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的民粹政治─嘴喊「民粹」究竟「民粹」如何？

近年來歐美國家民粹主義興起的原因探析

近年來，民粹主義如幽靈一般，徘徊在一些歐美國家上空。2016年，英國脫歐成功，民粹主義力量“功不可沒”。同年，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也離不開民粹主義的推波助瀾。儘管在2017年3月的荷蘭議會選舉中首相呂特獲得連任，號稱荷蘭“已經叫停民粹主義”，但2017年的德國大選將鹿死誰手，尚存懸念。波蘭、匈牙利、土耳其等新興經濟體的民粹主義力量也蠢蠢欲動。與歐美等地民粹主義浪潮風起雲湧不同，拉美的民粹主義似有衰退之勢，但民粹殘餘力量不可小覷。

美國佐治亞大學專事民粹主義研究的專家卡斯·穆德認為，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反映出歐美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與日益主流化。為何近年來歐美國家民粹主義風起雲湧？民粹主義產生與興起的機理需要從綜合的視角進行探析。一般而言，民粹主義的興起源於四方面原因：

一、政治、經濟、社會不公
政治不公、經濟社會危機催生的失望、憤怒與不安全感為歐美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土壤。資本主義自身的制度缺陷，導致權利分配不公、精英利益集團腐敗。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民粹主義興起往往出現在經濟蕭條、社會不穩定的背景之下。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讓歐美國家的普通家庭損失慘重，儘管精英對經濟衰退、收入增長緩慢、失業、不平等、移民和恐怖主義等問題採取了一些措施，但要麼這些措施損害了一些選民利益，要麼改革力度未能讓選民滿意，被認為是“民主不作為”的表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民眾需要幅度更大的改革計畫與更大膽果斷的領導人，激進的民粹主義者的承諾便迎合了這種大眾心理預期。

從政治心理學的視角看，民粹主義的大眾心理基礎在於對政治權利被損害的不滿、對政府治理無能的失望、對精英利益集團的反感、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對主流文化被挑戰的憂慮、對人生失控的不安、對被移民邊緣化的恐懼。此外，民粹主義也源於現代化進程對民族心理產生的衝擊。

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看，社會結構的變化是民粹主義產生的重要原因。中產階級、民間組織、公民社會的式微，給民粹主義留下了擴展的空間。選民社會階層與精英階層同樣分化，中下階層的選民與新興精英階層因改變現狀的需求一致而結成民粹主義聯盟。經濟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都比較低是民粹主義者的基本特徵，而在整體社會環境中，對生活的滿意程度、社會的安定程度和對剝削的感知也是影響民粹主義產生的相關因素。

在歐洲國家，對移民與歐洲一體化的排斥在激發民粹主義產生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教授保羅·塔格特在《民粹主義》一書中寫道，民粹主義是“晴雨錶”，可以診斷政治體系的健康狀況，民粹主義浪潮洶湧表明歐洲病得不輕。歐洲不少研究民粹主義的學者將視野投向了右翼民粹主義問題，尤其是民粹主義政黨問題。

研究表明，危機和全球化都與民粹主義的興起息息相關。民粹主義運動往往被描述為全球化受益者與被拋棄者之間的“全新階級戰爭”。歐債危機、移民與難民問題導致歐洲民怨沸騰，促使左翼或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認為，移民問題是導致歐洲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關鍵因素。2015年，歐洲接受了高達7600萬的移民，對移民問題的焦慮比經濟疲軟與社會不公等問題更能影響選民的投票傾向。

民粹主義者反對精英與移民的原因在於，他們將精英、移民分別看作是威脅自身安全與權利的“內敵”與“外敵”。大部分歐洲選民認為，重要的事情不取決於政治精英的講演，而在於政治精英們對歐洲一體化與移民等問題的態度與政策。而政治精英確實不願意在重要的事項中涉及這些問題。

因此，英國脫歐與特朗普競選都攻擊“腐敗精英”扼殺“人民”，背叛了“民眾意志”（或“沉默的大多數”）。經濟的蕭條使得歐洲並沒有多餘的能力負擔難民，歐洲一體化又使之雪上加霜。許多歐洲人指責失去國家主權（自決）的現狀，並希望其國家奪取已交給歐盟的權力。因此，民粹主義的出現為底層人民帶來了希望，民眾迫切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與訴求，甚至用投票表達失望、憤怒的情緒與不安全感。

二、“文明衝突”的內化
國內政治與文化生態發生變化，為歐美國家民粹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政治與文化環境。歐美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變成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需求與落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誰能讓民眾相信其能提高生產力、滿足精神文化需求，誰就能贏得民眾的更多支持。在臺上的精英以往的政治失誤與問題已經在選民心中留下了陰影，選民對政治精英產生了“審美疲勞”與信心、耐心“赤字”，在野的民粹主義者則針對相關問題進行炒作，並承諾滿足民眾的物質、精神需求，民眾求變的心理極易被民粹主義者利用。這點在美國選舉中尤其典型。對選民而言，選擇希拉蕊就是選擇奧巴馬的政策，對奧巴馬不滿意的選民寧願選擇政壇新人特朗普，以求變革、改善境遇。

當競選者的經濟政策趨同時，競選者的文化與價值觀差異便成為選民的重要考量。從這個角度看，“文明衝突”的內化成為民粹主義產生的一大誘因。在國家不景氣時，老調重彈的建制派政治精英很難迎合民眾求新求變的心理。從歐洲“新中間”和“第三條道路”的出現到“意識形態的終結”，反映出選舉中待投政黨的經濟政策缺少足夠差異，此時決定勝負的關鍵便在於文化與價值觀的分野。

很多對英國脫歐、特朗普及歐洲民粹主義候選人支持者的分析顯示，影響選民的更多因素是文化與價值觀，而不僅是經濟（諸如不平等現象加劇或貿易的影響）。文化程度較低階層與較高階層往往“互黑”，如城市中的受教育階層將支持英國脫歐或支持特朗普的選民斥為“愚蠢”“粗野”。

哈佛大學教授西達·斯考科波與其學生凡尼莎·威廉姆森在採訪了數百位右翼民粹政黨“茶黨”的追隨者後指出，這些人追隨“茶黨”的最大動力是文化，而非經濟。密歇根大學教授羅奈爾得·英格哈特與哈佛大學教授皮帕·諾裏斯發現，經濟不安全感並非導致民粹主義產生的主因，而民眾價值觀受到挑戰、文化上的反感與抵制會激起民粹主義。該觀點得到了一些著名學者的認同。如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學者約瑟夫·奈指出，民粹主義等反精英思想可能源於兩種情緒：經濟上的不滿與文化上的憤懣；就算沒有經濟全球化，文化、人口的變遷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民粹主義。

美國當代政治學家亨廷頓在繼《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後的重要著作《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中，將“文明的衝突”視角由國際轉向美國國內，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盎格魯-薩克遜新教種族主義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或許是“文明衝突”在國內的政治呈現。按照亨廷頓的邏輯，與過去“文明衝突”限於“國際戰場”不同，移民與人口的流動將“文明衝突”的戰場轉移到國內戰場，歐美反穆斯林文化與穆斯林的抗議現象也說明了這點。在文化與社會意義上而言，民粹主義可被視為傳統共同體對新興社會與文化群體的反擊。

三、他國民粹主義的外溢效應
無力的建制派政治精英對民眾需求及社會問題應對無方，加上社會問題的外溢與傳染效應，一國的民粹主義可能由他國的民粹主義激發。選民寄希望于民粹主義者，與其說精英被民粹主義者打敗，不如說精英自身出現問題，自己被自己打敗。被民粹主義者利用的各種問題與矛盾，有些是過往精英政策的失誤造成，有些是精英應對不力留下的隱患。政治精英以往過於關照少數群體社會與商業精英，與民眾脫節，為民粹主義者的挑撥離間提供了契機。例如，希拉蕊脫離美國中下層白人選民的傾向曾被奧巴馬與克林頓指出，但這一傾向未能得到改觀，因此為特朗普提供了機會。同時，建制派精英將精力與資源過度投向國外，未能足夠重視國內民眾，從而導致選民不滿。

例如在歐洲，不少國家精英將一些主權（權力）與資源從國內讓渡給歐盟，對老齡化、福利負擔、難民危機等問題的處理便缺乏主動性，選民便會怪罪于歐盟，從而激起反全球化、反歐盟等民粹主義思潮。正如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會引起報復與傳染反應，政治上的民粹主義照樣會引起他國類似的反應，民粹主義的外溢效應在歐洲屢見不鮮。

例如，針對2017年3月發生的德國與荷蘭當局阻止土耳其官員入境拉票事件，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安卡拉辦公室主任奧茲古爾稱，該做法表面上可安撫本國極右翼排外民粹主義選民，但會增強土耳其國內的民粹主義。土耳其的左翼民粹主義強調用競爭力的實際匯率支持國內工業和就業、支持勞工，通過補貼、社會計畫與國有化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土耳其的右翼民粹主義則主張國家撤回到主要的監管職能，強調資本利益，忽視勞工利益，實施保守的宏觀經濟政策。近年來，隨著土耳其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復興，民粹主義在土耳其的影響力可能會持續。

四、科技革命與網路技術的重構效應
美國學者克雷格·卡爾霍恩指出，民粹主義不僅來自經濟社會變革、更廣泛的政治參與，也來自於新媒體的作用。一方面，科技革命減少了就業崗位，加大了中下層民眾的收入與生存壓力，加劇了經濟社會不公。另一方面，網路與新媒體的傳播效應為民粹主義者擴大影響提供了工具。與過去媒體被政治精英控制不同，隨著互聯網與新媒體的發展，利用媒體的門檻降低、便利性提高，民粹主義者或小人物都可以利用互聯網與新媒體宣揚自己的觀點，對建制派政治精英的觀點形成衝擊。實際上，雖然美國前任總統奧巴馬也善於利用新媒體進行競選與執政，但他只是將新媒體用作與選民溝通的正常媒介，並未濫用新媒體刻意煽動輿論，而其繼任者特朗普則刻意排斥傳統媒體，濫用新媒體煽動民粹輿論，醉心於當“政治網紅”、進行“推特治國”。

綜上所述，民粹主義的起因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民族、文化、科技等多個方面，需要運用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民族政治學、政治心理學、政治傳播學等跨學科視角綜合考察。政治與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經濟社會問題催生的憤懣情緒、“文明衝突”的內化影響、他國民粹主義的外溢效應、科技革命與網路技術的重構效應，都是激起民粹主義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場域，上述因素作用的效用各異。總體而言，政治與制度不公是主要原因，經濟社會矛盾是根本原因，憤懣情緒是直接原因，文化矛盾與科技革命是重要原因，外來影響是間接原因。

民粹海嘯來襲 歐美老百姓向體制豎起中指

2016年，是充滿政治驚奇的一年，其中兩起全球矚目的大事件，莫過於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雙雙凸顯了民粹主義的崛起。

對全球化的反撲，以及對大批湧入國境的移民和難民的反彈，在大西洋兩岸掀起一波民粹海嘯。在強力浪潮下，主流政黨潰不成軍，而邊緣小黨，以及原本的局外人，則在民粹推波助瀾下，躍上政治舞台核心。

這群民粹主義者，正在改寫全球的政治版圖，形塑世界的未來。

整個2016年，歐洲和美國的政治趨勢，不可思議地雷同，若要選一個形容詞，來描述當前大西洋兩岸的政治氣氛，答案是憤怒、是焦慮、是民粹。

兩邊的普羅老百姓，憤怒且焦慮的對象也一致，是體制、是政治菁英、是全球化、是移民。

選民的武器就是選票，於是，世人一次次見到人民用選票表達心聲，無聲卻有力地，對體制豎起中指。

第一個大驚奇發生在6月23日，英國。

無論是政論家、民調專家、賭博網站和政治人物都滿心以為，脫歐公投不過是英國和歐盟愛恨糾纏史篇中一個短暫註腳而已，誰也沒料到，這場前首相卡麥隆為了安撫保守黨內右翼疑歐派而承諾舉行的公投，卻一舉扭轉了歷史。

體制內菁英滿地找眼鏡碎片之際，這才終於正視到民粹的力量，以及既成的事實。

「這場勝利屬於真實的人，屬於普通老百姓，」英國脫歐大將，獨立派領袖法拉吉（Nigel Farage）難掩得意地說。

身為獨立黨的門面人物，17年來，法拉吉不間斷地鼓吹英國退出歐盟，在公投前造勢期間，獨立黨強打反移民牌，結果正中下懷。

不難理解，法拉吉和大西洋另一端的川普結為盟友。兩人同樣被歸類為政壇「局外人」，同樣大剌剌地挑戰現有體制。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法拉吉花了好幾周的時間，四處替川普站台，11月9日，川普意外勝選，2016年政治大驚奇，再添一樁。

川普勝選 美國前所未見的民粹勝利

彭博社說，川普擊敗希拉蕊，代表著美國前所未見民粹的勝利，靠的是操弄一群占多數的白人自認成為受害者的情結，這些人把機會的喪失怪罪於即將卸任的歐巴馬總統、以及政治菁英、都市居民和移民。

如同美國，歐洲的政治中間派已經潰散，潰散且失去信用，因此極右和極左派勢力都在擴大。

《經濟學人》指出，所謂「民粹」，面貌其實很多元：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下令警察槍殺毒販；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擴大原住民農民種植可可豆的權利；荷蘭自由黨黨魁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呼籲打壓伊斯蘭教，以捍衛同志權利，並痛斥倡導多元文化的菁英；西班牙「我們可以黨」（Podemos）的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鼓吹佔據銀行閒置的空屋，分配給窮人，並攻擊菁英階層。

這些人都是民粹主義者，但在現今歐美的政治氛圍下，「民粹」則泛指老百姓集體對抗菁英階級，尤其當民眾認為掌權者和群眾脫節，自私、無能、貪腐成性卻又大權在握。

《華爾街日報》也認為，歐美民粹運動之所以興起，推波助瀾的是一群經濟上較無保障的中產階級，他們對移民偷走工作機會或瓜分社會福利的恐懼，加深了民粹的力量。

2007-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美國的經濟復甦緩慢，且極不均衡，使財富集中在少數權貴手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歐洲部分國家則幾乎談不上復甦，加上歐盟力推撙節措施，直接衝擊民眾荷包，在在加深了一般人對主流政黨的不滿與失望，各地行之已久的政治傳統受到猛力搖撼，在此背景下，訴諸反移民、反體制、反歐盟、反全球化的邊緣小黨迅速竄升至政治舞台中心。

民粹蔚為風潮 形成強大反彈

「如同美國，歐洲的政治中間派已經潰散，」美國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歐洲分析家Heather Conley說。「潰散且失去信用，因此極右和極左派勢力都在擴大。」

民粹，立場可以是左傾，也可能右傾。在丹麥、匈牙利和波蘭，右翼政黨勢力急速看漲，而在西班牙和希臘，則是左翼政黨坐大。希臘的極左派「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更早在2015年1月便已拿下執政權。 義大利12月4日舉行了修憲公投，結果是民粹政黨「五星運動」取得勝利，迫使總理倫齊下台一鞠躬。

更引人關注的，是法國和德國兩大歐盟核心國家，民粹的風潮也各自落地生根，且來勢洶洶，成為威脅歐盟完整性最大的變數。

尤其歐盟共主德國，明年9月將舉行國會大選，已經宣布尋求第四度蟬聯總理寶座的梅克爾，先前敞開大門迎接難民入境的立場，飽受反移民的極右派「另類選擇黨」（AfD）抨擊。耶誕前夕的柏林恐攻案，更讓另類選擇黨趁機大作文章，赤裸裸地把12名罹難者的喪命怪到梅克爾頭上。

極右派扭轉德國二戰後政治生態

恐懼氣氛升高，民眾人人自危，據德國畫報（Bild）的民調，恐攻案後，另類選擇黨支持度一舉飆升2.5個百分點，來到一年新高15.5%，梅克爾的基民黨依舊有31.5%的支持度，但較上次民調滑落了1.5個百分點。

聲勢上，成立僅三年的另類選擇黨已成為僅次於基民黨以及社民黨的德國第三大黨，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主義政黨得耗費幾十年才能辦到，AfD簡直在寫奇蹟，尤其德國曾有一段民粹政治衍生成的悲劇歷史──納粹，另類選擇黨的崛起，更是徹底改變了德國二戰後的政治生態。

荷、法則分別將在2017年3月和5月舉行國會與總統大選，兩國目前聲勢領先的極右派候選人──荷蘭自由黨的懷爾德斯，與法國國民陣線的馬琳勒朋（Marine Le Pen）同樣主打群眾對體制的憤怒。

馬琳勒朋11月間公開了她的競選海報，一朵藍色玫瑰，花莖上下寫著：「馬琳總統」。選戰口號則是「以人民之名」。

選擇藍玫瑰作為標誌，隱含的象徵意義是原本稀奇的事件，如今變得再自然不過。她在接受《時代》雜誌專訪時說，「我認為英國脫歐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在在讓不可能成為可能。」

大西洋兩岸，接連兩度把不可能變為可能後，民粹政黨樂不可支。 已卸下獨立黨黨魁職務的法拉吉說，川普的勝利是「超大規模的英國脫歐」，他開始以川普的巡迴大使自居，四處演講，鼓吹新世界秩序的來臨──至少摧毀舊有的秩序。

首先，是政治板塊的挪移。從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分析，傳統上支持左派工黨的勞動階級社區紛紛倒戈，投給脫歐一票，這些地區往往是採礦等舊工業重鎮，曾經繁榮興盛，如今卻落魄潦倒，在全球化浪潮下，居民自覺被遺落在後，無人聞問。

這和美國中西部的「鐵鏽帶」（Rust Belt）一些原本的民主黨鐵票區，轉而把票投給川普，如出一轍。

反映出的政治現實，是社會的裂痕加劇──因全球化而受益的較富裕階級，和自覺被全球化掃到邊緣的勞動階級，更形對立；前者多半定居在大都會中，擁抱多元文化，教育程度較高；後者則來自前工業區，年齡層較高，傾向支持單一文化，教育水平較低。

「我確實相信，姑且不論任何特定選舉或運動，我們必須提防一種粗糙形式的國家主義或種族認同的崛起，這種運動是圍繞著『我們』和『他們』的分隔。」--歐巴馬

其次，是全球秩序的改寫。

川普在選戰中不斷強調「美國優先」，在此前提下，以往美國為了維護世界安全做出的承諾都可撤回；在國際社會上達成的協議可容再討論；為了美國自身利益，既定的全球秩序都可以打破。

法拉奇說，「我們無須遵循現行的任何政治規則，人們喜歡這樣！」

這顛覆了過去至少一世代，西方菁英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貿易和移民等主流價值，但反自由貿易、反移民卻讓川普、法拉奇、勒朋和其他歐洲民粹主義者找到了聽眾。

「在危急時刻，他們得以壯大，因為他們能夠揀選出單純的議題，並提供簡單的非黑即白解決方案，」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資深研究員Rosa Balfour分析。

當前的民粹風潮為何危險？11月間，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任內最後一次歐洲行中，有感而發：「我確實相信，姑且不論任何特定選舉或運動，我們必須提防一種粗糙形式的國家主義或種族認同的崛起，這種運動是圍繞著『我們』和『他們』的分隔。」

西方融合 不再是不可逆過程

英國選擇揮別歐盟，代表西方的融合不再是無可避免，或不可逆轉。歐洲的民粹政黨對於使用同一種貨幣、開放邊界、你儂我儂的聯邦制度毫無興趣，他們要的，是回歸這場融合大實驗之前的模樣。

「放眼全球，整個世界正打散成更小單位，」法拉吉說，歐洲想逆轉這股趨勢，顯示「歐洲根本不明白人類是怎麼運作的」。

歐巴馬對歐洲整合的崇高理想則極為推崇，他說二戰過後，歐洲的一體化締造了半世紀的和平繁榮，這是前所未見的。「在美國，我們都知道當人們開始區別種族、宗教或族群時，發生了什麼事，這很危險。 」

倫敦金融中心、金絲雀碼頭─投資正夯（圖）

民粹派（包括政治上的極右派，也包括極左派）的興起，是近年來歐美國內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現象。隨著英國公投脫歐成真、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極右或曰偏右民粹派這一浪潮愈演愈烈。它與極左民粹派的興起（主要的代表即希臘）相互呼應、相反相成，既反映出選民某些特定的恐懼與期盼，也標誌著民粹派在政治上的不斷成熟和日漸強大。

歐洲的這股民粹風，最早把鼓吹者推上政權的是奧地利1999年的議會選舉。那一次選舉中，約爾格·海德爾率領極右的奧地利自由黨贏得了26.9％的選票，最終與傳統右派保守黨“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這是極右翼在歐洲當代政壇上第一次參與執政。

嚴格地說，今天的歐美民粹派，其政治光譜已經越來越複雜，政策主張與傳統左、右翼“重合”的部分也在逐步增多，與1999年的狀況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同時，根據各國不同情況，其發展方向也在逐步“柔化”；在具體政策和行動上也作了不少調整。如法國極右派首腦勒龐與其父親老勒龐果斷切割，調整政策和言行，減少自己的強硬色彩，不再與對手劍拔弩張、惡語相向，以求博取同情，最大限度地站穩腳跟、奪取選票。

過去，歐美極右民粹派在政策主張上有一些共同之處，在社會政策上，都宣稱外來移民是失業率增高、社會治安惡化的主要因素；在社會福利政策上，大都主張減少甚至取消社會保障；在經濟政策上，大都主張用極端自由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在文化政策上，都公開反對社會多元化。

歐洲的極右民粹派在歐洲政策方面，無一例外都主張加強國家主義、本民族利益至上，更有甚者主張退出歐盟；在國際政策方面，大都反對美國化、反對全球化，呼籲盡可能地減少超級大國對本國的影響。另外，歐美這些民粹派領袖，無一例外都是個人語言特點鮮明、用詞通俗易懂鏗鏘有力，對選民有特殊的吸引力。

如今，新的一些特點又在繼續強化著極右民粹派的共同特徵。

首先，本質上的自私自利、自我保護更加彰顯。體現在貿易上，就是“關起門來”的貿易保護主義。體現在對移民的態度上，就是嚴格審核合法移民、嚴厲打擊非法移民。特朗普主張的在美墨邊境“修長城”最具象徵意義。

其次，反建制，或曰反體制。凡是建制內體制內的，無論是管理當局還是媒體，無論是行為套路還是思維方式，一概否定，自稱要“另起爐灶”。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歐美的絕大多數媒體，談起民粹派來，都是對抗、否定或諷刺的口吻。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都在“妖魔化”著他們。這讓民粹派以同樣對抗的態度對待媒體成為不二之選。

再次，就是迎合“草根”，反精英。以前，極右民粹派的主張在經濟發展相對穩定、水準較高、失業相對較少的地區，和在以家族企業為主的中小企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能夠獲得較多的支援。例如在義大利北部、法國東南部、奧地利和瑞士的部分地區等，主要的支持者是傳統上的農業人口、中小企業主、工商業者等。現在，在法國的失業者和工人階層，民粹派的勒龐得到了高於所有其他候選人的支持。

最後，社交媒體成為民粹派不約而同地主要宣傳、廣告工具。在傳統媒體上發不出聲音的民粹派，只能轉而通過社交媒體這一“非建制”屬性的管道。社交媒體既成為反映草根真實心聲的主要來源，也成為民粹派自我宣傳、攻城掠地的“主場”。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前，傳統媒體幾乎所有的民調都認為脫歐派和特朗普將鎩羽而歸，說明它們已經遠離草根民眾的真實想法。

民粹派的發展方向可怕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民意反彈可以簡單歸納為“矯枉過正”的心理調適過程。在恐襲頻發、經濟停滯、失業率高企，移民、難民爭端充斥著每天生活的情況下，歐美選民們的選擇、國內政治潮流的走向，自有其內在邏輯。但是，民粹派對社會經濟問題的認識過於簡單化、片面化（如認為所有問題都歸罪於外來移民），正導致各民族平等相處的價值觀念面臨挑戰，甚至有可能瓦解。這種前所未有的價值衝擊，應該可以被視為當代歐美社會的某種“革命”了。

對於歐美民粹主義的發展，2016年是有標誌意義的年份。面對難以回避的困境，以選舉為基礎的歐美民主制度是否有能力糾偏？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否具有“自我修復”能力？一旦出現“瘋子”“狂人”，譬如納粹般的幽靈，現在的西方制度體系能否對其實現制衡？越來越多的問題浮出水面，但還都沒有答案。

羅塞夫被褫奪巴西總統職位後發表講話-再度指摘國會發動政變（圖）

在接近同一個時空同一個地區，南美3位女政治強人似乎面對同樣命運。巴西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seff）遭彈劾後被褫奪總統職位，阿根廷前總統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被控危害國家財政，智利總統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一度人氣高漲，現變得民望插水。三人齊陷政治泥沼，令人聯想到是否與性別有關。不過，專研區內事務的專家分析指出，南美的管治存在結構性問題，不論男或女上台，都會面臨危機。

智利總統巴切萊特（左圖）一度人氣高漲；阿根廷前總統克里斯蒂娜（右圖）更被控危害國家財政。 

為何民粹主義在歐美崛起，卻在拉美退潮？

拉丁美洲民眾望著川普之時，會有不少人覺得自己見過這樣的政治人物。不過幾年前，民粹派民族主義者在拉丁美洲的政壇，還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從委內瑞拉的查維茲（Hugo Chávez）、阿根廷的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ández），到厄瓜多的柯瑞亞（Rafael Correa）皆是如此。

如今，查維茲已然離世，委內瑞拉身陷危機；費南德茲不再掌權，更面臨貪汙指控；柯瑞亞則選擇不要在明年的選舉中挑戰第四度任期。帶有民粹傾向的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也在今年的公投中失利，失去了掌權至2025年的機會。

民粹主義在歐洲和美國崛起之際，卻在拉丁美洲呈現退潮，為什麼會這樣呢？

裴隆（Juan Domingo Perón）於1940年代首度於阿根廷掌權後，民粹派民族主義強人就一直在拉丁美洲政壇佔有一席之地。有些人表面上是左派，有些則是右派；所有人都以「人民」的救星自居，反抗「寡頭政治」或「帝國主義」。

他們傾向於忽視權力制衡，傾向於模糊領袖、政黨、政府和國家的界線。

他們的興起，主要起因於拉丁美洲的收入和財富極度不均，一如富有民主國家收入不均上升，刺激了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者為了維繫與「人民」的連結，通常會大肆揮霍；由於通膨侵蝕薪資成長，長期而言，他們在減少收入不均上的成果亦相當有限。

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於2000年代再次抬頭，主因則是經濟成長停滯，以及在1990年代末期重創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查維茲等人極度幸運，在掌權之際碰上了中國工業化起飛，帶動原物料熱潮；現在，這筆收入已然耗盡。

中國經濟成長走緩、朝消費再平衡，拉丁美洲已連續6年經濟成長減速。

委內瑞拉、阿根廷和厄瓜多，全都因為民粹領袖那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而陷入衰退。貪汙也讓部分國家的民眾更加渴望政治能有所變化。

南美洲在歷經長期的左派（有民粹派，也有社會民主派）主導後，鐘擺已再次晃回中右派，例如，阿根廷、巴西和秘魯的新政府，都非常希望能加深與美國的經濟連結。

對拉丁美洲來說，川普勝選來的實在不是時候──至少在川普實現競選承諾、退離貿易協定，並實施保護性關稅之時是如此。

民粹主義在拉丁美洲並未完全消失。

若川普打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建起他承諾的邊境高牆，民粹老兵奧布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在2018年墨西哥總統選舉中勝出的機會也將提高。

不過，民粹主義在許多國家已呈現消退，自由民主派亦有機會保持這樣的狀態，但前提則是，他們得努力提升生產力和競爭力，以重回快速經濟成長並維持社會進展。 

民粹主義是魯蛇的怒吼？

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極左和極右派民粹主義漸漸成為主流。美國的川普即將挾民怨，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不時爆粗口、挑動南海爭議敏感神經的杜特蒂，則準備入主菲律賓總統府。

什麼樣的神秘力量，助長選民對現狀的極度不滿？其中一種普遍的解釋是：全球化帶來的果實，無法讓全人類雨露均霑，於是全球化下輸家的反動，成就了民粹主義大浪。

美國和歐洲領導人藉由一輪又一輪的貿易談判，一點一滴的促成貿易自由化，但同時卻掏空了國內製造根基，限縮低階技能勞工獲得高薪工作的機會，於是基礎技能勞工只能在長期失業和屈就於低階服務性質工作間擺盪。

於是，這些勞工受夠了，他們不願再支持帶頭執行僅有利於「菁英」政策的那些傳統政黨。

這樣的解釋乍聽之下合情合理。畢竟，全球化已根本上改變經濟型態，將低技能的工作都包到開發中世界，而也是民粹主義政治人物最常強調的一點。

從教育角度切入可以解釋民粹主義的興起嗎？

教育成就與收入、勞動市場表現緊緊相扣。在歐洲，平均來說，有大學學歷的人找到工作的機會，比沒有完全高等教育的人高3倍。在受雇員工間，整體來說，大學畢業勞工收入，也比教育程度低者高許多。

但是，如果說是「教育程度決定薪資」引發藍領勞工不滿，因而掀起民粹主義浪潮，那麼我們這幾年，應該會看到低技術勞工市場急速惡化的情況。但事實上，這並不符合現實，至少在歐洲不是如此。

高等教育文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確實在勞動市場比較「吃香」。但現在呢？根據數據，歐洲高等教育職務「薪資優勢」，在過去10年持續萎縮。更細部來看，德國和義大利高等教育和非高等教育勞工的薪資差距拉大了，但法國、西班牙、英國等國薪資差距都拉近了。此外，以就業率來看，低學歷者就業率改善，大幅拉近了高學歷和低學歷者的就業情況。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低技術勞工數量快速減少。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低技術勞工大約比大學畢業生多50%。但到了現在，大學畢業生數量幾乎已經超越了低技術勞工。

如果按照「民粹主義的興起，源於全球化輸家的反動」這樣的說法，當高學歷勞工數量超越低技術勞工，力挺反全球化政黨的選民，應該要大幅減少才是，但這顯然也不符合近年的政治氛圍。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經濟不好這樣的說法來解釋民粹主義這樣複雜的政治現象。但是，卻很容易找到反例。

以奧地利來說，奧地利經濟非常強健，失業率也是歐洲最低，極右派民粹主義政黨候選人霍弗（Norbert Hofer）4月依然擊敗另外兩位中間路線候選人，在奧地利第一輪總統選舉勝出。

奧地利經濟相對穩定，實質薪資上揚，失業率也低，民眾對全球化經濟似乎也不太有怨言。但霍弗高舉反移民旗幟，而這樣的思維其實反映了許多北歐國家的想法。像是芬蘭「正統芬蘭人黨」（True Finns Party）、德國「德意志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都是藉著操作人民對「危險移民」以及「把主權輸給歐盟」這樣的恐懼，催生國家主義者情感。

民粹主義會一直贏下去嗎？

結合以上論點，布魯賽爾的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葛羅斯認為，將歐洲的民粹主義歸因於全球化下輸家的反動，不僅是過份化約，根本就是誤導性的說法。

那麼，亞洲國家菲律賓的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即將成為總統，又該怎麼看？

菲國南部民答那峨島最重要城市達沃市市長杜特蒂（Rodrigo Duterte），預計會在今天（9日）的總統大選中，成為菲國下一任總統。

杜特蒂競選期間的大砲風格，開門見山挑戰貪腐、犯罪和毒品濫用問題，這種風格某種程度上，安撫了許多選民的焦慮。但對其他人來說，他的激烈言詞和聲稱不惜繞過司法程序以外處決所有罪犯的說法，也讓許多人不禁想起菲律賓過去的獨裁政權。

許多分析家認為，儘管全球政壇確實有民粹主義抬頭趨勢，但菲律賓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即將治國這件事，應該獨立拉出來看。

凱投宏觀公司（Capital Economics）亞洲經濟師李澤（Gareth Leather）說：「菲律賓選民還不是非常成熟，這是個隱憂，他人傾向看候選人的個性，而非他們的政策。」

「菲律賓可能會選出一個更有民粹色彩的總統，而這個人恐怕並不清楚國家利益，也無法帶來國家需要的改革。」

而座落在大西洋國家，未來18個月將迎來4場重要的選舉或公投，分別是英國脫離歐洲聯盟公投、美國、法國大選和2017年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那麼，民粹主義會繼續贏下去嗎？

《金融時報》選擇用預測向來相當準確的博彩市場下注情況，來看未來政治走向。而預測結論為，民粹主義將大大吃癟。

首先簽注網站oddschecker.com估計，4個英國人中，只有1人會選擇脫離歐盟。此外，川普和法國極右派的國民陣線領導人瑪琳‧雷朋（Marine Le Pen）當選國家領導人的機會都不高。同時，民調也顯示，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所屬的基督教民主黨將持續主導德國聯邦議院，反移民的「德意志另類選擇黨」得票率大概只能排政黨第4。

簡單的說，西方國家政治的主流情緒是，「其實生活真的還OK」，不過電視新聞不太喜歡這種沒有衝突性和爆點的訊息。以可看性來說，憤怒的民粹主義政治人物更吸睛一點，當然他們的聲音也該被聽見。只是，他們實在不必硬說自己是代表「全體人民」，甚至也不該說自己代表大多數民眾。