敵人。在這樣一種戰爭中，怎樣才算勝利以及怎樣才能確認我們取得了勝利呢？

我如此頻繁地提到反對極權體制的鬥爭，並不僅是為了運用類比這一修辭方法，而是因為我相信，正在開始的拯救環境的努力是這些鬥爭的繼續，是捍衛真正的自由和人類尊嚴這一長期鬥爭的新的關鍵性階段。我的理由十分簡單：大致說來，那些意識到自己對地球負有具體責任的、享有自由的人們是它的最有效的維護者、捍衛者和管理者。不管在哪里，只要這種責任感被淡化或讓位於其他緊迫事務，那麼對環境的關心和管理的程度就可能降低。例如，當一位短期租種土地的農民受資金所迫而不得不最大限度地牟利時，那麼土地則最易成為受害者。當木材公司管理人的年度定額以其每個季度的利潤為標準時，那他們就可能砍伐樹齡較小的樹木，不怎麼考慮為將來的收穫而大力栽種樹苗，而且更不太顧及這種做法通常所導致的水土流失。當處於民主體制下的選民們認識尚不充分或信念不足，並未打算讓他們的政治家們為他人污染空氣和水源的行為而負責時，那麼這些政治家們便不願意強調人人擁有自由享用公共財產的權利而去譴責他人的破壞行為。

這些弊病出現在自由國家這一事實並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說明私有制、資本主義制度或民主的原則應受到譴責，就像不能因為美利堅合眾國在一開始的74年中仍存在著奴隸制而譴責代議制民主一樣。正如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那樣，這些美國的締造者們在構想自由及其保障機制時所表現出來的高明之處並非體現在他們於18世紀末所擬訂的那些法律制度具有永久性和完美性，而是體現在被他們尊奉為主導原則的那些真理之中。在涉及這些真理時，後來的人們可以自己去解釋並且實際上也是這樣去解釋自由的意義，在新的認識、變化了的條件以及積累的經驗基礎上去解釋它的意義。

在制定憲法的那一代人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數，在涉及淪為奴隸的非洲裔美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時未能正視全部現實。他們覺得自己與不同膚色的人是不相同的，因此他們未能理解他們為自己和所有那些與自己“同命運”的人而努力捍衛的權利是所有人都應享有的普遍權利。與此相似，大多數人在涉及婦女的選舉權時也未能正視現實。但這種狀況並未妨礙下幾代人更完整深刻地理解蘊涵在憲法中的真理，雖然這些真理在那些首先勇敢地把它們用作民主體制基石的人們眼中並不那麼清晰。

今天，即使不是全體也是大多數人，在涉及我們與自然界的關系這一問題上未能正視全部現實。我們所繼承的那種人類與地球相分離的哲學觀模糊了我們的視線，使我們無法認清我們的共同使命，使我們在生態災難面前顯得軟弱無力。這一點就像前輩們關於自己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與奴隸們是否相關的認識引發了災難性內戰的情形一樣。

民主觀念中所蘊涵的最重要的許諾就是享有自由的人們在有了自我管理的權利之後將表明他們是主宰自己命運的最佳人選。這一許諾是在對抗各種敵對觀念的挑戰中得以實現的。那種我們可被分為奴隸和自由人的主張，那種只有男子才應享有選舉權的認識，那種自由國家的共同決策會在對抗極權體制的單一意志中逐步瓦解的觀念等都已煙消雲散，而我們的原則卻始終存在。但現在一個新的挑戰，即全球環境正面臨威脅的挑戰，可能會奪去我們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利。我們對這一挑戰作出的回答則必須成為我們的中心組織原則。

這一原則的實施在任何一點上都與民主體制和自由市場並行不悖。但正像廢除奴隸制要求完整理解民主體制與私有財產的本質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一樣，這一全新的鬥爭將要求一個有關民主體制與自由市場如何相互促進的更寬泛的概念。正如將民權擴展到包括婦女和非洲裔美國人時要求更深刻地理解民主體制的意義以及更廣泛地確定所有人都擁有共同的權利一樣，這種全球性挑戰將要求更深刻地理解我們今天與所有人的聯繫以及我們對子孫後代所負有的責任。

我們必須認清：除非我們能夠逐步理解這一點，否則我們將無法兌現自由的諾言。

毫無疑問，以這種新的思維方式為武裝，我們就能夠在全力拯救環境的努力中獲得勝利。但這種努力將要求政府更加尊重個人的政治和經濟自由；它還要求採取重大措施以保證個人既擁有能夠理解這種挑戰的重大影響所必需的資訊，也擁有足夠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去管理好他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那些已經覺悟的個人僅憑單槍匹馬是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的，可一旦足夠多的人願意把拯救環境當成自己的中心組織原則，那麼我們就能夠進展神速，勝利就將在望。

但在那些已經自認為自由的國家，還要求實現一種新的政治前提。如果這一社會還需要一種組織原則的話，那麼在強調個人權利的同時，還必須伴以深刻理解個人必須接受的對社會的責任。

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生態學問題，這就是說，它涉及權利與責任的平衡。事實上，西方許多人所感覺到的那種深刻的世界觀危機已經出現，部分原因就是這種平衡已被打破。我們已經過多地強調了個人權利，離任何意義上的責任或義務都已太遠，以致現在很難有效地維護任何屬於整個社會或國家的權利，更不用說那些合理地屬於全人類或子孫後代的權利了。今天，激起足夠強烈的公眾輿論去阻止踐踏被稱之為生態權利的唯一方式就是凸顯那些受害者，凸顯那些被這種行為或對環境有害的行為所傷害的個人。那種對社會、對整個世界或對子孫後代所造成的損害也應被看成是對這些個人的損害；他們的權利與我們的個人權利極為相似，我們願意去捍衛這些權利，因為我們畢竟也可以因此而使自己得到所希望的那種保護。

這種與社會相分離的情形十分明顯地與那種認為我們與地球相分離的觀念有關。兩者不僅僅有著相同的哲學起因，即無條件地相信個人智慧的力量，也有著相同的解決方案，即接受一種較為平衡的思維方式，接受有關我們與世界、我們與社會的相互關係之間的平衡。重申我們與他人的關連涉及到一項責任，也就是我們加入到他人中間，充分有力地捍衛和保護我們的那些權利，諸如呼吸潔淨的空氣和飲用潔淨的水的權利；這些天然地屬於他人的權利同樣也屬於我們，並且被置於全社會、全民族或全世界的整體背景之中。

對這一新的組織原則構成的另一個威脅來自普遍的腐敗現象。腐敗現象既出現在發達國家也出現在不發達國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個生態學問題。腐敗現象污染了健康可靠的管理模式，污染了民主政府以及我們共同管理環境的能力所依賴的那種管理模式。幾乎在每一個環境遭到破壞的事例中，腐敗現象都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它瓦解了政治體制對環境惡化的初步跡象作出反應的能力。

既然腐敗滲透整個體制，於是許多人也就麻木不仁地默認了那種司空見慣的惰性，而這種惰性使得腐敗現象繼續發展。然而，為了使這一新的中心組織原則有效地建立起來，必須把政治腐敗看作是一種邪惡的污染，本質上與空氣污染和水污染這類物質汙染一樣邪惡。

與此相類似，繼續容忍普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同樣具有腐蝕作用，它腐蝕了我們去醞釀那相互間的、持久的並且是充滿活力的首創能力。在任何社會條件下倡導社會正義和保護環境都必須同步進行，不管是在制訂國內政策還是在工業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設計制訂“南北”協議時都應如此。沒有這種責任感，就無法考慮迫切需要的那種“全民努力”。但第三世界國家對工業國家的動機所進行的冷嘲熱諷的抨擊已使窮富國之間的對話受到損害。不過最近這種對話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其中有諸如“環境抵債”一類的提案，即取消債務以換取保護環境方面的合作，保護那些己受到破壞威脅的環境。

迅速改善經濟狀況已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無法剝奪他們的這種希望，不管這在環境方面要付出多大代價。因此，我們無法迫使他們接受我們的選擇。從他們的角度來看，為什麼他們應該接受那些顯然我們自己都不願意接受的東西呢？誰敢說發達國家已準備放棄工業和經濟增長呢？誰會宣稱富國為了保持生態環境的平衡而準備在犧牲舒適的生活水準方面作出重大讓步呢？

工業國家必須理解的是，第三世界在是否發展經濟方面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人們希望第三世界依照一種更為理智的模式去發展而非依據迄今為止迫使他們所採取的那種方式發展經濟。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那麼貧窮、饑餓和疾病就將吞噬這些國家的全部人口。早在這種狀況到來之前許久，整個社會就將經歷一場革命，一場政治混亂。並非不能想像，由此會導致的戰爭，甚至使用原始粗陋的核武器，因為我們對技術的管理普遍顯出自己的無能，核擴散仍在繼續。當然因爭奪潔淨水源這樣一些自然資源本身也可能引發戰爭。

最後，我們必須更為深刻地理解發展本身的含義。許多懷有良好願望的人們早就認識到需要富國和窮國協調一致地努力去創建一個更為公正的世界文明。所謂的發展現在已成為富國幫助不發達國家加速現代化進程的主要手段。這種幫助是通過世界銀行和地區發展銀行這類多國機構去實現的。不幸的是，這些國際發展規劃對那些受援國來說常常是災難性的，因為所涉及的許多大型工程強行推動工業增長，即使這種增長威脅到環境平衡時也在所不惜。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國際發展規劃中常見的這類問題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也是危險的。在工業國家資助的工程與第三世界的需要之間幾乎從未有過像樣的平衡。其結果就是，大量的此類工程最終是弊大於利，不但破壞了生態平衡也干擾了社會穩定。所付出的部分代價就是一些人就此得出了消極、頹喪和簡單的結論：這種發展本身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無益的。一個可悲的例證就是孟加拉的大片地區於1991年遭受水災後的悲慘結局，疾病、饑荒和水患奪去了大批生命。工業國家的軟弱反應似乎表明，他們已徹底屈從於這樣一種觀念，即這種災難當然是悲劇性的，但從根本上來說無法避免。不僅如此，一些嚴肅的分析家們竟辯解說，西方提供任何援助都是不明智的，因為在那些易受水患的低窪地區重建居民區，給那些否則就將餓死的人們提供食品，會使人口增加，從而只能在下次洪水到來時造成更大的慘劇。

除非工業國家重新理解怎樣去提供有效的援助，理解什麼樣的發展是合理的，否則在面臨這類可怕的慘劇時將會出現更多的這類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放棄論調。我們這些身在富國的人會自欺欺人地認為，既然這種發展方式無法奏效並且使問題更加惡化，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也不做，在那種冷漠地淘汰人類種族的大規模死亡面前沈默不語。

壓迫力量總是依賴於這種沈默不語，依賴於大眾默默地順從那些僅僅對鞏固自己的權力感興趣的人和機構。但自由世界應該大大感謝那些曾抵抗可怕的統治力量的人們，而且我個人認為，我們對那些不願在環境惡化面前保持沈默的人們已欠賬大多。確實如此，顯示了這種抵抗力量的最感人的那些事情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些抵抗者們常常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42年冬，列寧格勒市正處於納粹坦克的包圍之中。在那900個可怕的日日夜夜裏，市民們承受著炮火與空襲的轟炸，但最可怕的還是饑餓。在包圍解除之前，約60多萬男人、女人和兒童死于饑餓。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們食用任何可以找到的東西充饑，鋸未、老鼠以及野草。

列寧格勒的瓦維洛夫研究所是一個生物和農業研究中心，那裏的31位科學家留下來保護所收集到的獨一無二的植物和種子。這些種子和植物是在傳奇般的生物學家、基因工程學家以及植物考察學家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的領導下從它們在世界各處的原生地精心採集來的。瓦維洛夫曾因“破壞農業”而遭史達林主義者的監禁。與其說他的同事們擔憂納粹德國的擴張或史達林擴大古拉格群島，還不如說他們更關心工業文明擴展到自然界的某些區域，那裏尚保存著獨一無二的基因資源，而這些資源則主宰著世界上的食物供應和遺傳多樣性。由於這些區域正處於另一種包圍之中，因此這個研究中心的標本對許多種類的糧食作物來說是連接過去和未來的僅存的環節。但就是在列寧格勒遭到轟炸的時候，瓦維洛夫的同事們為了更新其標本的基因世系而英勇地栽種了新一代作物。而當老鼠學會了為獲取食物而把盛有種子的鐵盒從架子上推下來時，科學家們便開始輪流值班以護衛他們的基因寶藏。

周圍都是可食用的種子和植物，如稻米和土豆，但卻有14位科學家在12月死於饑餓而未去動用他們那寶貴的標本。人們發現研究中心的稻米專家D.S.伊萬諾夫博士死在辦公桌前，而他四周堆著成袋成袋的稻米。據報導，他在死前曾說過：“當全世界都陷入戰火時，我們將為所有的未來者保衛這些收藏。”

這些科學家們的英勇事蹟是無數典型事例中的一個。在本世紀的這場戰爭中，那些有正義感的男男女女們在抵抗運動中英勇戰鬥在敵後，他們力圖減緩那不可阻擋的極權主義戰車的前進勢頭。他們都明確認識到，自己所面對的是一種邪惡的力量，必須與之鬥爭，儘管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些人受宗教的價值觀念所驅使；另一些人則出於民族義憤；還有一些人則出於正義感。實際上，幾乎所有抵抗戰士及其抵抗運動在實際戰鬥中不過杯水車薪。但大多數在最終組織戰略反攻時成為很有價值的情報來源，而且在有些情況下他們成功地延緩了敵人的前進以使我方獲得足夠的喘息之機。最為重要的是，當世界上大多數人在關注其他事務時，是他們拉響了警報，不僅僅是用一般的語言，而是用那種富有感召力的、充滿勇氣與正義感的言辭。

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數人所關注的是其他事務，閉眼不看工業文明對自然界的可怕蹂躪。但現在警報已響遍全世界，用的是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充滿勇氣與良知的聲調。一批新型抵抗戰士湧現了，他們英勇地抗拒著不可一世的力量。這些男男女女們已明確意識到，這一野蠻的力量正在蠶食森林和海洋，大氣和水源，風和雨，以及生命本身豐富的多樣性。

他們與命運作鬥爭，幾乎沒有什麼希望在這場戰爭中取得壓倒優勢，但卻通過短促襲擊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這種短促襲擊減緩了大規模破壞的進程，並且有時真的拯救了他們所奮起保衛的這一生態系統的某個角落。在鬥爭進程中，他們不僅是勇氣與智慧的典範，同時也是我們所擁有的唯一最有價值的“情報”來源。這些來自前線的情報表明什麼是可行的，而什麼行不通。在呼籲人們武裝起來並組織規模龐大的行動去保護現已陷入困境的環境平衡的過程中，這些抵抗戰士們正拼盡全力以引起全世界去注意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真相。他們激發了我們這些對這一危機已有所認識的人的鬥志，因此他們的事蹟至少應在這裏講述幾件。

作為個人，今天的抵抗戰士通常都具有心理學家們在經歷了二戰的那些人身上所發現的個性特徵。不管這些新戰士們住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或住在出現環境危機的工業國家的某些地區，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是些普通人，都有深刻的善惡意識，而這種善惡意識通常是由他們強有力的並且關懷備至的父母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給予他們的。他們頑強地拒絕改變其原則，甚至在敵對力量顯得不可戰勝、會置他們于死地時仍然如此。其中的一個人就是前巴布亞新磯內亞的最高法院法官T.巴尼特，他也是總理的憲法顧問。巴尼特險些被刺殺，不得不於1989年12月逃離巴布亞新幾內亞。這是在他提交了一份頗具膽量的長篇調查報告後所發生的事情。他調查了在巴布亞新磯內亞大規模砍伐森林的狀況以及有關木材銷售公司營私舞弊的傳聞。他那份長達20卷近6000頁的報告描述了聳人聽聞的濫用職權現象：日本公司對高級政府官員行賄；在森林中建立強迫勞動營，迫使當地人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每週工作7天；慘無人道地摧毀他人家園；大規模逃稅以及普遍的腐敗現象。

雖然政府指定巴尼特去進行這項調查，但當局並未打算接受他的調查結果。與腐敗有關的文件被故意燒毀；他的最終報告在巴布亞新磯內亞被官方扣壓下來。他點出的公司有三洋和住友，這些聞名於世的公司在印尼和馬來西亞就留下了大規模毀滅森林的劣跡，而現在巴布亞新磯內亞又成了他們的另一個目標。

與巴尼特開始調查的同時，在巴布亞新磯內亞西北2000英里之遙的地方，馬來西亞沙撈越的幾千名本地居民手挽手組成一道人牆，封鎖了深入熱帶雨林的伐木通道，拼盡全力要阻止毀滅性采伐。在沙撈越也和在巴布亞新磯內亞一樣，一項調查揭示出，主管森林的政府官員們據說從那些想毀滅森林的公司那裏接受了錢而作出了讓步。出於商業上的壓力，政府很快通過了一項法律，確定封鎖伐木通道為非法。當水土流失現象日益嚴重以致當地水源已遭破壞而無法飲用時，本土居民，其中包括彭南族、肯亞族、卡亞族、克拉比族以及龍巴望族和伊本族，終於開始介入這一事件並將其決定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些依靠這一正在迅速消失的森林而生存的人們尤其悲慘。儘管這些抵抗戰士們戰勝強大的反對力量的機會微乎其微，但他們的英勇氣概引發了全世界的抗議浪潮，至今尚未平息。

彭南族是沙撈越本土居民中的一支，他們在一個叫作“地球之友”的環境保護組織的幫助下向美國派出了一個代表團。在一個冬日，他們走進了我的辦公室，看上去有點像另一個世紀的來客。他們頭上戴的草帽和那些木制手鐲是他們家鄉文化僅存的一點跡象。他們身穿借來的毛衣以抵禦不習慣的寒冷。彭南人通過一個不畏艱難而學會了他們的語言的譯者描述了那些伐木公司如何安裝了強光燈日日夜夜持續不斷地毀滅著森林。像那些處於被圍困的城市中己被炮火嚇壞了的居民一樣，他們述說道，即使是季風到來、暴雨傾盆也無法減慢鏈鋸和伐木機械摧毀其祖輩家園的步伐。臨走之前，他們交給我下述聲明，它已被翻譯為並不流暢的英語：

彭南人擁有的幾乎所有的森林已消失了。河水已經變得混濁不堪，特別是在像目前這樣的雨季之中。許多村民感染了疾病。孩子們經常肚子疼。食物不足。我們必須到很遠的地方去尋找食物。如果幸運的話，也許一兩天之內能夠找到一些食物……草藥也很難找到。當我們於1987年7月至10月建立了封鎖線之後，情況有所好轉。河水開始變清。毀滅森林的行為暫時停止了……許多員警和士兵帶著武器、開著直升機來了。

我們說，涉及彭南人的問題使我們建立起封鎖線。彭南人想要回祖輩的土地和森林。那些員警和士兵回答說有了新的法律。假如不打開封鎖線，我們將被抓起來送進監獄。我們彭南人不想用武力和他們對抗。我們不想讓家庭和村民們受到傷害。當那些員警和士兵打開封鎖線時，我們並未抵抗。我們去找員警幫忙，但他們不來。只要公司一開口，員警就來了，駐紮在離村子不遠的地方很長時間不走。新法律為什麼這樣嚴厲？我們要能幫助我們的法律。但這新法律太讓人失望了。我們沒有被武器所消滅，但我們的土地被奪走以後，也就等於消滅了我們。

這是這場戰爭的前線，橫掃全世界的這場對抗自然的戰爭的前線。彭南人的這些話令人心有餘悸地回想起埃塞俄比亞人在1935年面臨墨索里尼的軍隊入侵時所發出的哀求以及匈牙利人在1956年蘇聯坦克隆隆駛過他們的街道時要求援助的呼籲。無權無勢的弱者是首當其衝的犧牲品，但那無情的、永不饜足的力量蠶食和掠奪地球的行徑將很快喚醒人們的良知。他們直到現在才開始理解這些警號以及那些被壓抑的、請求幫助的呼喊。M.尼亞默勒牧師在他那頗為有名的講話中談到納粹是怎樣得以征服整個社會的：“在德國，納粹首先撲向共產黨人，而我並未大聲呼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然後他們撲向猶太人，我也未大聲呼籲，因為我也不是猶太人。接著他們開始對付工會，我仍未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也不是工會分子。後來他們轉向天主教徒，我仍未說話，因為我是一個新教徒。最後他們轉向了我，但這時已沒有人能夠為我說話了。”

有一個人曾為這新的抵抗運動大聲疾呼過，他就是門德斯。1988年末，參議員T.沃斯、J.漢茲和我以及眾議院議員J.布賴恩特、G.西科爾斯基與一個觀察員代表團一道前往巴西去會見門德斯。他當時大概已成為近年來這些抵抗戰士中最有名的一個了。然而，就在這時候，他剛剛被一幫富有的大地主們暗殺。門德斯是亞馬遜地區阿克里州人，他組織並領導著采膠人，他們收穫熱帶雨林所慷慨奉獻的、可再生的果實：水果、堅果、還有橡膠。他們從橡膠樹上割取膠汁，做成橡膠。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助於保護雨林，但他們現在卻成了那些追求商業利益的人的絆腳石。那些人要利用這片森林，要把它推平或燒毀以便將來用作臨時牧場。門德斯和那些采膠人一次又一次試圖阻擋推土機開進雨林，並拒絕讓那些破壞者們穿過雨林去點火燒毀附近的林地。此後，門德斯更進一步採取了一些可長久實行的措施以使人們能從雨林中獲益。他還推行了一系列頗具想像力的計畫，鼓勵農民們不要去摧毀他們的土地而是與之和諧相處。他對問題的複雜性的認識逐步深化，他天然的領導才幹也不斷發展，最後他步入了政壇。但那些土地所有者們的財富和權力使得他註定要失敗。當他再次向他們的權益發出連續不斷的挑戰時，隨著一支獵槍的巨響，他們殺害了他，事情就發生在耶誕節的前三天，當時他正站在自己的家門口。

到達阿克裏後，我們會見了門德斯的遺孀伊爾紮瑪以及門德斯在采膠人運動中的同伴，他們發誓要繼續與毀滅亞馬遜地區的行為作鬥爭。他們的戰鬥遠未結束：這場運動中的許多並不像門德斯那樣知名的人也被殺害了，而且如果沒有全世界有組織的支援，就無法保住這片雨林。但門德斯並非白白死於暴力，因為他的死亡把全球的關注目光都戲劇性地聚集在對世界上這個最典型的生態系統所構成的嚴重威脅上來了。門德斯很想活下去，但他也準備好了死亡。在他最後一次訪談中有這樣的預言：“如果天使下凡並保證我的死亡能使這一鬥爭發展壯大，那麼這倒是一個公平的交換。”

如果門德斯地下有靈，那他就會十分讚賞一位名叫W.馬特哈伊的傑出的肯雅婦女。馬特哈伊理解在植樹這一簡單行為中所蘊涵的力量，創立了綠色地帶運動，組織婦女植樹來防止水土流失。這一運動的成員現已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裏栽種了800多萬棵樹。1990年秋，我在肯雅鄉間和綠色地帶運動的成員一起呆了一整天。他們向我解釋說，植樹活動還為婦女之間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機會，她們相互間分享關於計劃生育的資訊並傳播控制生育的技術。不僅如此，她們的苗圃現已成為本地食用作物的基因庫，精心保留了那些可適應肯雅各地不同海拔和土壤類型的局部環境的物種。馬特哈伊在運動的初期曾遭受迫害並被監禁，但她現在已聲名遠揚，沒人敢對她輕舉妄動，而且對她們所施加的大部分迫害行為也已停止。

從馬特哈伊的例子中，全世界都可汲取另一種有關可行性的教益。她和她的同伴們以經濟利益為誘因來鼓勵人們植樹，她們發現了一個有助於確保她們成功的關鍵性因素：報償並非來自於栽種之時，而是來自度過精心哺育階段並成長壯大自立自強之後。在全球計劃生育的倡導者中，最富有特色的一位就是泰國的默猜·維拉瓦伊達，他常被人們稱為“控制生育方面的P.T.巴納姆”。泰國的人口增長近年來大大減速，從1970年的3.2％到1990年的不足1.7％。維拉瓦伊達滑稽幽默的宣傳倡導為此作出了貢獻。他說：“假如你能使人們談笑風生地議論計劃生育這一話題，那麼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儘管他的一些宣傳招數可能顯得有些非同尋常——如其中有用避孕套吹氣球競賽；有他稱之為“員警與橡皮套”行動，即讓交通警察在新年前夜分發避孕套；還有給那些賣夠一定量避孕套的出租汽車司機支付汽車保險金的計畫——但他同時建立了由幾千個計劃生育中心所構成的網路系統，這些中心在泰國與愛滋病所進行的鬥爭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門德斯、馬特哈伊和維拉瓦伊達身處不同的大陸，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像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身於抵抗運動的男男女女們一樣，他們並未給這一新的事業帶來任何需要特別訓練或豐富經驗才能掌握的東西。他們的特別之處在於：這些獻身於拯救環境的人們大多數都是“普通人”，他們只不過具有較敏感成熟的善惡意識以及堅持自己信念的勇氣。他們並不是那種愛尋釁鬧事的人，但他們在面臨不公正現象時卻勇於挺身而出。

家住田納西州圖恩鎮的斯特林夫婦也並未尋釁鬧事。他們當然也從未想到他們的善惡觀念會最終包含在以壓倒多數通過的兩條新的、約束危險性化學廢物處置方式的聯邦法律之中，這也是在廢物處置案中由陪審團所通過的最大的法律判決案中的一個。他們開始時只是發現他們水井中的水味道變得有些特別，後來他們才明白，這種怪味源自從75英里外的孟菲斯開來的卡車在他們的土地附近的溝裏所傾倒的不知什麼東西。他們明白這不公平。

有時一個較大社區的普通居民會全體奮起抗爭。幾年以前，一個名叫白朗寧—費莉絲工業公司的廢物處置企業通過一個有名無實的代理人開始私下購買田納西州亨德森縣第40號州際公路旁的一大片地區的全部租用權。1983年耶誕節前夜傳出消息：布朗寧—費莉絲工業公司計畫在亨德森縣北部建立一個區域性大型危險廢物處置設施。耶誕節早上，這個縣的兩萬多居民幾乎顧不上打開他們的聖誕禮品就開始著手反擊。幾個星期之後，每一個小學生都完成了一幅色彩繽紛的招貼畫，以個人不同的方式描述了為什麼必須反對白朗寧—費莉絲工業公司的計畫來保護亨德森縣的環境。這些招貼畫貼滿了法庭從一層到三層的每一寸可用牆壁。要說孩子的父母們對建立危險廢物處置設施而憂心忡忡是不準確的，他們對自己能夠阻止這一計畫信心十足。正像他們之中的一位名叫布洛克的婦女在聽證會上站在一大群點頭贊許的男女面前所說的那樣：“你們不明白，那東西決不會建在我們這兒的。”

這一運動與所謂“這種事不能發生在我的後院”的那種本能反應不同，它的組織者堅持進行耐心細緻的收集和分析事實的工作，其中不僅包括這個公司提出的計畫，還包括所有處置這類由布朗寧—費莉絲工業公司運送的危險廢物的計畫。幾個月之後，在離此地不遠的田納西州傑克遜鎮舉行的國會聽證會上，一些在廢物處置技術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們證實說，亨德森縣的人們遠不像代表白朗寧—費莉絲工業公司的那些支持這一廢物處置設施的所謂“認真負責”的人所描述的那樣是一些感情衝動、頭腦發熱的人們，他們在解釋那些化學書籍和科學研究報告方面毫無差錯。而這些資料表明這一處置廢物的計畫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最後，在亨德森縣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未能建起這些設施。布洛克和她那名為“人類反對致命垃圾”的團體並未就此止步，而是在發展全州以及全國的立法鬥爭中繼續走在最前列。他們的道德權威來自這樣一個事實：真理在他們一方。這與黨派政治毫無關係，因為亨德森縣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共和黨人占大多數的地區之一，而這次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毫無例外地大批加入到這場抵抗運動中來了。

然而，有些“後院”卻已經遭到嚴重污染。看一看地處巴吞魯日與新奧爾良之間密西西比河下游谷地的癌症走廊吧。美國1/4以上的化學產品出自那裏，而全國某些癌症的最高發病率也出現在那裏。P.布賴恩特是一位非洲裔美國政治活動家，他于80年代初在聖查理斯縣組織公共住房租住者運動，開始投身於政治活動。現在他把目光轉向了那些居住在聯合碳化物公司以及蒙桑托聯合公司附近的兒童所患的多發性眼疾和呼吸道疾病上來。在他看來，癌症走廊之所以存在，原因就在於種族歧視和那裏的人們在政治上任人宰割的狀況，而許多人都持有和他相同的看法。

我在亞特蘭大召開的一次大部分由白人出席的南部環境大會上見到了布賴恩特。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那樣，“環保主義者大多是中產階級人士。大家都說英語，但我們所說的並不總是具有相同的效力。大家必須拋開那些使我們相互隔離的習慣而共同努力，就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也該這樣做。”他的想法還真的實現了，他組建了一個環境與勞工組織聯合體，這個聯合體提出一項路易士安那州有毒品規劃，對路易斯安那州於1989年通過第一個空氣品質法案起了很大作用。

但這一聯合體並未就此壽終正寢，布賴恩特就這一問題的看法也已不僅局限於癌症走廊了。第二年參議院審議清潔空氣法，布賴恩特和一個與他的規劃相關的全國性團體提醒我注意一個極為明顯的漏洞：這個法案竟允許那些公司通過購買處於其設施下風方向的一片區域來排放有毒空氣污染物（那種最為致命的空氣污染），以此規避較嚴格的排放標準。這些區域被環保主義者們稱為“死亡地帶”，沒有人居住並通常緊鄰貧民區，而貧民區中的房地產價值也會因此降低。每當風向改變，那些預計會落在死亡地帶的有毒污染物當然就會飄落到其他地方，而最常見的情況是飄落到那些貧窮的黑人家庭居住區。這一全國性聯合組織有助於通過一項修正案來彌補這一漏洞。

由於那些為貧窮和受壓迫的人而奮鬥的社會活動家們始終擔心環境保護運動會把人們的注意力從他們最感迫切的問題上轉移到它處，於是布賴恩特的看法便顯得尤其重要了。情況正像他所說的那樣，“環境是這個國家的最大問題。作為一個非洲裔美國人，我渴望自由，但得到的是一個遭到了嚴重破壞的環境，這將使我的希望蒙上一層深深的陰影。如果我們想在這一問題上取得長足的進步，那我們就不得不實現非洲裔美國人和歐洲裔美國人的聯合。”

當然，有時那種“後院本能”反應會產生怎樣以及在哪里設置那些不受歡迎的設施這類問題。事實確實如此，那些爭辯最激烈、火藥味最濃的政治議題就是那些在某地設立新的垃圾填埋點或傾倒站而其附近的居民卻感受到威脅的提議。不過我發現當一項這類計畫確實頗有益處時，那些正在反對它的人往往緩和了他們的立場，或至少已不那麼容易從外界獲取支持了。而更常見的是，支持設立某項會產生嚴重環境問題的設施的人往往試圖通過指責對方採取那種所謂本能的“後院”態度來轉移人們對真正的問題的注意。儘管人們在反對這些方案時有時確實過於自私了一些，但在我看來，這種“後院”綜合症卻是一個健康發展趨勢的開端。實際上我確信，當“後院”一詞的含義擴展到包含每個人所呼吸的那一部分空氣時，對採取措施來保護全球大氣環境的政治支持最終會大大增長。

發生這種變化的催化劑將來自科學的前沿陣地，來自諸如羅蘭德這樣的科學家。他曾於1974年發現大氣中的化學成分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於普遍使用氯氟烴，地球大氣中氯濃度大大增加。但當他與在位於歐文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一道工作的M.莫利納博士宣佈了他們那令人不安的發現時，羅蘭德卻受到了某種形式的“科學迫害”。一時間，他受邀在科學會議上演講的次數減少了。至少有兩次，那些從這類“可疑”的化學產品中獲利的公司威脅說，如果羅蘭德參與某項研究規劃的話，他們就要撤銷對學術研討會的資助。但羅蘭德有著堅定鮮明的善惡觀念，決心要鬥爭到底。到現在他已鬥爭了17年之久。他和妻子瓊安娜一起前往世界各地，參加各種學術會議，為自己的觀點辯解，並耐心地與所有對手周旋。

主要由於羅蘭德堅定不移的努力以及國家航空航天局的莫利納和R.沃森這樣一些同事的協助，臭氧洞於1987年突然出現在南極上空時才受到全世界的注意，S.所羅門博士帶領一個緊急科學考察隊前往南極並證實了羅蘭提出的假設。現在，許多國家終於開始行動了，氯氟烴的作用已是不容爭辯的事實。然而，這種威脅生命的化合物仍在向大氣中排放，有些國家仍拒絕加入到禁止使用這種化合物的全球努力之中。

一些抵抗運動成員己把保護環境的鬥爭從科學刊物和學術論壇領域擴大到自己的後院，又從那裏擴展到大公司董事會和國會大廳。一位名叫L.德雷珀的傑出婦女在自己的廚房中加入了這場鬥爭。我於1989年初聽到了她那英勇的鬥爭事蹟。當時她聽到通用電器公司打算向大氣中排放大量的氯氟烴之後不久，來到我的辦公室尋求幫助。而實際上，通用電器公司已經開始排放這種化合物了。正如她給我講述的那樣（後來被通用電器公司所證實），一位修理工敲開了她位於馬里蘭州埃利科特鎮的家門，對她說她那台較新的電冰箱上的壓縮機有毛病，需要更換。實際上，一些通用電器公司的官員認為他們組織這一行業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返修計畫是在表明他們的遠見卓識與負責精神；他們打算更換大約一到二百萬台可能會出毛病並使一些食品變質的電冰箱壓縮機。

德雷珀說，那位修理工走進她的廚房，開始檢查她的電冰箱。“接著他就叫我打開窗子。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我這樣做，不過我還是打開了。突然之間，我就聽到一聲巨大的“撲哧”聲。”曾為環保組織工作過的德雷珀立即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舊壓縮機中的氯氟烴正從她的電冰箱裏通過窗戶直接排放到大氣之中。震驚之余，她向這位修理工提出抗議，當他解釋說這不過只有幾盎司時，德雷珀拒絕接受這一說法。她開始著手調查這次返修計畫究竟涉及多少電冰箱並用總數乘以每台冰箱所排放的氯氟烴。最後，她確定在這次返修計畫中至少有125噸、甚至多達312噸的氯氟烴會進入大氣。她決心阻止通用電器公司的這一行動，但她陷入了兩難困境的挑戰：她的父親和祖父都曾是通用電器公司的長期雇員，而她丈夫曾為這個公司工作過10年之久。開始時，德雷珀採取了最普通的行動：打電話給這個公司，指出他們的所作所為錯在何處。公司回答說這麼小的排放量根本用不著擔心。於是她決定向當地和州政府官員投訴並最後找到了美國環保局。即便如此，她仍未取得任何進展。當她來到我的辦公室時，她已和公共利益調查團取得了聯繫，計畫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全國發出呼籲，抵制通用電器公司的所有產品。

公司對德雷珀堅持不懈的努力作出了回答。他們徹底改變了公司有關氯氟烴的政策，成了這一行業中削減氯氟烴的帶頭人。他們制定的標準另一些競爭對手還須努力才能達到。通用電器公司還發明了一種特殊設備來搜尋、回收氯氟烴，使它不至於任意排放，並用它來清除環境中的氯氟烴以補償他們在返修計畫中排放這種物質所造成的損害。擬議中的抵制運動並未實施，而這位原家長教師協會的志願者德雷珀現全力以赴投身到拯救環境的活動中去了。“我要繼續戰鬥，”她說道，“如果有更多的人在為此而戰，我們將會取得更大的進展。”

羅蘭和德雷珀實際上可以說是同一條戰壕中的戰友。但這場戰鬥並不僅僅涉及氯氟烴。從根本上說，它所涉及的是整個人類文明與全球環境的關係。各個階層、各行各業的人們開始逐漸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我們也逐漸清醒過來，意識到我們迅速擴張的文明所構成的那種總體威脅。雖然抵抗力量在發展壯大、日益成熟，並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功，但拯救地球的這一總體戰爭卻並未打贏。要改變這一狀況，只有全人類在汲取這些先驅者們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他們的英勇氣概和犧牲精神的激勵下，盡最大努力來面對這一前所未有的威脅才可能成功。

此外，我們不應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抵抗運動延緩了法西斯主義的前進步伐並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全世界最終覺醒並於1941年至1945年間把戰勝法西斯主義作為其中心組織原則之前，法西斯主義並未停止其無情的、征服世界的進軍。人們大多忽視了早期的警告。1936年6月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通過國際聯盟向全世界發表的講話就是一例。他的國家是遭受軸心國入侵的第一個國家。他描述了墨索里尼的軍隊所犯下的邪惡罪行，包括使用毒氣的罪行。他說道，“士兵、婦女和兒童、牲畜、河流、湖泊和草原持續不斷地被浸染在這種致命的雨霧之中。為了系統地滅絕所有生靈，為了確保毒化水源和牧場，義大利指揮當局命令其飛機一次又一次地出動。”塞拉西說，他不僅想描述對他的人民所犯下的這些罪行，也想說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很快也將面臨同樣的侵犯。他說，他是來“提醒歐洲，如果她俯首接受這一既成事實的話，等待著她的這一末日就將降臨……。上帝和曆史將記下你們所作出的決定”。

世界現在又一次走到了一個重大關口。無情的鐵蹄又一次踏遍全世界，留下許多受害者，而英勇的男男女女們則再次奮起阻擋那種毀滅性力量的進程，呼籲全世界協同抵抗這一進犯。但這一次我們是在向我們自己進犯，摧毀著把我們自己也包含在內的生態系統。其結果就是，我們現在正面臨著一場全球性內戰，這場內戰在那些拒不考慮文明的嚴酷進程所帶來的後果的人與那些不願在這一毀滅性進程中做沈默羔羊的人們之間展開。越來越多的有良知的人們在努力加入這一抵抗運動，但現在已到了該把這一鬥爭作為世界文明的中心組織原則的時候了。我們已經得到了警告：如果我們“俯首接受這一既成事實”的話，那等待著我們的將是什麼樣的命運。上帝和歷史將記下我們作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